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压了下来，并指示北京地区不得刊发。

1966年3月中下旬，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吴晗等人，并多次催问是否告诉彭真了。

形势急转直下，彭真被迫召开会议对已经被点名的同志展开批评，但同时，他也尽力保护着这些同志。

但随着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彭真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4月中下旬，彭真也遭到了批评，并出现了关于他的揭发材料。

此后，随着对他批判的声音不断增强，彭真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并开始接受审查。就这样，在别有用心之人的精心安排下，彭真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7年。

随着彭真被打倒，北京市委顿时群龙无首，陷入了一片混乱，相关工作也全面停滞。在这一背景下，周总理奉命为北京市挑选新的书记主持大局，经过一番仔细筛选后，李雪峰和李立功这两名同志进入了周总理的视线。

1966年6月，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立功也被紧急调入北京市委，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要职，协助李雪峰开展工作。

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是北京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李立功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尽最大努力保证了北京的稳定，恢复了政法工作秩序，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并受到中央称赞。

因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李立功从小便立志抗日救国。太原沦陷后，13岁的李立功在家乡交城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小八路军”。

在残酷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李立功率领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建设活动，减租减息、开垦土地，打破经济封锁、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在交城山根据地的建设和战斗过程中，李立功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而他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成长。

此后，这个从山西交城山区里走出来的一名“小八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之下、在战火和鲜血的淬炼之下，逐渐成长为我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功奉命在山西开展工作，直到1966年才被紧急调入北京。

1981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李立功再次回到了山西，先后出任山西省委常务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李立功积极响应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原则，引入资本，构建市场，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发挥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办厂，扩大生产，提高效率。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推动了山西的经济发展。

随着时间来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同志因身体原因离休，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干部也已经决定退出政坛，完成交接。

这时，党中央便需要有一名在党内有威望、有能力的同志“坐镇”，究竟谁能够胜任呢？

李立功听说此事后，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推荐已经离休的华国锋同志，建议让他复出“坐镇”。值得一提的是，李立功和华国锋还是儿女亲家。

消息传出后，很多同志都强烈反对，邓小平更是严厉批评了李立功。

1986年12月，中央办公厅向山西省委发去通知，要求全体领导班子入京开会。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种种猜测，不少人以为山西出了重大事件，也有人猜测是山西省委的领导班子将发生重要变化。

而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李立功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只知道中央的说法是山西有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需要解决。

很快，李立功等山西领导人便来到了北京。这时，他们才知道了原因。

原来，不久前，邓小平收到了一封信，信中称山西的政治形势混乱，省委内部存在各种问题，并直指李立功“拥华反邓”。

李立功和华国锋不仅是老乡、战友，还是儿女亲家，考虑到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央决定让全体领导班子来北京，亲自将问题说清楚。

山西的领导班子在汇报会上就信中的相关内容作了详细说明，几乎所有的党政要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最终事实证明了李立功并不存在所谓的“拥华反邓”，但尽管一切已经明了，华国锋为避免可能引起的误会，直到李立功卸任后，华国锋才回到山西探亲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