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这是当时国民政府最为有影响力的四大家族。这里说的陈家党也被人称为C.C.系，陈氏兄弟是C.C.系的代表人物，控制着国民政府的特务机构。蒋宋孔三家有嫡姻关系，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要员不奇怪。陈家哥俩凭着怎样的原因挤进四大家族之一？

何为C.C.?其由来两说并存：其一：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被桂系军阀把持。陈果夫为反桂拥蒋，以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组成“中央俱乐部”， 英文译为Central C1ub， 简称C.C.。其二：陈字的英文音“Chen”以字母“C”打头， 故以C.C.代表陈果夫、陈立夫。以二陈为首的派系即称C.C.系。

陈氏兄弟对C.C.的称谓非常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说：“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

然而，不论“C.C.”属于哪种含义，以二陈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存在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应蒋家王朝的建立而生，又随其在大陆的垮台而消亡，是蒋介石22年独裁统治的一大支柱。身为C.C.系的“掌门人”，二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1892年10月27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个商人家庭。他的同胞兄弟陈立夫(名祖燕)小他8岁。他们的叔父陈其美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被孙中山称为一代“人杰”的著名革命党人。他们兄弟即是由于陈其美的关系，而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蒋介石与陈其美有着“安危同仗”、“生死与共”的患难经历，他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即得之于陈其美的“诱掖之功”。他们相识在20世纪初年反清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陈其美介绍这位浙江同乡加入了同盟会，并为其引见，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相识。

当时，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陈其美、蒋介石奔走于日本与上海之间，开展革命活动。在艰苦的环境中，二人“患难日迫，感激日深，几不知复有尔我之分”。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起义，蒋介石闻讯由日本回国，受陈其美的派遣，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随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在已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手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并与其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由此论之，蒋介石便与二陈有了叔侄关系。

辛亥革命时，陈果夫正值弱冠之年。在陈其美的影响下，他于1911年3月正式加入同盟会。在这戎马偬的冬日，陈果夫在陈其美的病榻前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商谈起义事宜的蒋介石。他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粉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的幻想。

孙中山揭起二次革命的大旗,兴兵讨袁。

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果夫奉陈其美的命令招集军校同学200余人组成奋勇军,并任副司令,率部参加了攻袭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该役失败后,陈果夫负责办理善后事宜,因劳累过度大量咯血,入医院治疗两个月才康复。

1915年12月初,陈其美再次发动肇和兵舰起义讨袁,陈果夫专任联络通讯工作。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法国巡捕突然到起义指挥总机关进行搜捕。

陈果夫闻声启门时,见有5个巡捕用枪对着自己,想到陈其美、杨沧白等人正在楼上开会,他便奋力同巡捕争持,拖延时间,并设法弄出声响,引起楼上警觉,使陈其美等人及时越屋逃脱。及至巡捕上楼搜查时,陈果夫和其他在楼下被捕的人又夺窗而走。脱险后,他在蒋介石的寓所找到陈其美,继续为联络各部奔忙。

蒋介石在陈果夫死后的《褒扬令》中,有“缵承革命家风”之语。若以此评价他追随陈其美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段经历,尚属贴切。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于上海。由于白色恐怖,一时间竟无人敢认领尸体。蒋介石感其知遇隆恩,悲痛万分,哀哭之后,把尸体载回自己家中。

陈其美死时家中只有20元钱,蒋介石的钱也不够,便出外借钱为其料理后事。他还亲撰一篇至哀至痛的祭文,发誓要做陈其美的“化身”,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对蒋介石的侠义之举,陈氏兄弟没齿不忘,并以毕生忠诚作为回报。

陈其美遇难后,陈果夫迁返故乡。1918年春,由其岳父介绍进上海晋安钱庄学习钱业。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义侄,一有机会,便对其倍加照应提携。

1920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筹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张静江、戴季陶等具体办理。

时值蒋介石不安心在援闽粤军中任职,也到上海参预其事,并让陈果夫组织茂新号，担任54号经纪人，专门经营交易所生意。

1924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筹建黄埔军校，立即邀请陈果夫赴粤襄助，因其未往，又令他在上海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和一切军用品。不久，蒋介石又转给陈果夫一张孙中山任他为招兵委员的委任状，并让他负责主持招兵工作。

陈果夫先后在江、浙、皖招募了4000余人，做为第一、二两团教导队新兵，又在上海及北方和华中招收军校第三、四期学生3000余人，还招收军官数十人输往黄埔。这些都是日后统一广东和参加北伐的基本队伍。

陈果夫对蒋介石所交办的一切事情均尽心尽力，然而他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则是在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决意加紧反共的时候。

孙中山逝世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为取得最高领导权，加紧布置自己的心腹班底，遂屡次电催陈果夫南下。

1926年4月底，陈果夫离沪赴粤。此前他已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因是以“陈果夫”三字当选，此后便以字行，而祖焘的名字反不为人所知。

他到广州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至此，蒋担任了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任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

6月又提升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誓师北伐，组织部长一职即由陈果夫代理，并兼政治会议委员，而辞去该会秘书职务。

时仅两个月，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陈果夫也随其飞黄腾达而一举成为党务要人。

在蒋介石忙于罗致亲信的时候，陈立夫已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应聘担任了中兴煤矿公司的工程师。蒋介石召其赴黄埔军校当秘书，陈立夫复电表示自己是学矿的，要找矿开。

蒋介石又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你还开什么矿?北伐期间，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任机要科长，陈立夫就此弃工从军。

就这样，这对同胞兄弟以叔侄之缘平步青云，开始了他们的仕宦生涯。

陈果夫从担任组织部秘书时起，就自觉地担当了助蒋反共的角色。在回忆录中，他对当时组织部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宣传部也半入于共产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党操纵之下，本党无法闻问。可以说本党已经为共产党完全篡夺去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部中同事共29人，从名册及思想方面，加以缜密的观察调查，只有三位算得真正的同志，其余都是跨党分子......工作简直无从着手。”

陈果夫是捣鬼有术之人，他立即请示蒋介石，加派他们信得过的人入组织部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将共产党员排挤出去。他接任组织部长后，任吴倚沧为秘书。

“组织部人事经此不断调整，并将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用本党同志，对外才得顺利开展，而部内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负责，秘密工作则由倚沧同志负责，外人不知也。”对于陈果夫一伙在组织部的倒行逆施，共产党员杨饱安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因当时党的总的指导路线的右倾，遂使陈果夫等人的阴谋得逞，逐步控制了组织部的领导权。

陈果夫不无自得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巳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中央组织部大权既巳稳操在手，陈果夫又开始向各级党部开刀。他把组织部内顽固的反共分子以视察和指导工作为名陆续派往各地党部，传达反共旨意，联络组织反共分子并传授阴谋反共的方法。未派人去的省份，则分别电令其来人到广州面授机宜，策动各级党部反共分子夺权。

在上海工人庆祝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欢歌声中，蒋介石与中外反动势力达成了叛卖革命的交易。

陈果夫直接参预了“清党”的阴谋计划和部署。4月2日，他伙同吴稚晖等人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予“非常紧急处置”

“在所在各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为蒋介石的反共屠杀张目。

4月9日，陈果夫又与吴稚晖等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份长达3000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进行大肆攻击，为蒋介石公开叛变完成了最后一项政治准备。

三天后蒋介石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家王朝建立之初，蒋介石为最终实现其独裁统治，一面同新老军阀在战场上厮杀；一面同国民党中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其他政治派系——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展开了“正统”之争。前者，蒋介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黄埔系的武力取胜；后者，则主要通过陈氏兄弟操纵国民党组织大权来完成。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宁汉对立出现转机之时，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布下野。陈果夫此前经营的派系势力被悉数铲除。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上台，重掌军政大权，仍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复任代理部长。

陈果夫立即着手两件大事：其一，提出《整理党务案》，“其精神在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其二，重新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

在总登记表上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中，列举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与区别的问答题，测验填表者的政治趋向，据此决定其登记与否。

这既是继四一二之后的进一步清党，又是对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陈果夫对部内的人员进行了改组，尽其所能安插亲信，其调查科长以陈立夫担任。

随后他又以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为手段，由其亲信接收全国各省市党部，并掌握各党部的织织部门，据此把手伸进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中去。

陈果夫排斥异己的作法，遭到其他各派的抵制，其中尤以谢持反对最为激烈。陈果夫为了整治他，略施小技，派人“经过详密侦察，且得证据”，证明谢持所介绍过的人中，有两名共产党员，就此封住谢持之口。

同时，陈果夫对其他反对派极尽分化、收买之能事，使其中很大部分归附自己的门下。以这番准备做基础、加之武力做后盾、并运用圈定和指派代表的手段，蒋派势力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取得了绝对优势。

陈氏兄弟及其大量亲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蒋介石连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由前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一跃而任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不久，又由陈果夫接任组织部部长。

至此，蒋派把持国民党中央、控制各省市党部已成定局。

从1929年国民党三大到1949年蒋介石反动统治崩溃这20年漫长的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和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在陈氏兄弟手中，二人轮番执掌，他人极少问津。

他们利用职权之便，扩张羽翼，结派营私，把重要亲信都提拔为中央委员，而这些人又层层网罗追随者，其势力迅速膨胀，从而形成以二陈为首的C.C.系。

犹如黄埔系之于军队，C.C.则是蒋介石在党务系统中的嫡系，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系由封建关系结合而成，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是蒋介石赖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中坚力量，其罪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特务活动等各个方面。

1933年初，在蒋介石的授意下，C.C，系成立了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机构和政治纲领的秘密法西斯团体——以“青白团”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

其组织章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护蒋介石一人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该会在南京设立中央干事会，陈果夫、陈立夫分任正副干事长，中央常务干事由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五人组成。

该会成立后。二陈即派中央干事到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及作为该会外围的青年组织，如北平的“诚社”、南京的“青年社”、东北的东北青年学社”、河南的“武德社”、上海的“上海协会”等。这些组织都以拥蒋反共，破坏民主革命运动为宗旨。

国民党中央的特务机关也一直被C.C.所把持。1928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将该科业务全部转向特务工作系统。

1936年该科扩充为党务调查处，并于1938年由中央组织部划出，单独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陈立夫、朱家骅先后兼任该局局长，负实际责任的副局长一职则长期由陈立夫的表亲、C.C.系的重要头目之一徐恩曾担任。

中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迫害、逮捕、审讯共产党人，兼对其他党派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进行调查监视，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得力工具。

C.C.系除充当蒋介石打击汪、胡等异己势力的打手外，也积极插手蒋介石拉拢和分化地方实力派的活动。蒋介石政权虽表面上号称“统一”，实际上，其势力偏在东南数省，对边远省区的省主席则一般不得不以地方实力派充任，而这些省的省党都则多由二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去亲信，再搭配几个地方实勺派推荐的委员组成。

如果派去的人不得力，就从当地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者中去收买。如抗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一再拉拢山东省主席韩复集搞“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对韩很不放心。

与韩复集关系密切的何思源本来与C.C.有矛盾，曾一度与韩共同与蒋做对。后来二陈认为“与其在山东另培养人，不如拉现成的”，于是陈立夫便主动到济南何思源家中登门和解，并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亲率张道藩、洪兰友等C·C·系大员推选何当了中央委员。

这番拉拢果然奏效，此后，韩复渠的一举一动都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二陈还积极鼓励手下的人打进各级政府，陈果夫曾对一个C.C.分子说：“我们要使一些同志想出各种方式方法和各省主席发生关系，......一直到获取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

C.C.系还是蒋介石制衡其他嫡系—―黄埔系、政学系的重要法码。在三派争宠争权的斗争中，蒋介石大耍权术，使其相竞相克，以收绝对效忠自己之功。

C·C·在党政系统中和政学系斗，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斗，在经济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斗。无止无息的倾轧，常使C·C·头目们焦头烂额，而使他们最为寒心的，是蒋介石有意制造派系矛盾。

他们曾问任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的张治中：“蒋先生既要我们搞这个组织，为什么又要黄埔学生搞那个组织?”

1946年3月，蒋介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征求陈果夫意见。

陈果夫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并不客气地对蒋说：究竟要我办金融，抑仍欲余任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则不必多此一举。”

蒋介石回答：“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果夫随即反诘：“现在中央谁做得好?”问答之间流露着微妙的哀怨之情。

二陈除长期执掌中央组织部大权外，还在中央及地方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1933年10月，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他强化江苏的警察制度，在部分地区实行“警管区制”，并训练壮丁，组织保安团队，自任省保安司令，统掌全省的地方武装。

为配合蒋介石在江西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陈果夫在江苏也进行了血腥的“剿匪”。在对革命群众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建立起所谓“感化院”。

其“感化”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刑法之外，还包括向年老者讲阴德报应之说，请和尚讲佛经等。他在任内还力主禁烟，但对娼妓却较为宽容。

他认为“政治应该讲实际。娼妓在不能根本解决以前，既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名禁而实不禁，不如管制的开放，对社会道德、民族健康乃至于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

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清官的形象，陈果夫处分了四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还有一个是他的亲戚。为了整顿财政，他在省县各级确立财政预算制度和金库会计制度，把全省金融统抓在自己手里。他还以陈报土地作为整顿田赋的办法，使搜刮民财的组织工作更为缜密。

1931年6月，陈立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5年底卸任后，他接受了一项秘密的外交使命。自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更加变本加厉。在其步步紧逼之下，蒋介石担心与日本的决战迟早不免。

为在国际间寻求盟友共同对日，他派陈立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张冲一起经欧洲去苏联进行外交活动，以求同苏联建立军事同盟。但消息很快即为日方得知。

蒋介石不愿公开得罪日本，闻讯后立即将陈立夫召回，命其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进行交涉。此间，陈立夫还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就停止内战共同对日问题进行了商谈。

他同苏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没能达成军事同盟，但却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其内容与文字等细节全部谈妥之后，1937年8月21日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方代表正式签字生效。

为落实互不侵犯条约附带条件中的援华物资运输路线问题，陈立夫又奉派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当时盛世才在新疆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时常不买账。

陈曾在盛与“中央”的争执中为“中央”解过围。此次新疆之行也达到了目的，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问题都做了安排。

抗战初期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予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为此，陈立夫在战后获得了空军奖章。

1939年7月，蒋介石参照陈果夫的意见，增设侍从室第三处，以陈果夫为主任，掌握人專及训练大权。在陈果夫的主持下，侍三处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这样一来，全国各界的人事情况尽入陈氏毂中。遇蒋介石需要某种人选，侍三处就把相关人员的登记卡提交蒋介石参考使用。

随着侍三处组织的完备，不为陈果夫所中意的人，很难作为候选人得以签报，或是在签报时，被加上一些不利的按语，借以影响蒋介石的决定。

陈果夫掌管人事的权要部门达6年之久，属于C·C·系的大小官僚自然是向阳花木、近水楼台，这是该系势力在抗战期间大为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6年，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为培养反共分子，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之后，他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磋商，将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

不久，又改称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实权则掌握在陈果夫手中。他先后担任该校的总务主任和教育长。

他在谈到办校目的时曾对人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

希望这所学校能象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担负起政治上的责任。他对学生的思想绕治极为严密，对有进步思想或不听打布的学生，动辄处分、开除。

抗战初期，该校由南京迁往湖南芷江。在此期间，陈果夫因校内风潮开除了大批学员。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制度。

陈果夫在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期间，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办公厅主任、教官及教育委员，经常支撑着病体去训练功上课、讲演。他对办训练班的作法印象甚佳，以致数年后的一天，忽发奇想，说八哥、鹦鹉等“均可设训练班训练之。

如能教成各种含有警诫语气之人类语言，悬置于重要通道，当有裨于人类之进德修业。学校、机关、医院、监狱、公园等处，如能以鸟作人言，辅助教训，作用当更大。”由此可见，他的训练目的只在于使人们成为毫无独立思想个性、只会听从他们摆布的工具。

陈果夫对培养党棍的热情和他对普及教育的冷漠态度适成鲜明对比。他认为“普及教育是很危险的。中国人脑中充满了做官的思想，一读了书就想做官。......教育变成制造乱子的东西。”他对高等院校的文科教育尤其反感。

早在1932年，他就提出《改革教育的初步方案》，经国民党中央修正通过，交教育部执行。其中规定，全国各大专院校一律停止招收文学、法学及艺术科学生，暂订以10年为限，所节省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这种“减少文科、增加实科”的做法曾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强烈的争论。

增加实科固然不错，但减少文科却是为国民党加强对教育及文化的统治服务的。陈果夫的上述所谓“政绩”，被蒋介石称誉为“内佐铨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而在这个问题上，陈立夫的“作为”也毫不逊色。

教育部门历来为C.C.系所垂涎。陈立夫在任组织部长时曾对人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

抗战初期，他担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该部解散后调充教育部部长。他打着“抗战第一，国家至上”的招牌，开始实施他的“战时教育”措施，极力在教育界扩大C.C.系的影响。他首先拉拢一些名流学者担任各司司长，并大量安插C.C.骨干分子占据教育部的重要职位。

为了对学校施行法西斯的思想统治政策，培养效忠“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人才，陈立夫在教育部设立了大学训育指导委员会，向各大学指派训导长，以管制大学生们的思想，打击进步教授。

在中等以上学校设“导师制度”，“导师”一律为国民党的爪牙，其职责是对学生进行监视并施以严格的“训导”，禁止学生集会、结社。

教育部还在1943年发布命令：凡有不遵守校规、“思想不纯正”的学生务须开除，交青年训练团(即劳动营)施以特别训练后，分发补充壮丁。白色恐怖加以战争造成的民生凋敝，使国统区学校师生困苦不堪，教育事业面临毁灭的危机。这就是陈立夫八年战时教育的“功绩”。

身为中统的头目，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抗战期间，中统在重庆举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等人和中统内部的若干高级特务经常前去进行“精神讲话”。其中陈立夫的讲话对学员们的影响最大。

他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以亲切的态度、“自己人”说“自己话”的语气博得特务们的好感，使自己的灌输发生效力。

他经常在讲话休息时间和他们聊天，为特务们撑腰打气：“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这种话对许多不识骗局、没有经验的新特务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这是陈立夫“培才”的特有效果。

许多在大革命中跟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人一样，陈果夫仍自认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谈到1929年他任监察院副院长并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时，制定了两个计划：“一为城北土地开发计划；一为南京市平均地权计划。”

陈果夫还是国民党中“合作运动”最热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他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

他把合作制度称作“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和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

1928年12月22日，中国合作学社成立于上海，陈果夫任常务委员。

封建文化是蒋家王朝得以建立和维持的最深厚的土壤。陈果夫深谙这个道理。他说：“保留旧制度、旧习惯，为中华民族将来着想，实有必要；因外来文化之侵略力大，不能不用此为最佳之抵御防线也。”

1935年12月，陈果夫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于1936年4月20日提交中常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为了恢复“民族的固有文化”和排斥外来文化，纲领十一条规定：本国人相互间不得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因为在陈果夫看来，中国人之间不用中国语言“简直是忘本”。

“中国人不用本国的纪元而写1941”也被他说成是“精神上”亡国的一种表现。他这种可笑的小题大作，恰是腐朽的国民党集团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态的真实反映。在陈果夫的眼里，唯有封建的伦理道德才是衡量事物的至高标准。

抗战初期的一天，文艺协会的天风剧团在广播电台播话剧，陈果夫听到中途，命令停住，因他认为“母女与子合谋毒杀父亲，其父亲虽为汉奸，可杀，但杀于家庭，不可也，暗杀方法尤不可也。照民族主义，忠孝应两全，不能为尽忠而反孝道也。”

他还主张“训练优良公正之家长作为地方自治之基层干部”，把封建宗法家族式统治奉为佳作。他把自己所倡所行的这些陈腐货色都加上“根据”孙中山某某“遗训”的标签。这表面上，是拉着大旗做虎皮；骨子里，是企图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儒家化、道统化，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

有时，陈果夫对蒋介石的处事方式也略进几言。1941年5月6日，他致函蒋介石，劝其“勿以责骂、嗟息、盛怒、着急等态度对同志，而应以教育家感化方式处之。本党以前，教养无道，鼓励无方，致现在无人才。若不以教养鼓励出之，着急无益也。”

当然，这种包含批评意味的“逆耳忠言”，陈果夫只是偶尔为之，而出谋划策，讨取蒋介石的欢心，则是其刻意所求：1936年9月23日，他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遂在蒋介石50寿辰之日，演出了一场献机祝寿的闹剧，在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即献机9架。10年之后，为蒋介石六旬大庆，陈果夫又发起在南京建筑“介寿堂”。

对陈果夫的种种活动，蒋介石多有评价，称他“匡维礼俗......改革地政，倡导合作，荩画良谟，有裨建国。”当然，蒋对二陈也并非处处满意。他曾公开夸奖复兴社分子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