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绝大多数战友新兵入藏浩浩荡荡走青藏线，川藏线或飞机空运不同，我是孤身一人万里赴藏参军，过程独特其中还有点小惊险，说来听听。

1972年12月中旬，在西藏山南乃东县委工作了12年的母亲，因为多次严重的支气管大出血不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工作而内调回宁波，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二次见到母亲。父亲1959年3月进藏参加平叛，母亲1960年进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把3岁的我独自留在了杭州汪庄浙江省军区幼儿园全托。大概是1963年到65年间，母亲回到宁波休假一次，后来因为特殊年代西藏发生局部叛乱等等原因，母亲有8年时间一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她的女儿已从小丫头变成大姑娘了。母亲老说就象电影蒙太奇一样，镜头一切换，我就长大了。母亲刚到家，一封电报就从西藏山南送到了我们手中。72年底，军委批准从长期戍守边关建设西藏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中招收一批子女入伍，山南分区给了我名额，在分区工作的父亲发报叫我即去西藏参军，这样，刚到家一星期的母亲就准备送我赴藏参军。参军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很高兴。母亲刚从西藏出来，又长期在西藏工作，了解那儿情况，她说西藏冬天冷，部队发的一个薄毡子垫被女孩子抗不住，要我带一床褥子，褥子大而厚很难装，那时没有行李拉杆箱，母亲给我一个马搭子，可能她长期在山南乃东县委工作，知道牧民搬迁转场经常使用马搭子，马搭子是一块大的帆布叠起来四周缝住，中间各留一个大口不缝往里面装东西，然后两边一叠捆起来往马上一放。一个马搭子真的能装好多东西。我此行去西藏参军，边关遥远，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那时西藏物资匮乏，需要带的东西太多，把一个马搭子塞得满满的，这下在路上可把我压坏了。宁波到西藏，大概近万里路程，母亲把我送到上海。那时上海到成都直快火车要48个小时，火车票难买，不像现在网上也可订票，要到各个小的售票点去排队买票。我小时候个高，穿了件哈青色青年装，立领，翻出来一个紫色和天蓝色相间格子的假领子，衣服是我婶子自己用缝纫机给我做的，很贴身，梳两辫子，很青春的样子，排队买票时大家都以为我是上海去黑龙江的知青，态度很友好。火车是绿皮火车，人挤得满满当当。我没买到卧铺票，就坐着，那时人纯朴，大家天南海北烟雾缭绕吹着牛聊天，也不觉得孤独。不像现在坐动车高铁，一人一个手机爱派自顾自看着或眯眼睡觉养神，很少人聊天。半夜时分，车过徐州，我趴在小桌上睡觉被一阵喧闹声吵醒，迷迷瞪瞪睁开眼睛，见一群青壮年男子披着雪花带着一股寒气而来，站满了过道。每人穿一件黑棉袄，腰间捆着一个布带有的是草绳，脸色黝黑，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一股粗犷的男子汉气息扑面而来，我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江南少女对这一切很新奇，懵懵懂懂中我以为铁道游击队来了。原来他们是枣庄煤矿的矿工。徐州这一带虽然还是江苏境内，但已是长江以北，离山东枣庄微山湖很近了，所以说话都是山东口音。我少年时爱看铁道游击队小说，对小说和电影中铁道游击队员的装束和活动区域印象很深，所以一下联想到一起了。许多年以后我在单位做离退休工作，带着老同志到徐州枣庄微山湖这一带游玩参观，看铁道游击队故地，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和台儿庄抗战纪念馆，老同志们非常高兴，我也感觉非常亲切，想起当年火车上这一幕不禁哑然一笑。歌颂铁道游击队的歌曲《微山湖》也成为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我的两条腿都坐肿了，出发时怕西藏冷买了一双高帮黑皮鞋，此刻肿胀的脚在里面痛得踩不下地。成都是大站，有很多条铁轨，好几个站台，我第一次出远门，不知道怎么走到出站口，稀里糊涂就走到铁道上，想穿过铁轨爬上离站近一点的站台，但铁轨离站台有1米多高，我背上驮了个小山样的马搭子怎么也爬不上去，幸好这时走来个铁路工人，看我这样子就连推带拽帮我弄到了站台上。现在想起来站在铁轨上是很危险的。前些年同事告诉我一个趣事，他们带老同志出去旅游，在火车站行李要安检，老同志不知道，见行李放进去了人也跟着钻进安检机去安检，把带队干部吓得个半死。我当时听了笑得不行。我也一样，站台肯定有天桥或地道通向出站口，但那时我没有见识不知道，就有了穿铁轨上站台的危险囧事。现在我也记不得了我驮个马搭子怎么找到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好像是找了个三轮车把我从火车站拉到了川办，找到了父亲的战友原川办政治部副主任李伯伯。李伯伯已帮我买好了进藏的飞机票，安排我到隔壁川办二所住下。第二天要坐飞机进藏，那时没有闹钟，我托住隔壁房间也要进藏的阿姨起来时叫我，阿姨满口答应。半夜，也不知道几点，我听到廊道里叮叮嘣嘣嘈杂的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是干啥，心想坐飞机阿姨会来叫我，不一会声音远去了，一片寂静。隔了会我迷迷糊糊又醒了，怎么还没人来叫呢？我起床到总值班台去问，人家说到双流机场的车早走了，这下我傻眼了，走出门一看，黑沉沉一片，远处有城市星星点点的灯光，偌大的成都，我举目无亲，对我是如此陌生！如此无助！欲哭无泪！那时又没有出租车之类，情急之下我想起去找李伯伯！就蹭蹭蹭跑到川办门口，大门紧锁，进不去，我也不知哪来的本事，两扇高高的光溜溜的大门我居然爬上去翻了进去，从此以后，我对“狗急跳墙”这个词汇有了特别切身的理解。敲开了李伯伯的家门，李伯伯听我叙述后也急坏了，一边说着“丫头呀！你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呀”！一边领着我跑去敲川办小车司机的门，那时一张飞机票好像要320元钱，是西藏一个排级干部半年的工资。当时李伯伯有50来岁了，跑得是踉踉跄跄上气不接下气了，司机听后风驰电掣般地把我们送到了双流机场，候客厅里已没有一个旅客，值机员一看慌慌张张跑进来李伯伯和我，二话没说，也没安检，就把我带到了飞机前，我的前脚刚踏进机舱门，登机的梯子就哗地撤掉了。飞机冲向了万米高空，当无比壮美的雪山在云下闪现时，我嘣嘣乱跳的心才平静下来，我崭新的军旅生涯要开始了！52年过去了，回想这事，真是要好好谢谢李伯伯！我记得有一次夏天，大慨是我参军五年后的第一次休假，我在川办见到了李伯伯的女儿惠卿姐姐，那时候她快要生孩子了在家待产，她在山南分区九医院工作。从那以后李伯伯的情况就失去联系了。祝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