蔡京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奸相，他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为千夫所指。蔡京的崛起固然是宋徽宗赵佶的扶持和纵容，但也与他卓越的政治斗争能力密不可分。蔡京在政治斗争方面最厉害的表现，便是借用打击元祐党人来扩充自己的宰相权势，进而达到独霸朝政的目的。面对蔡京的这波操作，宋朝以旧党为核心的元祐党人遭到毁灭性打击，甚至被逐出官场，永不录用。蔡京借机在朝廷各关键位置上安插私人，形成了新官僚集团，达到了独霸宋朝朝政的目的。让人意外的是，宋徽宗赵佶对蔡京权势的膨胀听之任之，居然不加防备。

后世的很多历史学者和爱好者提出了疑问，觉得宋徽宗赵佶对蔡京的纵容太过，造成了宋朝朝政的腐败，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大患。关于为什么宋徽宗赵佶如此信任蔡京，让其独霸相位三年，任由其打击迫害元祐党人的原因，很多史书上将其归于两人的特殊关系上。史书上认为，蔡京之所以能够得到宋徽宗赵佶的无条件信任，就是因为蔡京在书法方面有着非常杰出的成就。赵佶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文化皇帝，他的瘦金体至今为止也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一。蔡京同样在书法上成就杰出，所以有了两人互相信任的基础。

蔡京的书法非常有名，据说北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蔡姓本来指的就是蔡京。后来是因为蔡京当了奸相，在历史上臭名昭著，所以后世的史书才将蔡京替换成了蔡襄。虽然这种说法至今存在争议，但蔡京的崛起的确与他的书法密不可分。在宋徽宗赵佶刚即位的时候，朝廷由皇太后向氏临朝听政，旧党官员纷纷被召回朝廷，仗着向太后的宠信向新党发起攻击。此时作为新党要员的蔡京遭受道多方面的弹劾，最终被迫罢官外放，到杭州当了个闲职。而蔡京正是在杭州遇到了给赵佶采买书画的童贯，这才攀上了赵佶的高枝。

当时童贯是宫中的供奉官，负责给赵佶采买书画。赵佶善于书画，也酷爱书画，所以对书画名家非常追捧。蔡京各种巴结童贯，童贯便把蔡京的书画送入宫中。于是赵佶对蔡京的书画很看重，这才有了蔡京复起，然后击败了韩忠彦、曾布成为朝廷新的宰相。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蔡京就是考书画拍了赵佶的马屁，这才赢得了赵佶的扶持，最终走上了奸相的道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也是一厢情愿的。以书画的名气和水平而论，在赵佶即位时以被发配到海南的苏轼最高，但也没见赵佶将苏轼重新调入朝廷？

从这个角度看赵佶重用蔡京不仅仅是书画方面的原因，而是有着更深的考虑。这个原因前文已经做了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其问题的关键在于，蔡京通过这种方式攀上了赵佶的高枝之后，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势不被其他竞争者夺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蔡京提出了打击报复元祐党人的计划，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祐党人事件”。元祐党人其实就是旧党官员，他们在司马光的带领下，于宋哲宗元祐年间进行了废除新法的元祐更化，所以被蔡京称之为元祐党人。蔡京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是，元祐更化对新党的打击报复是犯罪行为。

经过了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和元丰改制，新党建立起了新的宋朝制度，被称为新法。因为新法触犯了旧贵族官僚的利益，所以遭到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抨击，所以有了新旧党争。因为宋神宗的支持，在他执政时期新党完全压制旧党所以，宋神宗死后旧党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新党进行打击报复，以图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当时宋哲宗赵煦刚刚即位，年仅九岁，由高滔滔临朝听政。所以旧党领袖司马光发起了元祐更化，针对新党和新法进行政治斗争。当时蔡京作为新党要员，新党宰相蔡确的助手，也遭到了政治迫害。

蔡京认为当时元祐更化的政策违法了宋神宗的意志，参与元祐更化的官员应该被追究责任。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当初司马光就是打着高滔滔的旗号“以母改子”，来否定宋神宗的改革的。于是他上书宋徽宗赵佶，立元祐党人碑。在碑上面刻下了旧党官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也就是元祐党人。

元祐党人碑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蔡京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三百零九人，其中陆佃、章惇、曾布等人为新党。蔡京又将碑上的姓名抄录发送到地方各州县，让地方官员照此执行。他通过这种手段大肆的打击和迫害元祐党人，让旧党彻底分崩离析。但这并不是蔡京的真正目的，而是借机发难。蔡京实际上是通过打击元祐党人来揽权，以达到独霸朝政的目的。这从他将新党的章惇等人也列到碑上，就看得出来了。

说白了一个官员是不是元祐党人，并不在于他是否真正的参与了元祐更化，而是由蔡京个人说了算。章惇等人虽然是新党官员，在元祐更化中遭到迫害，但蔡京为了揽权也将其列为元祐党人，然后借机进行迫害。如此一来朝廷中谁敢反对蔡京，谁反对他谁就是元祐党人。这样的政治迫害，比宋神宗的“乌台诗案”，宋哲宗的“同文馆案”更化恶劣，完全是欲加之罪。于是为了争夺政治利益，也为了自保，朝廷中就会有一批官员成为蔡京的爪牙，构成新的政治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也能借着这股风头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无恶不作。

蔡京及其党羽通过这种手段，在朝廷中形成了独霸朝政的势头。他们不但打击报复真的元祐党人，甚至连新党的元丰党人也不放过。在宋哲宗赵煦去世后，被赵煦废除的孟皇后一度被恢复皇后地位，称之为元祐皇后。但在蔡京掀起元祐党人事件后，孟皇后的地位再度被废除。除此之外，他们还打着恢复新法的由头，搞各种恶政来盘剥百姓，攫取私人利益。比如蔡京提出废除科举，改为在太学选官，意图通断官员选拔的渠道。他们设立茶叶专卖制度，改变盐钞法以坑害各地的百姓，从商贾手中盘剥各种钱财。

通过这些手段，蔡京彻底改变了宋朝的政治基础，动摇了国家的根基，也就为北宋的灭亡拉开了序幕。面对蔡京损公肥私的操作，宋徽宗赵佶为什么没有反对，而是装聋作哑的纵容他呢？很多人说是赵佶因为书画太宠信蔡京，对他没有防备，所以被蔡京钻了空子。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其实赵佶扶持蔡京，就是希望蔡京干这个事。他装聋作哑就是让蔡京给他背黑锅，自己在后面享受这种挖国家墙角带来的红利。即便是收到天下士大夫和百姓的反对，他最多就是把蔡京推出来背锅，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害处。

有人肯定要问，宋徽宗赵佶如此操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他都已经是皇帝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实际上赵佶正是因为对宋朝皇帝的权位不满意，才搞出了这些事情。赵佶是自私自利的人，他贪图享乐，不顾国家和民生，但又想做一言而决的皇帝。但是宋朝的皇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宋朝至建国以来就采取制衡政治，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所以皇帝的权力和士大夫的权力是互相制衡的，这是宋朝存在的政治基础。这样的政治基础让宋朝经济繁荣，国内没有大乱，但也让宋朝在行政效率上拖沓，皇帝的权力受到朝廷的掣肘。

无论是旧党执政，还是新党执政，宋朝都延续了这个政治基础。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是政治上的合作者，而不是从属关系。但这是赵佶很不满意的地方，他要想士大夫变成自己的奴才。他必须以新的选官方式来组建新的朝廷，新的官员要围绕着他来转，将他的私欲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利益观不仅违背了儒家和法家的理论基础，也违背了人性的良知。所以他利用蔡京打垮了旧党和新党，但这距离摧毁士大夫体系远远不够，还需要彻底打垮旧的士大夫体系。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赵佶纵容蔡京以元祐党人为由头，开始了一系列操作。

从历史记载来看，蔡京的操作达到了赵佶想要的目的。在蔡京体系下选拔起来的都是一大堆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政治理想，只有做官捞钱的私心。他们不会为国家奋斗，也不会为老百姓请命，只会借用权势拼命捞钱。这些钱一部分上贡给赵佶、蔡京等高层，一部分则成为自己的收益。于是宋朝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下败坏腐朽，看似繁荣的社会表面下藏着国家灭亡的危机。当外敌入侵出现的时候，这些精致利己主义者自然四散逃窜，没有人为国家抵抗外敌。在这种社会生态下，出现靖康之难这种奇耻大辱，就很正常了。

回顾北宋灭亡的历史，可以说危机在宋神宗发动“乌台诗案”就开始了，但正式拉开序幕是从蔡京的“元祐党人”事件开始的。他们采用这种阴谋的政治手段，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最终才酿成大祸。宋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经济巅峰，其繁荣程度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靖康之难发生之时，一个北宋依然吊打整个欧洲。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有着政治腐败的一面，这种繁荣就是畸形的，也是虚假的。当政治腐败出现大面积崩塌后，宋朝的经济繁荣已不能挽救国家的灭亡了，而这一切都是宋徽宗赵佶和蔡京两个书画家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