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5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办公室里提笔挥毫，怀揣着对过往岁月万般的情绪深情写下了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回首往昔，革命岁月留下的坚贞不屈历历在目，无数革命志士奉献了自己的儿女情长和豪情万丈，毛主席自然也在其列。
谁曾想，不过两年的时间，当毛主席这首《蝶恋花》经由出版社编撰到《毛泽东诗词》里发行到台湾后，竟然引起了著名学者文人，胡适的强烈不满。
“我观大陆之文人，对所谓‘蝶恋花’如此推崇，然这首词从上到下每一句是通的，可笑可笑。”
1959年，胡适正担任着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全权负责开创和发展台湾的文化生产，这位成名已久的文人不但对毛主席的词大加批判，而且言语之中毫不吝啬对毛主席诗词水平的讽刺。
众所周知，毛主席在早年间一直视胡适为文人楷模，而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胡适为中国众多青年推开了思想启蒙的新世界大门。
同样的，毛主席又是被后世许多名家公认的诗词大家，尤其在古体诗词创作上“独具一格”，风采斐然。
胡适究竟为何不遗余力地抨击毛主席的诗词？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胡适心中持有特殊的偏见呢？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两只蝴蝶》是中国最先出现的白话诗词，而它的创作者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之一，胡适。
尽管胡适看似专攻白话文，可实际上胡适在古体文学上的造诣也早已出神入化。在“锐评”毛主席的《蝶恋花》之前，胡适就对毛主席的诗词创作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1935年，恰逢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迎来低谷，国民党屡次三番针对共产党进行“反共”围攻，日军更是在东北蠢蠢欲动，怀揣着对国家危亡的忧虑，毛主席不禁回想起曾经长征时期的艰苦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就这样，一首在后世广为流传的《七律·长征》问世了。毛主席怀揣着心中对过往岁月的万般感概，深情抒发了对革命将士的赞叹之情。
可在胡适口中，这首具有十足特殊意义的诗词只是“还行”。
在去往台湾之前，胡适更是多次对毛主席的文化素养进行尖锐评价，对于毛主席作诗作词，胡适说：“毛是新人，偏要学做旧人，做些旧体诗，怪哉。”
而当毛主席的个人文章传播流传后，胡适又说：“观毕毛的散文篇章，自觉感慨良多，其壮丽思想之气象值得学习，应是优秀的散文家。”
由此也不难看出，胡适在“作诗词”这方面似乎并不看好毛主席，但是在毛主席的散文上又大加推崇，至少在早期胡适还未前往台湾的时段里，他对毛主席的评价还算是“主观中的客观”。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在美国深造结束后拒绝了大陆的多次挽留，依然选择前往台湾。
担任所谓的“中央大陆研究院院长”后，胡适更是一心扑到了对大陆文化产业的剖析和研究上。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在文化领域的成就上也是极其瞩目。
可胡适偏偏揪着毛主席《蝶恋花》中的韵脚不放，更是给出了“一句都不通”的评价。
纵观中国诗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除了传统的押韵外，还有特别的“破韵”一说，也就是创作者为了抒发情绪而特意不去押韵的现象。
如果胡适只是从传统角度来分析，那么毛主席这首词确实能用“破韵”来解释，并且实际上毛主席这首词的重点是在“答李淑一”上，而非词牌名“蝶恋花”。
从这里就能看出毛主席是以旧物抒发新情感，而胡适作为新文化引领者反倒沉浸在了“对旧物的执着中”。
至于李淑一是谁？毛主席为何要“答李淑一”，还要从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说起。
革命初期，全国上下的有志青年都投入到了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奋斗当中，这份“改变中国的心情”不止男儿有，女儿身的杨开慧和李淑一同样不甘示弱。
自中学开始，杨开慧和李淑一就是多年的同窗兼室友，二人情感深厚，无话不谈。
后来毛泽东和杨开慧佳偶天成，李淑一也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认识到了另一位有志青年，他就是柳直荀。
很多时候爱慕之心的悸动正是源自彼此之间的日常交往和联络，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撮合下，李淑一和柳直荀也渐渐走到了一起。
革命年代的亲情也好，爱情也罢，都是无比的纯粹且珍贵。情感诞生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天各一方，此生再也不能相见。
对于李淑一来说，自己和爱人柳直荀正是如此。
1932年，和毛泽东一起经历领导农民运动并且正式踏上革命道路的柳直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壮烈牺牲，被杀害之前家中的李淑一还在苦苦等着丈夫的回信，期望着能过上一个团圆年。
等到冬去春来，等到花开叶落，李淑一终究是没能等到丈夫柳直荀的回音。
无数次在夜梦中惊醒，无数次汗流浃背，李淑一这位忠贞的革命女子只能倚窗对着夜色写下自己心中的愁思。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这首《菩萨蛮·惊梦》正是李淑一在夜色中辗转反侧倾情创作而来，她心中蕴藏的思绪经过多年的传递后，恰好被毛泽东看到。
作为毛泽东此生最为深刻的妻子，杨开慧在早期毛泽东革命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奈何时也命也，当年全国各地的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革命志士，毛泽东作为重点人物之一，他的亲人家属也成为了受迫害的对象。
1930年，湖南反动军阀将杨开慧残忍杀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开慧只字不提和毛泽东的关系，甚至高呼“为了革命事业一人生命死不足惜！”这般壮烈的宣言，听者无不动容。
正因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毛主席每每提到杨开慧总会感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对于毛主席来说，杨开慧不仅仅是为他孕育了三个孩子的爱妻，更是在革命道路上的挚友和同志，这份革命之心和爱妻之情让毛主席久久不能忘怀。
所以当李淑一的《菩萨蛮·惊梦》传到毛主席手中后，回想起“爱妻开慧身死”，毛主席也难免感慨良多，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正是毛主席为了祭奠杨开慧和柳直荀献身革命的壮志豪情所著，也是为李淑一和自己这两个失去所爱之心的“失意人“所写。
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愁思和对革命成功后的感慨，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胡适没能体会内容，却抓着“押韵”不放，实在有失偏颇。
时光回到最初的起点，1919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青涩的壮志青年，心中只有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和浓浓的改变之心。
而此时的胡适已经成名许久，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在中国的大地上广为流传，几乎成为了中国新青年心中的文化领袖。
对于此时的毛主席而言，胡适就是他的“偶像和老师”，毫不夸张。
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年月，毛泽东和胡适之间也颇有渊源。在文化和学术上胡适无疑是此时毛泽东的老师，所以毛泽东很多早期的想法都会受到胡适影响。
当年毛泽东想要回到湖南开创革命运动，在如何做好文化影响上他多次求访胡适，这层关系也让胡适在面对毛泽东时总会不由自主的以“老师身份”自居。
可惜时局动荡，当毛泽东从北京出走回到湖南之后，他发现城市和农村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这份差异也在日后革命事业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毛泽东和胡适的分歧点。
革命日新月异，神州大陆上战火纷飞，军阀混战势力林立，中国想要改变绝不能依靠那些带有个人私欲的集团。
“旧中国”的千疮百孔必须被掀开，新中国的未来就在无数青年手中，毛泽东正式加入共产党并成功领导革命运动后也逐渐为中国走出了一条新道路。
革命需要牺牲，也需要用实力说话，没有战火就不能击破反动势力的野心，不通过斗争永远叫不醒沉睡中的祖国。
岁月如梭，尽管浇灭了外敌的困扰，可内部依然存在分歧，国民党“想要家天下”的野心让人民成为牺牲品，国共内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以“老师身份”自居的胡适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上赫然写着“请诸君放弃交战，归还中国之和平”。
在胡适看来，共产主义事业似乎并不能成为中国道路的正解，反倒是他口中不断宣扬着“从美国学来的那套民主自由”，就这样，在解放中国的关键时刻，胡适正式和毛泽东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从文化领域上来看，胡适对中国的贡献毋庸置疑，可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中国之所以能从百年黑暗中解放，靠的就是人民团结一新，追随共产革命正确领导，胡适口中的那一套政治理念显然不属于中国。
当一切尘埃落定，中国打破列强侵辱，击败内部动乱势力后，胡适反倒坐着飞机前往了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胡适从美国返回了台湾，他和国民党内部一众高层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顺利出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得知胡适这位文化大家进驻台湾后，毛主席多次郑重邀请胡适返回大陆，奈何胡适对毛主席的邀请只是不闻不问，丝毫没有展示出回归的热情。
在胡适晚年的一些观点和文章内容中不难发现，胡适受到美国思想浪潮的影响十分剧烈，以至于他面对新中国很多政令和对人民的看法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偏见。
早年的神交好友变为晚年的就此陌路，分道扬镳的背后总是因为理念的分歧，胡适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但是面对毛主席受到世人推崇的诗词，胡适或许终究是难以放平自己的心态，也可能是“文人相轻”，也可能是“老师身份放不下面子”，胡适的抨击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跟脚。
理念的不同会让两个原本走在一条道路上的伙伴分道扬镳，但这不代表胡适和毛主席在中国文化领域的贡献就能被忽视。
在毛主席眼中，他从未怪罪过这位当年的神交好友，反倒对胡适的文章多加推崇，如果胡适也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未来，他和毛主席一定会成为共同奋战在革命第一线的完美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