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想也被称为明君，但是无论其处理事情的不果断与处理政务的左右逢源，都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个明君了。
一个明君，又怎会坐视朝中分帮立派，斗的不可开交而不加干涉呢？
不光人如此认为，苍天神明也如此认为。
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大汉江山连年天灾不断，你方灾罢我方灾，汉宣帝励精图治攒下的家底，被四处赈灾就造去了近一半。
公元前44年4月，又一场大旱灾降临关东，这已经是汉元帝即位后短短几年时间，关东第三次遭遇大灾了。
汉元帝再次打开国库赈灾。
当汉元帝看到国库已经消耗过半之后，心情复杂。
第二天上朝，汉元帝就让大臣们商议如今的国家经济状况该以何法扭转颓势。
经过一番商议，最终敲定了两项新政：
一，废除盐铁官、常平仓、北假田官和齐国三服官这些消耗巨大的国家经济机构；
二，积极引入人才，特别是经济管理与建设方面的人才。
汉武帝时期，朝中博士子弟限员50人；到汉昭帝时期，朝中博士子弟增加限员到100人；至汉宣帝时期，朝中博士子弟继续增加限员到200人。
如今，汉元帝直接取消了朝中博士子弟的人数限制，不设上限，鼓励学者为国效力，多多益善。
为了增大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汉元帝还下诏，凡是可以通读背诵一卷儒家经典者，可以免除徭役，更享有七十余项优惠政策。
汉元帝的经济与人才改革效果如何？
经济改革还是看到了成效的，毕竟国家消耗与浪费减少了许多，国库再次充实起来。
但是，汉元帝的人才政策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首先，百姓为了免除徭役都去背儒家经典了，而且大部分是死记硬背，根本不理解其中含义，所以只是背过了，一点效用都没有，还因为花费大量时间背诵儒家经典而耽误了其他工作；
第二，汉元帝想要招到的经济人才几乎挂零，因为儒家思想对经济的理解并不深刻，所以全国学儒家，反而没有人学经济了；
第三，扩招博士，导致博士队伍良莠不齐，混子居多；
第四，扩招的博士都会被各派系争夺，没有充实为国服务的队伍，反而充实了党争的队伍，导致党争愈演愈烈。
本来朝中就人才稀少，公元前44年，汉朝廷又迎来一波大减员，要说自古大家都觉得“4”这个数字不吉利，也是有道理的。
公元前44年5月，宦官派著名领导人弘恭病逝。
弘恭去世后，其搭档石显继承了他的中书令职位，并把之前逼死萧望之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弘恭头上。
搭档死了，宦官派势力大打折扣，因此石显要抓紧补充壮大队伍了。
石显把目标对准了两个人——贡禹和王吉。
贡禹和王吉都是琅琊人，都曾因上书汉武帝批评其对匈奴作战消耗了太多人力物力而被汉武帝贬为庶民；都在汉昭帝时期重新被启用，而后被人陷害再次贬为庶民；都在汉宣帝时期上书言朝内腐败奢侈之风已起，希望汉宣帝加以干涉制止而被汉宣帝称为迂腐，二人心灰意冷辞官归家。
在乡下，二人家住对门。贡禹家种的枣树伸到了王吉家院子里，王吉的媳妇摘了几个枣树上的枣子拿给王吉吃。王吉认为这是别人家的东西，不经别人同意就摘属于偷盗，认为自己媳妇人品、道德、素质都有问题，于是把媳妇赶回了娘家。贡禹知道后，觉得一切的起因就是自己家这棵枣树，因此要把枣树砍了。两家为此事争执不断，最后各让一步，王吉找回了媳妇，贡禹不砍枣树了。这段故事后来成为千古佳话。
石显即然要拉拢贡禹和王吉二人，于是积极地在汉元帝面前说二人好话，夸赞二人本事。
汉元帝正在用人之际，于是给赋闲在家的二人送上了聘书。
因为那个年代通讯不便，王吉的聘书早于贡禹的聘书先到了。
得知消息的贡禹，脱下自己的帽子弹着上面的灰说，我们俩在官场一直是同上同下、同升同降，如今你的聘书到了，我相信我的也不远了。
果然，几天后，贡禹的聘书也到了。
这就是成语“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出处，又是一段佳话。
二人一起上路赶往京城。
可惜的是，二人都已经风烛残年了。
王吉经不住一路颠簸，刚到京城就病逝了。
而贡禹比王吉幸运的多，不但自己没有病逝，还赶上了御史大夫陈万年病逝，贡禹直接补了御史大夫的缺，可谓一步登天。
知道是石显为自己争得的这次机会的贡禹自然对石显感恩戴德，很快就加入了宦官派。
宦官派实力增长，石显决定联合外戚派对儒家派进行最终的屠杀了。
可惜此时，外戚派的领导人史高病逝了。
石显气的骂娘了，你们就不能多活点，等我彻底干趴下儒家派再死不好吗？
石显这边刚骂完，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刚刚加入宦官派的贡禹也病逝了。
石显恨不得一头撞死，我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到底在图什么呀？
现在不是悔恨的时候，继续拉人吧。
之后，石显又先后拉拢丞相于定国和接替贡禹坐上御史大夫位的薛广德，二人都是儒家派的，面对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辞官。
接替二人的是韦玄和郑弘。
韦玄就是当年汉宣帝派去教育二子刘钦的那位大人，如今坐上了丞相之位；郑弘是个与世无争之人，如今坐上了御史大夫之位。
至此，汉元帝朝中局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史高之死，外戚派消失了，而新上任的韦玄和郑弘组成了中立派，座山观看石显为首的宦官派与周堪为首的儒家派斗的你死我活，等待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