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1911年清朝灭亡后北京城部分的情景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人是主动革命。各省咨议局作为清朝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的官员。张謇作为清代的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面相，但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人并不主张种族革命...
一、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276人。如果去分析这276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中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晚清新式学子们恭礼于先生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他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主要代表作当称完成于1898年的《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
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
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1909）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气，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连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计，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14岁中生员，虚岁16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27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年），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戳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而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没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徒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而尽始散。
芗翁约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
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张、徐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说从日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张之洞（中）出席铁路通车典礼与英军官员的合影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以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派势力上台，就连“西用”都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二、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士人，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晚清“中体西用”之路赴美留学儿童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绝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
清末广州新式学堂学子上课情景
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
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从读者到作者所需的时间迅速加快，许多读者仅需几年或几月甚至几天就很快成为作者，甚至是名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即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
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就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在新式学堂授课的先生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但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语。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臣，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也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已开始变化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2015年11月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办“晚清的重新审视”学术研讨会发言。2016年1月修改。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