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字桂庭,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商溪河南岳寺村,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次年参加东征、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营、团、旅、师长,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大会战、昆仑关血战、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敌顽,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1948年于辽沈决战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1991年1月27日,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郑洞国将军的一生,既有铁血征战的经历、彪炳青史的战功、爱国忧民的赤诚,亦不乏传奇色彩:
一、母亲生他时,梦见了一条蛟龙……
郑洞国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父母都唤他为“幺儿”,亦名“蛟儿”。其父郑定琼,是位粗通文墨的正直农民。母亲陈英教,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农家妇女。母亲不惑之年才怀上他,分娩时已四十三岁了。阵痛之际,正值三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迷蒙中,她梦见了一条身披鱼鳞的蛟龙穿过山涧,凌空而起。少许,新生儿呱呱坠地,风停雨歇,鸡鸣声声......这情形,是早在其出生之际就曾于村里乡间传言开的。其父因为妻子产时梦蛟,便将“蛟儿”的乳名赐予新生儿。也许,梦见蛟龙是因其母大龄分娩身虚神幻所致;至于风雨大作,则纯属巧合。不管怎样,这位日后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是在风雨黎明中诞生的。
二、为了考入黄埔军校,他只得冒名顶替……
在黄埔军校校史上,改名报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顶替者却只有郑氏一人。在世人心目中,一般冒名顶替者,似乎皆有不轨之图,然而郑洞国的冒名顶替,却没有一丝非分之想,完全出于悠悠报国心与拳拳赤子情,完全可以印证当时军校门额上的四个大字:“革命者来”。
1924年1月,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忽然闻听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心潮澎湃。虽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的初期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他急匆匆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王尔琢商议。王是郑洞国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广州了。郑洞国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三位在长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四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寻着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眼见郑洞国心急如焚,王尔琢也跟着急。当时在场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与王尔琢一道报考了军校;另一位则是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了。他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便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此刻见郑洞国急成这般模样,便建议顶替他的名去考。郑洞国沉吟半晌,决计冒顶黄鳌之名报考军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郑洞国如火的报国赤诚感动上帝,黄埔军校的神圣大门终于对这位迟来的学子敞开了。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黄鳌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同应声出列。
步入军校的最初几天,郑洞国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着,出操点名时的尴尬,不时地困扰着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涨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冒名顶替的由来。后来,校方理解并认可了他的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以后,这个响亮名字将出现在东征北伐的作战序列间,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上,出现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篇章里,出现在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中......
三、东征途中,他充当敢死队冲上淡水城头……
动荡的年代,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更何况郑洞国读的是黄埔军校,不待他与同学们修完学业,反革命的枪声已经响起。郑洞国立即与其他黄埔生一道相继参加平息广州商团武装暴乱与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战斗。1925年1月31日,已升任教导1团2营4连党代表的郑洞国随队东征,打到淡水城下。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厚,城濠宽深,而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三千多守敌据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围。东征军远道而来,必须赶在敌方援军来到之前攻克城池。指挥部决定次日清早发起总攻,并限在当日破城。为了完成任务,团部连夜进行战斗动员,组织攻城敢死队。郑洞国身先士卒,带头报了名。
翌晨,攻城的号角吹响了,一场攻坚的恶战在淡水城上城下展开了。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蒋介石亲临城垣前的炮兵阵地指挥督战,团里唯一的一门苏式大炮怒吼起来。霎时,硝烟炮火淹没了高高的城墙。十分钟后,敢死队员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成几队,扛着一架架云梯,直向城墙脚下推进。可城上的敌军居高临下,凭借着堞垛负隅顽抗,疯狂地用机枪、步枪组成火网。打头的战士倒下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战、如此密集的枪弹,带着敢死队冲锋在前且很少实战经验的郑洞国不禁心中一悸。但他马上想到了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想到“敢死队”三字的分量,想到自己身为党代表的表率作用与责任,立马镇定下来,机警地利用炮击的时机,指挥部下时而跃起,时而卧下,终于冲过了开阔地带,逼近城垣。经过几番浴血奋战,郑洞国和敢死队的战友们终于把胜利的战旗插上淡水城头。
战后不久,郑洞国便被升调教导2团第3营任党代表
四、在台儿庄外围的激战中,一块银圆救了他的性命……
随着东征、北伐、抗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郑洞国沿着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的阶梯一步步地上升。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奋战两个多月,重创日寇;“七七”事变后,他又率国民党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固城数日,于敌重重包围中神奇突围;1938年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战,战功卓著;1939年,他以第5军副军长兼率荣誉1师师长之职,率部正面主攻昆仑关,与全军官兵一道谱写了铁血昆仑的英雄史诗;1941年他率第8军转战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不教胡马渡天堑。郑洞国虽身经百战,后却未负过一次伤,有人称他是福将。其实时,他也屡历险情:就在台儿庄外围的那场战斗中,死神的阴影亦曾降临在他头上。当时,他率国民党第2师攻打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那天,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相断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圆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毛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五、他率部远征印缅,扬威国外……
1943年3月,蒋介石紧急召见郑洞国,委以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的重任。他临危受命,飞赴印度。
经过一番卧薪尝胆,郑洞国与新1军将士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军力由3万人扩大到10万人,编制扩充为新1军、新6军,分别由抗日名将孙立人、廖耀湘担任军长,郑洞国则出任副指挥长,会同美国史迪威将军,率部踏上了收复缅甸北部的征途。时仅一年,中国驻印军十万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战胜了险恶的气候与环境,修筑了一条长达五百六十多公里的公路,铺设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让战略物资重新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大陆,为国内持久抗战注入强劲的活力。同时,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盟军的支援下,基本全歼了日军精锐的第18、第56师团,重创日军第2、第33师团,并歼灭日军第49、第53师团各一部,先后致敌死伤十余万人,为收复缅甸、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击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祖国统一事业……
1947年月10月,在辽沈决战的紧要关头,郑洞国将军弃暗投明,于长春归顺人民解放阵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几次接见他,宴请他,关心其家庭与生活。他历任水利部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国防事业,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
1991年1月,郑洞国1991年1月27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里程......
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新华社北京2月26日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郑老将军在台湾的袍泽、部属、朋友也举行了追悼仪式。
郑洞国将军虽早年离开石门,但他一直关心家乡,情系桑梓。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便与友人肖忠贞等一道创建了九澧私立中学(即石门一中前身),抗战胜利后,他又委托亲人从上海购置一套共三千余册的《四部备要》,捐赠九澧中学。即使晚年,他的爱乡之情依然未减,20世纪80年代,石门一中修葺校门,他应请欣然题写校名;县图书馆募资修建,他慷慨解囊。他虽远在北京,却时时关注着家乡的建设,眷恋着故乡的土地。
2006年清明时节,根据郑老将军生前遗愿,郑氏亲属将其骨灰由北京八宝山迁回原籍石门,安葬于夹山南麓。石门人民恭迎将军魂归故里,墓地上高悬两副挽联:
将军名垂抗日史;猛士魂唱大风歌。
乘清风明月 英雄魂兮归故里;忆铁马金戈 将军威哉写春秋。
——这,既是寄托哀思,似又是对他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