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有位四川老乡很会做生意，在华东战场上，我多次收到一个叫肖林的人送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大量金钱，今天终于见到这个姓肖的了！”。

1949年5月，刚刚解放上海没多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百忙中约见了一位名叫肖林的上海地下党员。

当看到肖林如此年轻，陈毅很惊讶，他怎么也没想到，给组织提供如此多经费的，竟然是个30出头的年轻人。

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会如此高风亮节，上海一解放，就把全部资产，都贡献给组织。

要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光资金就折合黄金12万两，固定资产折价更是高达1000多万美金，能毫不犹豫、毫无保留把这么大资产交给国家，陈毅怎么能不敬佩？

面对陈毅的夸奖，这个名叫肖林的年轻人，丝毫没居功，他认真的说：“我开公司的本钱，是党给我的，如今上海解放了，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党，是我应该做的！”。

他对陈毅，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那就是希望能留3枚银元当作纪念，对此，陈毅哈哈一笑，当即表示同意。

走出陈毅办公室，肖林的脚步都比以往轻盈了不少，8年了，他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终于可以挺直腰杆，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了。

曾几何时，他最痛恨的就是资本家，可是，他自己却当了8年资本家，也被不明真相的同志们，给骂了8年！

肖林，本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出身普通农家，其父是个捣纸匠，以制作草纸为生，生活很困顿。

可即便如此，望子成龙的肖父，依旧缩衣节食，将肖林送进了学堂，只盼儿子能出人头地，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顿生活。

肖林也不负父亲的厚望，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进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

在学校，肖林跟着同学们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因为表现太突出，被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开除了。

为了维持生计，退学后的肖林，先后在合川、万县等地当小学教员，在白沙镇的一所学校，他结识了教英语的女地下党员周敦琬。

周敦琬也是江津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当地有名的才女，而且还是江津县第一任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

在周敦琬的影响下，肖林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可惜，未等肖林走上革命之路，周敦琬便因工作需要离开了。

1936年，经友人介绍，肖林进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重新回到了重庆。

到重庆没多久，侵华战争便全面爆发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肖林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还自己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并创办《人力周刊》宣传抗日。

1939年7月，肖林成为一名党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为组织提供经济情报，在此期间，肖林表现相当不错，很受组织倚重。

转眼时间来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也达到顶点，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拨款，八路军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不止如此，他们还对陕甘宁边区展开严密的经济封锁。

这时候，如何展开自救，如何筹集经费，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延安还好说，毕竟那里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但其他地方就不行了，于是，一场“地下经济运动”开始了。

1941年3月，肖林接到通知，让他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一趟，当得知是周总理要见他，肖林很吃惊也很欣喜，脑海中不断思索，周总理找他干什么。

是要把自己调出民生公司？还是自己的《人力周刊》办得好，要进一步扩大？亦或是……同意了自己去革命圣地延安的请求？

因为周总理很忙，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抽出空来见肖林，当得知周总理要他当资本家，去做生意时，肖林是呆立当场。

在他的认知中，资本家就是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他在以往发表的文章中，多次猛烈抨击，他怎么也没料到，组织竟然会安排他当资本家！

刚听周总理这么说，肖林很想笑，可看到周总理严肃的表情，他就笑不出来了，他知道，周总理百忙中抽空见他，肯定不是跟他开玩笑的。

果然，周总理接下来的话，让肖林意识到这个“红色资本家”的任务有多艰巨。

周总理告诉肖林，他赚到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要在哪些地方用钱，事先很难预料，什么时候要，要多少也不确定，但只要党需要，肖林就得想方设法提供，绝不能耽误事！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肖林没有退缩，他沉声道：“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接到任务后，肖林没着急辞职，而是开始思索，自己的工作该如何开展。

他在民生公司的采购部和物资部工作过，对于重庆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再加上曾给卢作孚当过秘书，在重庆商界人脉极广。

当务之急，是如何筹备创业资金，虽说周总理给了他一部分（据说是30两黄金），可这远远不够，为此，他特意学习了资金的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相关知识。

1941年4月，他带着组织给他安排的“妻子”王敏卿，回到了老家江津县，创办了“恒源商行”。

王敏卿是四川巴县人，出生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也很有经商头脑，给肖林提供了不少帮助。

开业之后，“恒源商行”的主要业务，是从湖北贩运土纱到江津，然后再把江津的食糖、柑橘等物，运到重庆售卖。

他们夫妇起早贪黑，四处寻找商机，绝不放过一丝一毫赚钱的机会，很快，“恒源商行”的生意，便越做越大。

然而，他们的发迹，却引来了亲朋好友的嗤笑，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肖林一直都是个文人，如今国难当头，他却做起了生意，简直是在发“国难财”！

亲朋的不理解，让肖林很痛苦，可他又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只盼着有朝一日，革命胜利，有机会说出自己的不得已。

为了保护肖林夫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组织很贴心，只安排了一个人跟他们单线联系，而肖林夫妇，也一心蒙头做生意，任何敏感的社会活动，他们都不参加！

1942年，经组织同意，肖林与王敏卿结为夫妇，此时，他们手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开始大刀阔斧的扩充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不在局限于小小的重庆，而是不断向外发展，华北、华南、乃至华中，都有肖林的生意。

为了更好发展，他与上海的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也开了一家“大生”，又涉足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

与此同时，抗日形式也越来越严峻，需要的钱也越来越多，可无论再苦再难，只要组织有需要，肖林总是第一时间，备好金钱，送到指定地点，一次都没有耽误组织的事情。

1945年，经过8年苦战，我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肖林本以为，自己当“资本家”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谁料，蒋介石又开始搞事情了，内战一触即发。

这时候，为党组织积累资金，又显得极为重要，于是，在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肖林、王敏卿夫妇接到新的指令，去上海开展地下经济工作。

因为有“大生”的人脉，肖林去了上海，没费多大功夫便成功立足，紧接着，他又抱上了两条“大腿”。

其一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这条线，是肖林的妻子王敏卿的娘家人牵桥搭线。

其二是军统大特务文强，这得益于肖林在白沙镇认识的女地下党员周敦琬，周敦琬曾是文强的妻子，文强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之所以投身军统，是因为30年代初，曾遭遇一些不公。

有了这两位大佬保驾护航，肖林在上海是稳稳当当。

当时，他除了自己的生意，还暗中帮着山东的解放区卖货，大量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等，通过肖林之手倾销出去，换回的，则是布匹、药品等解放区稀缺物资。

除此之外，山东解放区，还把收缴来的大量黄金、美钞、法币偷运到上海，让肖林帮着买必需品。

那时候，山东解放区送到肖林手中的资金是海量的，由此也可看出，组织对他有多信任。

当然，组织从他这里拿走的钱财更多，1947年3月，中共上海代表团撤离时，以董必武为首的同志们，每个人都做了马甲或腰带，拿走了大量金条。

1948年，“申九二二”惨案爆发，3名工人被打死，40多人受伤，地下党的同志们，又一次性从他这里拿走了3亿法币。

在做地下经济期间，肖林夫妇，也数次遇到危险，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48年6月。

当时，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刘定国叛变革命，许多同志被抓，王敏卿也在刘定国的名单之上，好在她提前收到消息，这才幸免于难。

因为资金富裕，善经营，肖林的生意更大了，同时，他给组织的回赠，也更加丰厚，苏北、鲁西南豫东、皖北等解放区，都曾多次收到他送去的物资。

也是因此，陈毅在解放区，就曾听说过他的大名，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12万两黄金、1000多万美金，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但在肖林眼中，却与粪土无异，因为这些钱财，让他成了“资本家”，让他受到了亲朋们的鄙视。

因此，上海一解放，他立马清点资产，全部上缴国家，只留了3块银元，当作纪念。

穿上军装的肖林，被分配到了轻工业处，担任副组长，主管中国纺织品公司，他的妻子王敏卿，也被重新分配了工作，夫妻二人投入新的事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无私奉献的好同志、好夫妻，在浩劫之时，也未能幸免，原因是那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他们私藏了国家财产。

为了找出“证据”，他们把肖林夫妇的家搜了个遍，甚至还掘地三尺，但都没有找到任何财宝，唯一的收获，便是一个装着三个银元的盒子。

好在这个盒子上，刻着“纪念革命艰难岁月留念”几个字，那些人不敢私自拿走银元，这三枚极具纪念价值的银元，才得以保存。

1997年，已经81岁高龄的肖林，将这3枚银元，捐赠给了重庆博物馆，也是因此，他们夫妇的事迹，才流传下来。

2003年，肖林离开人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