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7日，为了消灭山西南部的“重庆军”，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发动了“中原会战”（即中条山战役）。在日军强势攻击下，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一万多人战死，二万多人投降，四万多人被俘，十多万人退至黄河以南，唯独98军在军长武士敏的率领下留在了黄河以北，北上进入太岳山区，深入敌后与侵略者周旋。

98军在太岳的存在，拊晋南三角地带日军之侧背，直接威胁晋东南的两大据点长治和临汾，成为日本占领军之心腹大患，因而必欲摧毁之。

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得到“98军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而受到一些不平等待遇，在中条山战役后，兵士情绪低下，战力萎缩”的情报后，即命令驻守在晋南的日军第36师团对国军98军实施诱降归顺工作。扬言：“不打中央军，只打八路军”，并许以武士敏“白晋线自卫军总司令”的头衔。

但虽经百般利诱，煞费苦心，武士敏不为所动，日寇劝降失败。

诱降不成的侵略军恼羞成怒，集中三万多兵力，于9月27日上午10时30分，下达了攻击令。

傍晚，日军开始分多路向98军驻守的沁河以东的东、西峪一带发起攻击。98军突围不成，更番苦战，全军被迫收缩在以东峪村为中心的方圆仅16公里的狭小空间内。

合围已成，日军又一次送来劝降信，结果又一次遭武士敏怒斥。

9月29日下午4点，日军加紧了对98军的攻击。战斗中，武士敏亲临马头山一线，靠前指挥，但终因众寡不敌，回天乏力，壮烈殉国。失去指挥的98军各部随即陷入群龙无首状态，混战一天后，被彻底击溃，除少数部队冲出包围外，其大部或战死或被俘或溃散，战斗以失败告终。

武士敏牺牲后，国民政府于1942年6月25日发布1479号褒扬令，明令给予褒扬。中共新华日报则于1941年10月15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武将军的牺牲，“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而武士敏将军的死，显然是属于前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并将武将军殉难地东、西峪、端氏一带，改为士敏县。

对于武将军的牺牲，国共双方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关于其牺牲的具体经过，却几十年间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说法，而是多个版本并存。

中共新华社10月3日电称武士敏是“亲临第一线指挥，卒因众寡不敌，忍痛转移，武将军即于是役血战中，不幸为敌机炸伤，壮烈殉国。”

台湾《中外杂志》创始人王成圣在《武士敏壮烈千秋》一文中的记述是：“武士敏腿部受伤，犹复振臂高呼，裹创再战，率部冲锋七次，毙敌三百余人。终以头腰两部一再受伤，无力支持，遂毅然自戕成仁。临终前尚连呼：‘绝不屈服’”。

曾在98军政治部工作的焦月岩在《我所知道的武士敏将军》一文中，记述武士敏牺牲的经过是：“拂晓，敌以密集炮火，凌励冲击，发起进攻，将军前后仅数十人坚持战斗，忽一机枪手阵亡，将军一跃而前，亲自射击。移时，突然中弹，自鼻部入，穿脑而出，一代抗日名将，为国捐躯！"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北支治安战》中记载：“98军军长武士敏重伤后被日军送往潞安医院，不治，于10月1日殉国。”

日军第36师团所属第222联队机枪中队士兵下田勇在“沁河作战日记”中记载：”29日大队向西南挺进……取得98军军长战死，42师王克敏师长负伤和约800人等俘虏的战果。9月30日……17点30分俘虏纷纷而来，98军军长灵棺运往潞安。“

众多版本，扑朔迷离，武士敏将军牺牲的详情到底是怎样的？

1980年代初，中断了多年的文史资料收集抢救工作开始恢复。出于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也为了回应武士敏家属的要求，弄清楚武士敏将军牺牲的详情，就成了山西省政协文史委一项紧迫的任务。

几十年间关于武士敏牺牲详情的各种说法，都非来自直接目击者，而要想弄清楚武将军牺牲时的详细情形，必须得找到直接的目击者才行。

通过细心工作得知，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一个98军的营长，武兆元，应该知道武将军牺牲的详情。因为武士敏将军从负伤，到牺牲，到安葬，该武营长都寸步不离地守卫在身边。1981年，山西省政协文史委派人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武老先生，从此解开了武士敏牺牲和安葬的详情。

军长姓武，营长也姓武，武营长又是武军长牺牲前身边最铁心的警卫和战友，按旧军队中的常例，这应该系同族近亲，实际上不是。军长武士敏是河北怀安人，而营长武兆元是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后者纯粹是因战功与忠诚，才得以从士兵、司务长、排长、连长、团附一路擢升。武士敏牺牲时，武兆元在任169师505旅1010团3营少校营长。

1941年9月29日，局势已经对我十分不利，突围战斗渐呈混乱溃败之势。武兆元率部苦战，杀出一条血路，正待突破敌最后一道防线时，突然得知军长还在包围圈内，复又率少数士兵，杀进敌阵，在马头山一个小高地上找到了军长。

当时武士敏身边只有两名卫士，他们无奈地对武兆元说：“军长不下火线，想自戕。”

武士敏宁死不撤，武兆元对军长苦劝说：“您不走，山下那些弟兄怎么办？”

因连日征战，年近五旬的武士敏军长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加上身体胖硕，已不适在山地奔跑。刚满三十岁，身高体健的武兆元当机立断，不待军长点头，便将其背负起来，往山下冲。

战场上，一名青年军官背着一名中年军官突围，谁都能猜测到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目标，擅长狙击的日本兵瞄准了这一目标。一颗罪恶的子弹打来，贯穿武军长的头部，又击伤了武营长的头部。两人仆倒在地，鲜血流在了一起。

好在武兆元的伤势不重，短暂昏迷后苏醒过来，便强忍伤痛，起身用手绢为武军长简单包扎。此时的武军长一息尚存，但已不能说话。原来一起突围的官兵或死或伤或降或散或已突围他去，二人身边已经没有反击的力量。武兆元明知孤身陷入敌阵，再背负一个重伤号，已经很难脱离险地，但仍抱不可为而为之志，不离不弃地背着军长，在弹雨中穿梭，试图寻找一个有利的地形隐蔽。

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在东峪村西岭上，一个宁死不降的武军长，一个舍生取义的武营长，两个不屈的燕赵男儿，被大队的日军团团围住。

日军问武兆元背的是什么人。武兆元回答是武士敏军长。

日军听说是武士敏军长，很快喊来卫生兵，急急给武士敏注射药物，包扎伤口，同时也给武兆元进行了包扎。紧接着，又指挥被俘的98军士兵，用担架抬着武士敏往东峪村急走。

这一幕，被当时一同突围而幸存的1013团营附徐尚洁目睹，多年以后，已届九秩高龄的他留下亲笔信，给予了证实。

在东峪村的村头，一行人停了下来。为了反抗外敌的侵略，为了民族的尊严，伤重的武士敏将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虽然已经成为战俘，武兆元仍然紧紧护卫在军长的身边。群狼环伺中，他慷慨悲壮又义正辞严：“只要你们把军长安葬，至于我，怎么处置都行。”

日军指挥官指挥其所属官兵集体向武军长的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在长子县石哲镇附近农村，用一口白色棺木，把武军长的遗体装殓后，连同98军的俘虏一同押上汽车，运往长治。

1941年10月1日，大约下午六七点钟，日军为炫耀其战胜者的武功，在长治城内西南城墙脚下的一片荒野地上，为武军长举行了安葬仪式。安排了当地伪政权的大小官员、占领区各界代表、98军被俘的官兵等列队参加。仪式中，找了风水先生点穴，请了中日两国的和尚念经超度，布置了乐队奏乐，还在墓前树了一块长方形大木牌，上书：“武士敏将军之墓”。

封土之前，日军钦佩武兆元的忠义，允其下到墓穴中，为军长盖棺，做最后诀别。

安葬完了武士敏，武兆元被押往太原，开始了非人的战俘生活。还好，他坚持活过来了，活到了抗战胜利。之后的经历，虽然历经坎坷与磨难，但都咬牙挺了过来，退休后在北京安享晚年。

东西峪突围老战士徐尚洁的亲笔信

时光荏苒，武士敏将军阵亡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武兆元的脑海之中，四十年过去了，武将军之墓是否安在？1981年，躲过一场又一场劫难，风波渐平后的武兆元，终于能来到山西长治，寻找军长的墓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长治的环境早已大变，武兆元无功而返。

1982～1983年左右，远在大洋彼岸的武士敏之孙致函全国政协，也提出寻找爷爷遗骨的想法。这封信引起全国政协杨拯民副秘书长的高度重视，毕竟杨拯民的父亲杨虎城将军与武士敏将军有着深厚的渊源。在全国政协的过问下，长治市政协成立专门工作组，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

1984年，武兆元又一次来到了长治。这次，他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受了杨拯民副秘书长的委托，协助长治市政协一同寻找武士敏将军的遗骨。

在政协工作组，武兆元回忆道，1941年10月1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日军用汽车载着武士敏将军灵柩，从南门进城后，向西转，沿南城墙行至一座小庙后再向北转，又行进不远，即到达事先选好的墓地。全程中，他就守在灵柩的旁边，对此记得十分清楚。

工作组按照武兆元的回忆和武老一同到了现场，却都傻了眼。此时的长治，东、西、南、北四面的城墙早已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建筑。

武兆元不甘心，他在西南城墙的遗址位置上观察了一个上午，寻找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然而，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的木质碑牌早已不知去向；老人依稀记得墓地附近有一座砖结构的小塔，如今也杳无踪迹。

寻找将军墓地的工作陷入僵局。

工作组的同志没有气馁，他们一家一家走访长年居住在西南城墙附近的百姓，希图找到知情人。走访中，一个阴阳先生叫王定清的，自称日军在长治埋葬武将军时，是请他点的墓穴。他说武将军是埋在距离六府塔约三丈远的东北角。还说当时有日本和尚念经，还看到武将军的两个部下在场，其中一人衣服上有大量血迹。

王定清的说法与武兆元的回忆有了交集，工作组遂安排王定清与武兆元座谈。然而，二人见面后，却互不能确认对方。

工作组邀请二人去六府塔附近实地观察。看着巍然耸立的六府塔，武兆元肯定地说他不记得当时看到过六府塔；王定清也当场否认了原来说的看见过六府塔的话。

经过查询资料得知，在日伪时期，六府塔周围为日军兵营和仓库所在地，在那里埋葬武将军不大可能。从一张埋葬武将军的老照片中，可见当时有很多围观的群众，这也进一步说明墓地不可能在六府塔附近，因为日本的兵营和仓库重地，一般人进不去。

虽然武兆元对武士敏埋葬于六府塔明确给予否认，王定清又先后改变说法，但考虑毕竟年代久远，长治地貌变化大，武、王二人又都已步入老年，记忆不准确也难免。所以工作组仍然抱宁愿信其有的念头，根据王定清的指划，先后两次更换地点在六府塔附近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探查，但劳而无功，一无所获。

这时，工作组在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当时给武将军点穴的阴阳先生，不是王定清，而是他的哥哥。再问王定清，果真如此。这个王定清并没有到过现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他已故的哥哥口中听来的。

一个冒牌的阴阳先生，害得工作组白白浪费了许多的精力，寻找将军墓地的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武兆元（左二）在武士敏的悼念仪式上

1984年5月的一天早晨，武兆元与工作组的同志在长治宾馆一边吃饭一边商讨寻墓之事，他们的谈话恰好被时任长治宾馆经理的周建中听到。得知大家是在寻找一位将军的坟墓，周建中说，他就是长治西南街人，四十多年前，日军安葬武将军时，他还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曾到过现场，看到有中日两国的和尚做法事。他肯定地说，将军的墓地不在六府塔附近，而是在城内西南角，就是现在华东菜场奶牛场附近一带。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走访，又获得了另一条线索，有一个叫裴贵迷的老汉，一辈子一直住在城内西南角，他应该知道武将军墓地之事。

一行人找到裴贵迷时，老人已经半瘫，但他清晰记得武将军当年下葬之事。他回忆道，当时人们都说埋的是一个大官，有中国的和日本的和尚念经，地面上还竖有一根大木桩。

老人十分热心，尽管偏瘫，但还是积极要求跟随工作组亲自到现场。据他的指认，坟墓的方位，是在一眼井的东南，一个高岸的正南，一条南北大道的西侧。

老人的说法与武兆元的回忆高度吻合，于是工作组当即调考古勘探队到裴贵迷老人指点的位置施工。

很快的，钻探机机头带上来了腐烂的木屑，这说明下面有棺木。

于是开挖。

5月19日下午五点，挖至约三米深时，腐朽的棺木残片和一具白生生的遗骨完好无损地出土。

这会是武将军的遗骨吗？怎么确认死者的身份呢？长治市政协发（1984）11号文件《关于寻找原国民党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将军遗骨的情况和对遗骨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第一，坟墓方位。文字记载在长治城内西南角，武兆元当时坐车到墓地的路线回忆，裴贵迷老人以及周建中同志等提供的方位三者完全相合；

“第二，安葬时现场见闻。相片上有和尚站立两侧，背景有清晰可见的围观人群。武、裴、周都说有日本和尚念经，武、周说有围观人群，武、裴说见过大木桩，现场见闻也完全一致。

“第三，葬质、葬型、棺木。武兆元老人说是土葬，七尺多深，棺是榆木做的，白色，有三寸厚。掘开的墓是土葬，一人墓，约三米深，棺为榆木，白色，三寸厚。葬质、葬型、棺木都与武老当年所见相符；

“第四，武兆元老人说，他背着武军长突围时，武将军的颌骨中弹被打裂，并伤及武老的头顶左边。出土的头部情况是，颌骨中偏左部位有弹击损落的两块小骨，右耳后上侧头部有洞。击伤的情况应是，弹从武军长右耳后上侧头部入，从颌中偏左出，并伤武兆元头顶左边的部位……

“上述四点确证出土尸骨是武士敏将军的遗骨无疑。”

现场还发掘出两枚没有腐烂的胶木军扣和金属裤带扣一个。武兆元一眼就认出，那正是军长牺牲时所佩戴的腰带扣，这就进一步坐实了眼前这副遗骨正是他找寻了四十年的军长武士敏。

故人相见，却是阴阳两隔。面对已成枯骨的曾经的老长官，抚今追昔，多年追随的旧部下武兆元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84年11月29日，武士敏的遗骨移葬太行太岳烈士陵园。武兆元参加了迁葬仪式，为老军长送了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