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648），看着络绎不绝的来长安朝贡的队伍，唐太宗李世民志得意满，他对身边人说：

当初汉武帝穷兵黩武，对匈奴用兵30年，导致天下疲敝，结果收效甚微，如今我以德治统御诸胡，令天下归心，四海承平。

李世民此言多少有些不厚道，且不说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功到了他这里成为了一句轻飘飘的“收效甚微”，他李世民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胡人问题，也是因为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而这份前人经验的起点，就是汉武帝。

但若不论过程只看结果，李世民这段话又似乎没什么问题，他确实用更小的成本，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边患问题，且此时唐帝国的疆域还要在汉武帝时期的汉帝国之上。

至于所谓以“德治”统御诸胡，听听就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把中原农耕民族的“德”强行嫁接到草原游牧民族身上，本身就是一种“无德”的行为。

李世民没有展开说的那个所谓“德治”，它的真实名字叫“以夷制夷”。

唐太宗李世民在北周、隋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总结借鉴了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对待匈奴问题的经验，终于构建起了以大唐府兵为基础，以“以夷制夷”为基本思路，以适当的羁縻统治为重要手段的成本不高，但收效显著的三级防御体系。

在李世民眼中，这套体系固若金汤。

这一点在当时确实没什么问题，毕竟他李世民可是威震草原的“天可汗”。

但唐太宗李世民不会想到，历史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嘲弄他的这套自认为完美的防御体系，在他扬名立万威震天下的地方，他的这套体系养育出了一个失控的怪物，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怪物亦可为称为小版“天可汗”。

农牧战争是一个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话题，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导致都城镐京被北方游牧民族犬戎攻陷。

匈奴崛起后，与北方的秦、赵、燕等国皆有交战，但此时的匈奴组织松散，进攻往往以劫掠为主。

秦统一后，秦始皇开动国家机器，派蒙恬以优势兵力北逐匈奴700里，但中原王朝的统一，也驱使着匈奴在冒顿大单于的带领下建立了“大匈奴共同体”，从此汉匈之间的斗争规模更大，烈度更强。

汉朝初年，汉对匈奴的政策是和依托长城防线的被动防御与和亲的怀柔政策相结合，这套组合拳能够勉强把匈奴势力挡在长城之外，但却无法彻底解决匈奴时时犯边劫掠的问题，直到猛人汉武帝出现。

汉武帝启动了国家战争机器2.0版本，充分发挥了农耕民族人多资源多的优势，力图以巨大体量压死匈奴。

这个战略在前期效果明显，但在后期就真如李世民所说收效甚微，空耗国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汉武帝在对匈奴主动出击的早期，汉匈交界地带有很多可以半农半牧的地区，这些地区都可以作为收益来以战养战。

但是当战线彻底深入到草原腹地时，战争则变成了纯消耗，汉军每进行一次远征都是后勤噩梦，如果不幸没找到匈奴主力决战，这一趟就算白玩，即便找到匈奴军决战，打下的土地也占领不了，而草原上的人是杀不完，就算有天命加持汉武帝真把匈奴灭了种，只需几十年，还会有其他游牧填补这个空缺，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依旧会去劫掠汉帝国边境。

所以从汉宣帝开始，便开始转为打与拉拢结合的战术，利用匈奴内部矛盾，收下实力弱的匈奴部落为小弟，把他们安排在汉匈交接区，然后扶持他们去抵抗实力强的匈奴部落。

这套战术非常成功，西汉后期、新莽以及东汉的大多数时间里，来自匈奴的边患都明显减少。

但这套系统在晋朝玩崩了，原因是部分被汉廷改造成半农半牧的胡人，慢慢学会了汉人那套编户齐民的操作系统，再加上连年战乱让汉族这一主体民族人数锐减，于是魏晋南北朝500多年的大乱世拉开序幕。

随着北魏、北齐、北周稳定北方，汉族人口大规模恢复并再次成为绝对的主体民族，乱世终结，华夏一统，但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再次上演。

这次有了经验的中原王朝一上来玩起来以夷制夷，突厥各部被隋文帝杨坚玩弄的死去活来，李世民一战灭东突厥后，匈奴各部要么口头臣服，要么直接率部来归附。

顶着“天可汗”的名头，李世民得以构建起一套比前人更完备的三级防御体系：

这套体系的第三级，也就是最外层，是唐帝国扶持的比较听话的游牧民族部落，这一层级的游牧民族部落是大体独立的，内部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形式，部落的可汗拥有完整的人事任免权，他们与唐帝国只是朝贡，或者说盟友关系。

体系的第二级，或者说中间层是唐帝国羁縻统治的农牧混合区胡人部落，这些胡人在一定程度上算大唐子民，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依旧以部落的形式存在，但是与唐帝国之间的交流更深，这些部落的首领是有机会到唐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去任职的，当然了，相应的代价是这些部落的首领得让渡出一部分权力给大唐皇帝。

至于体系的第一级，也就是最内层是真正的大唐府兵，他们是大唐最核心的战斗力，是唐帝国最基础的安全保障。

李世民这套三级防御体系妙就妙在通过合理利用唐帝国的软实力，把军事成本转嫁了出去，大唐府兵的战斗力会让部分草原民族畏惧而只能选择与大唐合作，大唐富庶的经济水平又能驱使部分内附胡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为大唐卖命去对付自己的“同胞”。

大唐府兵是强，但是强大的大唐府兵不能动不动就亲自下场，更多的仗，让胡人“皈依者”去打就可以了。

现在请大家想想，这套体系有问题吗？

当然有，世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套体系的命门就在于：想从外部打穿这套体系难如登天，但如果从内层破坏掉这层体系却易如反掌。

那么谁会蠢到自毁长城，从内部破坏掉自己赖以生存的防御体系呢？

别笑，最开始完成这一壮举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可汗李世民自己。

上文提到，李世民这套三级防御体系的妙处是利用大唐的软实力把军事成本给转嫁了出去。

大唐府兵能打，你们游牧民族最好别动，动则灭国。

大唐国家富庶，你们跟着大唐混，给大唐当小弟去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游牧民族好处少不了。

大唐文化开放，在朝堂之上给“表现突出”的胡人也留有一席之地，在大唐主导的这套体系里好好干，有盼头。

其实说到底，大唐对周边少数民族施加的手段也无非两点：威逼与利诱。

但威逼与利诱这两种手段的使用是得有先后顺势的，或者说是得有前提条件的，你首先得具备威逼对方的能力，只有这样，你的利诱才更有价值。

再说一遍，只有具有了威逼的能力，你的利诱才更有价值。

如果你根本没有威逼的能力，你对对方根本造不成伤害，你的利诱注定是廉价的，对方会向你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更有甚者，就像那句著名的电影台词一样：杀了你，你的钱也是我的。

这个道理，战场上杀出来的李世民当然是懂了，他非常清楚“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在满世界对胡人事务进行主动干预的同时，他也在积极曾设折冲府增加兵源，以此来增加唐军的震慑能力。

在唐初，大唐府兵是军事系统中的绝对主力，所谓府兵，即唐帝国在境内大量设置折冲府，府中之民少纳税或免税，但战争来临时，要自备武器装备上阵杀敌，战争结束再回归家中重新为民。

随着唐帝国对外战争需求的增加，李世民沿着大唐的北部边境线积极增设折冲府。

关内道由于是大唐的根基关中平原所在，折冲府最多，府兵数量达20余万；河东道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人口多，折冲府次多，府兵有10几万；李世民在此基础上还在适当增加这两个地区折冲府数量。

而河北道作为大唐东北地区防御的主要倚仗，在大宗时期却没有增设折冲府。

不仅不增设折冲府，对于河北道原本的折冲府，唐帝国也采取兵源死伤、逃亡不予补充的政策令其自生自灭。

李世民的小心思在哪？说到底还是不信任河北人呗。

毕竟河北远离唐帝国的核心关中平原，又自古民风彪悍，还出过窦建德、刘黑闼这样的狠人，虽然李世民靠着“一战擒双王”封神，但是这样冒险的仗他可不想再打第二次了。

由于李世民在折冲府问题上对河北地区“特殊照顾”，河北自身的防御能力不断坍塌，于是，一个诡异的情况出现了：河北这个自古武德充沛的地区，在唐初竟然成为了被拔掉牙齿的老虎，成为了需要他人保护的可怜虫。

而且这个政策在“天可汗”李世民眼里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还是他对河北人的恩赐，河北人应该怀着感恩之心。

唐太宗远征高句丽的时候，河北作为后勤基地承受得税赋、徭役多到让当地人民苦不堪言，但面对这一切，唐太宗也很委屈，我都免了你们河北人的兵役了，你们多交点税，多服点徭役，不是应该的嘛，这是不是很公平？是不是非常的公平？

不同立场的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同的，河北人民看到的是，朝廷宁愿看着周边的契丹、突厥、奚等少数民族在我们的家园里蹂躏，也不允许我们武装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不仅如此，还总给我们增加税赋或徭役，我们的家园动不动就被外族蹂躏，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们交税，这特么在你皇帝眼中竟然叫公平。

李世民虽然在政治上，给包括河北在内的大关东地区士人在中央留有一定比例的重要岗位，但这样做拉拢的只是上层世家大族，河北的底层百姓眼中的仍是一个时刻欺负他们，压制他们的大唐，所以窦建德这个在唐初就灭掉的起义军领袖，竟然一直到唐末还在被河北人民祭奠，没有对关中本位的李唐王朝的刻骨的狠，也就不会产生对一个在历史上如流星般划过的人的超乎寻常的爱。

河北人民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天选之子”。

权力这东西如水，它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会转移。

军事权力对应的是人们的安全需求，是权力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李世民和他的子孙们确实可以通过动用国家机器的方式强行减低河北地区的军事能力，但是河北人民的安全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此举并不会让军事权力从河北地界上消失，只会让其转移。

当然了，李唐王朝最初希望河北军事权力的转移方向是向关中和河东，河北人民的安全，关中和河东的大唐府兵负责。

但现实情况的限制注定了这个设想也只能是设想，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就是来去如风，快速深入农耕民族腹地，劫掠一番后立刻回到草原。

面对这种形式的边境袭扰，指望从河东和关中调兵来平定？这与痴人说梦有什么区别。

在意识到从关中、河东调兵去解决河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袭扰问题确实有些搞笑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又打起了“太宗三级防御体系”另外两级的主意。

既然河北地区大唐府兵的力量薄弱，那就重用听话的外族和内附的羁縻州胡人呀。

但是胡人听话与否不是恒定的，他们虽然生活方式原始，但是并不傻，在做出决定前是要权衡利弊的，你河北地区的大唐府兵少，军事能力弱，意味着背叛你的成本很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听话呢？

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大唐东北边境的游牧民族往往都不太“老实”。

一个死循环就这样形成了，河北地区的大唐府兵弱，则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震慑能力就弱，对周边少数民族震慑力弱，周边少数民族中“不老实”的就会越来越多，而“不老实”的游牧民族越多边患越重，就越需要更多的军队去解决，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在河北就地增设折冲府增加大唐府兵数量。

但是的但是，关中本位的唐帝国始终不信任河北！

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讲，解决河北地区的边患问题还有一个办法，既然“太宗三级防御体系”的最里层和最外层都失效了，那就尽量增加中间层，也就是农牧交界区羁縻州的内附胡人的军事实力，让他们成为护卫河北地区安全的主力军。

但上面的那个问题依旧存在，内附胡人也不是傻子，人家内附你大唐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如今你不给人家富贵，竟让人家天天为了你跟自己同胞打仗了，况且你的实力也就那样，背叛你的代价似乎也不大，这些地区本身就是羁縻统治地区，人家背叛你就是一瞬间的事。

那么，我们这些羁縻州胡人为什么还要为你大唐卖命呢？

正因为唐帝国如此拧巴的安排，导致了高宗、武周时期东北的契丹做大，而那些所谓臣服于大唐的羁縻州也发生过几十个胡人大部落相约反叛的事。

人撒了一个谎，就得用一百个谎来圆，同理，人干了一件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就得用一百个更加离谱的行为来弥补。

东北边境上的战火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唐就得真得从关中和河东调大军来围剿了，这样做花费的成本与直接让河北人民武装起来保护自己相比无疑是天渊之别。

但错误的模式已经形成了某种惯性，很难改过来了。

长远来看，历史会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它最公正，它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感情，不会管任何人的诉求，只是给出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在无数次拉扯后，东北地区的胡人部落领袖们逐渐认识到：在东北边境搞事确实没啥前途，因为你一旦把动静搞大，关中、河东的“天兵”就会赶到，所以还是跟大唐合作前途更光明一点。

不断从关中、河东调兵去东北平叛也把唐帝国的统治者搞的很烦，本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态度，李唐王朝对河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大胆放权”：节度使、营田使、采访使这样官职都大胆交给胡人将领。

李唐帝国的统治者还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胡人在地方没势力，不会有事的。

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人家一身了，没势力不会培植势力吗？

聪明的胡人首领们很快发现了在大唐这套体系内的最佳生存策略：别跟大唐公开作对，而是在他的这套体系中不断壮大自己。

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李唐王朝统治者玩了一溜十三招解决河北地区自我武装的问题了吗？

并没有，随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的出现，他要壮大自己的武装，兵源的大头从哪来？还不是得从人口基数最大的河北汉人中来。

区别仅仅是以往的河北人民是自我武装，而如今河北人民想完成武装，得借助胡人将领这一媒介。

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河北人民的武装自己热情是很高的，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再挡住了，大量河北好男子进入到了边境胡帅的帐下效力，一群对李唐王朝没有一点信任的河北男儿的手中终于有刀了。

李唐王朝所谓精妙的制衡，终究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河北人民的怒火总有爆发的那天，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河北人民需要保护自己，河北地区民风彪悍，河北人民对李唐王朝不满，早晚会有聪明的胡人节度使发现这一切的，只要利用好这几点，他们就是河北版的“天可汗”。

一个叫安禄山的胖子，靠着他善察言观色的特点，很快便洞悉了这个独属于河北人民的“秘密”。

他一头扎进了李唐王朝为防着河北人民而设计的充满着漏洞的系统，并在其中不断吸取能量。

待安禄山成长为巨无霸，我们才看到他身上有着那些BUG般的漏洞。

安禄山和胡人能说上话，拉拢胡人帮他做事不在话下，毕竟他给出的承诺足够有诱惑力，事成之后，共同瓜分大唐，那可是最富庶的大唐呀。

而对于河北的汉人，安禄山也极力拉拢，愿意从军者不但待遇优厚而且赏罚分明。

至于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正好可以拉拢至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组建文官系统。

于是，一个以安禄山为核心的，涉及胡汉多民族的河北反叛集团正式成立。

渔阳鼙鼓动地来，还沉浸在盛世梦中的唐玄宗和大唐勋贵们，河北人民数十年的怒火该让你们醒醒了。

……

安禄山做大后的闪转腾挪操作我们比较熟悉，但安禄山是如何做大的，关于这一点，《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说辞都太过含糊，我们得抽丝剥茧，在字缝里找出支撑安禄山做大的力量，剧透一下，破案的关键，是从大诗人杜甫那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