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民族融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血脉、样貌、文化、传统各异的人民在统治者的领导下积极学习、融入汉文化。
从康熙到乾隆，每一位君主都颇好诗词，在朝堂之上也常与大臣填词作对，诗歌文化借由这股东风吹遍朝堂庙野，成了政客、文人的必修课。
康熙皇帝读书像
清代诗歌虽不如唐诗宋词那样名声响亮，却也涌现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诗人，孕育了其千姿百态的诗歌风格。
在这其中，蒙古族诗人在少数民族的创作者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学者统计，当时的蒙古族有男性诗人80人，女性诗人9人。
长久以来，人们对蒙古族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似乎和写诗这么文艺范儿的事完全不搭边。
那么，究竟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蒙古诗人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下了一方宝贵的矿藏呢？
天子之乐，吹诗风入少数民族帝王的重视，使得传统诗词不再拘泥于文人墨客之流，而是进入朝堂之上，在国家大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朝的诸位皇帝几乎都将写诗融入了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康熙皇帝文采斐然，出口成章，诗篇也大气磅礴，一句“波涛滚滚乾坤大，星宿煌煌日月光”令后人赞叹不已。
乾隆皇帝一生更是作诗数万首，虽无传世佳作，但也足见其热忱。其臣民自然也都趋之若鹜，开始研习诗歌，以期拓宽个人仕途。
清朝统治者在位之时，就一力促进满蒙等少数民族学习汉人文化，并改革、实行科举制度，用应试的方法敦促各方人才积极学习汉文——“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乾隆画像
最初，蒙古族中识汉字者寥寥无几，更没有用汉文写就的诗歌可以流传。
随着时间推移，科举制考察内容的难度逐步增加，研习汉字者逐渐得心应手，这才开始在诗歌这一方田地上耕耘结果，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据悉，到乾隆五十二年，乡试首场的试题已要求作五言八韵诗一首，制度的变化大大促进了优秀诗人的诞生。
彼时，已经出现以法式善为代表一批名声鹊起的蒙古族诗人，在诗坛中呈冉冉升起之势。而其中，男子和女子的诗风以及对于诗意的诠释也各有不同。
性别差异下，蒙古族对人生的诗意探索封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模式依旧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们在仕途上追名逐利，女人们则大门不出地料理家事。
尽管社会角色与地位有极大差异，他们都选择以写诗的艺术形式作为人生道路上的慰藉，也是一种向内探索的工具。
那时男子的诗文主题更广泛一些。譬如法式善，既写人生感悟——“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也写风月景色——“霜风吹老马，烟色逼苍鹘。”
许多作品都可算作是另类的“日记”，记录了自己官宦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想。
事实上，当时许多蒙古男性诗人都是在宦游途中大量产出作品。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经历十分独特，具有高度的自我认同，因而自觉有责任、有义务对自身经历进行记录和传播。
可以说，此时诗歌的实用性已经大大超出了艺术性，他们认为自己肩负传播的使命，更渴望的是以诗歌为载体，将宝贵的信息传递给同代乃至后代的人，使得他们可以了解当地风俗，了解发生过的故事。
而这类诗文也的确在当时收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追捧，给予了创作者大量的正反馈，后者自然也更具热情和动力投入到纪实的创作中去。
例如，松筠在其《绥服纪略图诗》自序云：
“余既作《西招纪行图》缘述北漠库伦所事，而兼采西南沿边见闻，复得八十有一韵，名之曰《绥服纪略图诗》，是纪也。
间有身所未历者，不无缺略，姑书之，便于观者以俟知者补辑云。”
由此可见，服务性是松筠作品的第一属性。
那么女子的诗篇又如何呢？她们的日常生活、个人视野都极其受限，能涉足的地区可谓小之又小。
但蒙古族杰出的女性诗人并未让平庸的生活损耗掉自己的才华，而是将目光转移向闺阁之中，最是熟悉不过的人事物之中，孜孜不倦地向内探索，试图洞悉世事与个人的某些奥义与真理。
这些才女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界下，人间万般细微的变迁，并捕捉内心绵绵的情绪与愁思，将二者融为一体，以景写人更写情。
同样写《春晓》，熙春吟哦：“晓气漾帘波，微风淡荡过。妆成无一事，低语教鹦哥。”
那逊兰保则唱：“夜来微雨晚添凉，一枕迟人春梦长。料峭风吹深巷里，卖花声似促晨妆。”
前者闲适缱绻，后者则愁绪绵绵。她们都将个人的人生际遇与情绪诉诸于诗歌，那逊兰保更是信心满满地自比为李清照，其诗歌质量与蒙古族男诗人相比也不遑多让。
诗文才华拓仕途，吟诗唱作蔚然成风据史书记载，一直到道光年间，统治者都时常在宫廷宴会上，与众大臣一起赋诗作对。帝王首唱一句，群臣依据固定体裁轮流对诗，这被视作是君臣同心同德的举措。
由于每一位与会的大臣都必须参与，因此也导致当时的不少诗集中充满了千篇一律炮制出来的“应对专用诗句”——倒是很像如今高考制度下狂背优秀范文的中国学生。
但那些擅长舞文弄墨的诗人则赶上了大好时机，凭借东风之上青云。
拿前文的法式善来说，他进士及第后，就因为作得一手好诗而受到统治者青睐，屡次升迁，靠着一腔诗才混了个大富大贵。
在当时的朝廷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能写出好诗文，几乎就是掌握了荣华富贵的万能金钥匙。
除了政治的推动，良性的社会空间也大大推动了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与传播。
当时最为显赫的汉文学圣地当属本身已具足文化底蕴的京师与江南，无数文人墨客汇聚于此，成日里吟诗作对，风花雪月。
在京师与江南两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诸多专用于诗人切磋交流地亭台楼阁，这些极具雅趣的地点无疑成为了诗歌文化发展的加速站，极大满足了众多诗人的创作与传播需求。
蒙古族著名的诗人瑞常、贵成和三多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生于西湖畔，长于西湖畔，自然也是把西湖景色作为自己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其《暮春》中写道：
“草满郊原水满溪，拖蓝泼翠偏高低”“湖山十里开图画，好把风光细品题”
结语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颇负盛名的大诗人相比，清朝蒙古族的诗人们的形象似乎不那么高大，遍寻如今的语文教材，也难找到一首他们的作品。
尽管如此，并不代表他们的作品缺少价值，正相反，这些有幸流传至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对世人有着难以言喻的启迪作用。
尤其是蒙古族女诗人行文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更是对后来的女子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迪作用。少数民族同胞对于汉文诗歌发展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参考文献：
《清代诗学研究》
《清人文集别录》
《清诗纪事初编》
《绥服纪略图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