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报告

杨星火

上篇：

首长们，年轻的战友：

你们好。你们辛苦啦！让我以一个老战士的名义。向你们辛勤劳动一年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军区新闻处的同志。叫我上来讲几句。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讲的。特别是在新闻工作方面，你们是专家，我是业余作者，岂敢班门弄斧。我退休后写新闻，不是因为有什么任务，而是看到部队的干部战士太好了，太辛苦了，想写篇表扬稿子表扬他们。如果这样的表扬稿能登在《战旗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宣传我们的部队，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战士，热爱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最大的愉快。

新闻处的同志还给我提出了一个题目，讲我“八上查果拉”。这更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我是查果拉边防队的老兵。查果拉是我的娘家。一个女兵回娘家走亲戚有什么可讲的呢？

日喀则军分区政委王电强九上查果拉。扎扎实实办实事，为边防战士服务。那才是该上台大讲特讲的。比起他来，我差远了。可是，恭敬不如从命，新闻处下了命令，作为一个老兵，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讲。

我第一次上查果拉，是在20年前的十月份。是在国防部命名查果拉为高原红色边防队的前两个月。我上去的任务是写报告文学和诗。查果拉哨所，是世界屋脊最高的哨所，海拔5318米。“二郎山高万丈”，实际海拔才3300米。查果拉比二郎山还高2千米！查果拉四季飞雪，山高缺氧。战士们呼吸困难，走路、吃饭、睡觉都困难。人称“生命禁区”。可是我们的战士就在这“生命禁区”安下了家，长年为祖国站岗。

那年我刚好40岁。有高原性低血压病。医生劝我不要上查果拉去，但是我上去了。为什么要上去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完成宣传边防部队的任务。此外，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西藏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告诉我的……

1954年，我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上，第一次看见张司令员。他要我多写些、写的更好些宣传我们的边防战士的诗文。我说：“我也很想写的更多更好。可是怎样才能写得更多更好呢？”张司令员回答说：“你要写好高原战士，一要爱高原，二要爱战士。平时哪座山海拔高，你登上哪里；战时哪里枪声激烈，你冲向哪里！”我觉得張司令员这些话讲的很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观和新闻观。从那时起，我开始这样做。哪里海拔高，我争取上哪里去！查果拉是西藏边防最高的哨所之一，这就成为我采访的“必争之地”，也成为我心中向往的地方。

第一次上查果拉，碰到了四大问题。第一是下了汽车，走不动路，走起路来是飘的。被通讯员扶进了队部。第二是吃不下饭，吃了就吐。我向战士请教，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困难的。战士对我介绍经验说：“吃了吐，吐了又吃。多吃多吐几次，就吃下去了”。我如法泡制，吐了五次，吃了六次，以后就行了。第三是晚上呼吸困难，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到夜里三点，眼睛还睁着。幸好我有准备，带了安眠药。吃了两片眠尔通，睡了四个钟头，第二天就能坚持工作了。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令我紧张的问题：哨所的医生来检查我的血压，发现我的低压往下掉，才50；高压也很低，才70，压差太小。医生对卫生员说：“立刻把这个女同志送下山去。”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对卫生员说：“你把我送下山去，我怎么了解查果拉的战士呀？不了解他们，怎么写他们呀？不写他们，我怎么完成任务啊？一个作家不完成写作任务，活着有什么滋味呀？”我把这些道理给医生讲了又讲，求他把我留在山上。

查果拉边防队有个战士名叫张彦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五次送他下山，叫他不要上来了，他还是上雪山来了。我采访了他，问他为什么要五上雪山？他回答说：“战士的任务是为祖国站岗。身体养得再好，不为祖国站岗有什么用？”我把这话讲给医生听，稍微修改了一下：“我是为西藏边防部队写作的，身体养得再好，不为戍边军人写作有什么用？”医生终于把我留在山上了。

经过十多天的折腾，我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那次我们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完成了采访写作任务。

第一次上查果拉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我对写新闻通讯有了新的认识。我是西藏军区文学创作员，下部队主要搞文学创作，一般是不写新闻通讯的。这一次，和我一起上去的有个解放军报记者名叫薛毅，他的任务是写通讯。他劝我也参加写通讯。他说：“写通讯快，比文学作品能更快反映部队。写通讯可放头版二版，影响大。文学作品顶多放四板头条。有些工作忙的人不看。我觉得他讲的有理，我们的边防战士那么好，快一点宣传出去，影响大一点，那当然好！可是，我总还是文艺作者，不能只写新闻通讯。于是我想了个办法，叫做下部队写作三部曲。首先是写新闻通讯，第二是写诗歌、散文，第三是积累生活写长篇。

从这以后，我每次下部队都唱三部曲。我想：新闻工作者如喜爱文学，似乎也可来一个三部曲。既完成了新闻任务，还可写点文学作品。西藏的郭超人、何映森、杨晓敏等好像都是这样。

我第一次上查果拉，可以说是一次丰收。通讯，刊登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三篇报告文学分别发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上；诗歌，本来我写了几首，我发现查果拉战士写的诗比我写的好。我就把他们的诗稿抄下来，寄《解放军文艺》，结果全部发表了。

从1966年到69年的3年中，有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冤枉成“黑诗人”。上面不准我去部队深入生活，也不准写诗文，只准写检讨。

1969年，把我借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支左一年。

1971年，领导恢复了我搞文艺创作的工作，我又开始去西藏部队深入生活。这年因要写反映西藏边防斗争的歌剧《雪山红松》，我直接去了离印度较近的西藏吉隆沟边防队生活、采访、写作半年。初稿完成后返成都军区政治部修改定稿。

1973年秋，我再次到西藏部队采访工作。我去了那曲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山南军分区、林芝军分区等有关部队采访。还去了边防团、农场、农村、毛纺厂等单位。其中我第三次上了查果拉边防哨卡。多年没见，我太想念查果拉的指战员们了。在查果拉，从边防队队长到炊事员；从排长、班长、到战士，我都进行了采访。当年的通讯员胡同德已晋升为查果拉哨卡的边防队队长了。部队在发展，战士在成长，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也收获满满，写了通讯报到、诗歌、散文发表。把查果拉边防队指战员们的先进事迹传扬。同时我还收集了大量素材，为以后创作做准备。

1975年，查果拉命名十周年庆，我第四次上查果拉。写了篇大通讯、发军报等报纸上。还写了《指导员的眼睛》、《雪莲花》等诗文。以后还上了几次查果拉，就从略吧。

（未完待续）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杨星火：四川省威远县人。1925年生。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十八军进藏。曾参加修筑川藏公路、平息西藏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边防建设等。在西藏工作2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旅诗人。

后期整理：刘光福、雪松。

作者：杨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