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如果将赵宋王朝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汉、唐、明、清等）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个王朝身上有很多矛盾之处。

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背离是赵宋王朝的身上最大的矛盾，一般而言，经济实力能最大限度体现综合实力，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越强军事实力也就越强，但以富庶著称的大宋军事实力却一直不怎么样。

赵宋王朝身上的另一个矛盾是农民起义的烈度与数量，有宋一朝，农民起义数量为历朝之最，但两宋300余年中，却难以找到一次像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样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般来说，农民起义的数量和烈度都能够反映统治者对于农民阶层的压榨程度，统治者压迫愈狠，农民反抗愈烈，与之相应的是农民起义的数量越多，烈度越强，反之，则是农民起义数量越少，烈度越弱，而像宋王朝期间那种农民起义数量很多，但烈度很低的情况在历朝历代也很难看到。

经济实力强、军事实力弱，农民起义多但烈度低，这些属于宋帝国的特质看起来彼此孤立，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有着共同的底层逻辑，宋帝国的经济繁荣与发达的商业密不可分，但即便是富庶的大宋，其本质仍是农业国，要彻底弄清楚一个农业国，还是得从占这个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说起，明白了有宋一朝的农民以怎么的一种方式生活，就能够理解宋军、宋人以及整个宋帝国。

个体农民，确切的说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随着井田制的解体，一些小家庭开始脱离大家族，以耕种小块土地的方式为生。

各诸侯国中，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核心文明圈的秦国反而因为受周礼影响较小，很快完成了从公田经济到自耕农经济的转型，通过对自耕农这一新生群体的合理利用，秦帝国的国家组织效率冠绝诸侯，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霸业，只是秦帝国作为开创者，对于自耕农经济的承受极限估计失算，给自耕农们的压力超过了其承受范围，最终导致帝国二世而亡。

秦帝国仿佛是一个实验，让市井出身、极度务实的汉高祖刘邦同时看到了这套体制的优势与劣势，靠着类似于秦法的体制，刘邦打赢了项羽，但看到秦帝国命运的刘邦知道不能一直高压统治，适当时候得给帝国子民，尤其是最重要的自耕农群体休养生息。

刘邦适当的休养生息政策让汉帝国避免了像秦帝国那样因持续给底层过大压力而遭到反噬，但却引发了一个日后决定所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命运的问题：土地兼并。

如果最高权力不加干预，土地一定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事实上，即便作为中国古代最高权威的皇帝主动下场干预，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过程也是不可逆的，区别仅仅是速度快慢罢了。

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大的资本，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就会引发地方豪强的崛起，后者则可以间接削弱皇帝对国家的控制力，所以，几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想方设法抑制土地兼并，但如上文所说，把时间线拉长，土地兼并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当土地兼并问题突破一个临界点，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就要被动摇，其生命也走到尽头，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突破了300年大限（汉、宋都分两段，实际是两朝），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无论统治者多么聪明和努力，在300年的时间里，所有能够抑制土地兼并的办法都会被用尽，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帝国的崩溃。

而在所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中，对于土地兼并这一问题最为宽容的就是赵宋王朝，极端地说，赵宋王朝根本就不去抑制土地兼并。

赵宋王朝的建立脱胎于五代十国的乱世，而五代十国在很大程度上讲，不过是晚唐藩镇割据的极端化表现。

与赵宋王朝相反，李唐王朝武德充沛，所向披靡的唐军要分为两个阶段说：前期的大唐府兵和后期的藩镇募兵。

唐帝国前期对突厥、吐蕃等强敌战斗都是由大唐府兵完成的，而府兵的来源正是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群体战争爆发时应征入伍，成为士兵，战争结束后再各自返回家乡继续耕种，府兵制能够维系的前提是帝国内部存在大量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但正如前文所说，自耕农时府兵制存在的基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自耕农数量减少，唐帝国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募兵即职业军人，若单论打仗的技巧，他们甚至比兵农合一的府兵更胜一筹，但是随着唐帝国为应对边患将军政大权下放地方，这些职业军人便从唐帝国的兵转变为藩镇节度使的私兵，藩镇割据不可避免。

从晚唐到五代十国，地方军阀做大进而相互攻伐成为时代主题，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并逐一消灭南方割据政权，赵宋王朝就此建立。

自汉末乱世结束后，每一个大一统政权，甚至是北方的割据政权，在建立之初都要做一件事：向农民发放土地，三国的曹魏政权、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北周政权莫不如此。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历朝统治者几乎都会发放均田令，让农民耕种小块土地，唐帝国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做得更好，所以在平定隋末乱世后国力得到迅速恢复。

大唐经济政策上的均田制与军事政策上的府兵制是互为因果的，当土地兼并瓦解了均田制存在的基础，大唐的军事制度也不得不从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

一切的根源仍旧是土地兼并这个死结。

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当然知晓土地兼并的危害，也曾屡次下令抑制土地兼并，但土地兼并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便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只能延缓这个过程，唐帝国最终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地方势力崛起而灭亡。

好，现在让我们以李唐王朝为例，看一看中国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大体生命周期：帝国建立之初，通过均田令将土地分发给农民，而后通过在自耕农中征兵组建军队，农民们拥有土地从事生产，帝国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开始稳步上升，综合国力的上升让帝国的军事实力也一并上升，而后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地方豪强崛起，帝国中央控制力越来越弱，最后整个统治崩溃，王朝总结。

这样的规律适用于大多数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但却单单不适用于赵宋王朝。

赵宋王朝从建立时起就没有大规模发布均田令，另外，土地买卖在赵宋王朝是一件很方便的事，赵宋王朝也鼓励开荒，鼓励农民进入城市生活。

在建国之初未大规模分发土地，也没有大规模抑制土地兼并，这是赵宋王朝日后一切行为逻辑的总基础。

其他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无不痛恨土地兼并，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但所有原因都与一个问题有关：流民。

自耕农群体是几乎所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盘，承担着整个帝国的税赋、徭役和兵役，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则无法承担这些义务，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一个自耕农沦为流民或佃农，都是帝国整体实力的衰减。

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两个去处，其一是依附于地方豪强成为佃户，佃户没有土地，其生存权很大程度上被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久而久之，佃户们就对豪强群体产生了一种人身依附，这种人身依附再发展下去就是豪强做大，地方势力崛起。

如果失地农民们想去佃户而不能，那么麻烦就大了，这些没有没饭吃的流民聚在一起，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旦他们人数太多，就是动摇帝国统治基础的可怕力量。

好，让我们回到赵宋王朝，宋王朝不分发土地，也不抑制土地兼并，那么他们就必须比其他王朝更早地面对流民问题。

赵宋王朝应对流民问题的方式首先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给地主当佃户外，也可以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赵宋王朝的这个思路确实与其他王朝不同，自秦开始，帝国统治者对于农民流动都持一种相对忌惮的态度，农民最好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耕种，因为这样更好管理，但这样做的坏处是，一旦农民失去土地，其选择也是就仅剩下到当地豪强门下充当佃农这一条路了。

赵宋王朝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土地的流动，就也不限制农民的流动，农民向城市流动意味着其对地主们的人身依附度就低，地方豪强做大的可能性就小，赵宋王朝以一种反向思维防止流民问题和地方豪强做大。

赵宋王朝没有均田令，也就实现不了类似于大唐府兵的军民一体的军事制度，所以宋帝国从建立的那天起，其军事制度就是募兵制。

宋军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军人，单看战斗力，职业军人并不差，问题往往出现在战斗意志上，也正因为此，宋军才会在局部小规模战役中呈现出不弱的战斗力。

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是防止军头做大的最有利手段，与之相比，军人的职业化更有可能造成军头做大，晚唐与五代十国的乱世让赵宋王朝的统治者十分忌惮武将做大，而募兵制的基本军事制度又注定宋王朝不能从“兵”的角度解决军头做大的问题，所以宋朝统治者必须在“将”这个角度做文章，从征兵权、统兵权、调兵权的分离，到以文臣压制武将的制度设定，都为了防止军头做大。

除帝国有计划的招兵外，赵宋王朝还想出了一套用招兵来防止流民造反的套路，一旦某地发生反叛，宋廷一方面派兵围剿，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同时在当地招兵，流民造反大多因为没饭吃，能够通过从军来吃上官粮大多数流民也不会再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反叛宋廷。

说到这里大家也大致能够理解有宋一朝农民起义数量很多，但规模都不大的原因了：有宋一朝的农民从一开始就少有自己的土地，他们需要靠给地主种地维持生计，这就导致他们对灾荒的抵抗力更低。

一旦发生意外，宋朝的农民比其他朝代的农民更容易陷入没饭吃的窘境，但是宋王朝应对流民造反的政策也是招抚大于镇压，地方官会先说服当地富户捐粮，然后将造反的人招募入军队，给这些人一碗饭吃。

流民造反大多是因为实在没有饭吃，如今有了吃饭的地方谁还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这就是宋代农民起义多，但是烈度都不强的原因。

这样的招兵政策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新问题：这些“反贼”组成的军队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普遍不行。

组成唐军的主力是自耕农，这一群体类似于农业社会的中产阶级，被称为“良家子”，他们与帝国之间有土地作为纽带，而那些之前还是“匪”，被朝廷临时招募进军队的宋军，他们与帝国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所以这样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可能太强。

有宋一朝的军队，将领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士兵来源则大多数被招募来的失地流民，有些甚至干脆就是一些之前的“反贼”，这样的军队战斗力也绝不可能太强。

当然，有些宋军战斗力不算弱，但这些大多是宋廷拿重金砸出来的精锐部队，从训练到装备都是最好的，但他们的存在并不证明宋军整体实力的强大，这样的军队只能打赢局部战役，不足以打赢整场战争。

任何一个王朝都有一个起主导地位的统治集团，他们的成份同样是影响一个王朝的重要因素。

在李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是关陇贵族集团，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以军事贵族为多，为了防止这一集团实力过于强大，唐玄宗李隆基有意扶持没有根基的胡人武将制衡关陇集团，若没有唐玄宗的有意支持，任安禄山再怎么会察言观色，也不可能做到手握大唐三成兵马的三镇节度使。

而赵宋王朝，帮助赵匡胤登上皇位的武将集团被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削去实权，赵宋王朝需要重建统治集团。

为了防止武将做大，赵宋王朝有意扶持文官，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有不到万不得已不杀文臣的规矩，有宋一朝，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崇高，成为了仅次于皇权的统治阶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赵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不为过。

士大夫与自汉代开始的世族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宋朝的士大夫需要经过科举选拔，作为赵宋王朝地位最高的一个群体，士大夫集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在赵宋王朝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时代，拥有巨大能量的士大夫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手中的权力置换成财富，而在土地交易如此发达的宋朝，拥有大量财富后还有什么比购买土地更划算的买卖呢？

于是，一个在经济上拥有大量最重要土地资源，在政治上拥有仅次于皇权的巨大能量的士大夫集团便成为了赵宋王朝的最重要统治集团，他们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赵宋王朝的命运。

用现在的话说，有宋一朝的士大夫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喜欢风险。

三国时期的世家大族，尤其是南方世族，对于北伐完全没有兴趣，北方世家大族们南征的欲望倒是足一些，但这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南征的最坏结果不过是失败后继续维持现状，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而有宋一朝的士大夫集团除像之前的世家大族一样拥有土地和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脱胎于周礼，其更加重视的是组织内部的稳定，也就是说有一定保守性。

本身就不喜欢风险的赵宋士大夫，从小接受的又是以维持内部稳定为主要目的的儒家思想教育，由他们组成的帝国统治集团，一定是保守有余，进取不足。

好了，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军事制度以及统治集团的偏好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赵宋王朝的形象也大致可以被勾勒：这个王朝从上到下更重视的是内部的稳定而非向外进取，遇到问题会选择最稳妥的方案而不是可能收益最大的方案，而更为尴尬的是，这个帝国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收回中原王朝的所有传统疆域，而收回疆土靠的又恰恰是赵宋王朝最为不放心的武将，在这样的王朝中，在建立之初收不回的领土大概率就永远也收不回了。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赵宋王朝，如果不遭到外敌入侵，到底有没有机会诞生出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全面剖析赵宋王朝后，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过是赵宋王朝先天不足，没有发布均田令，不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代偿，且这个帝国的社会财富中的大多数亦是流向了作为统治集团的士大夫群体，这个群体与皇权共生，或许有个别野心家会想到去取代某个皇帝，但是这一群体绝无动力去取代皇权。

没有土壤，又何来萌芽？

某种意义上讲，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制度实验，它向我们展示了除了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外，古代中国社会还能以那种形式存在，这个实验以崖山的最后悲壮而告终，它的功过都成历史，其与传统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孰优孰劣注定不会有一个定论，但后续的明清两朝在制度设计时的选择，或许能给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