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在哪里？

蒋高明

我国是世界上粮食发展最快的国家，改革开放头20多年内，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产量由建国初期的1.13亿吨，提高到1999年的5.05亿吨，人均由240公斤提高到404公斤，高出世界人均产量71公斤。尽管2022年有关部门报道我国粮食产量6.8亿吨，但粮食进口量高不下(高达1.6亿吨)。由于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纷纷进城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各地为阻止耕得非粮化，开始搞退林还耕，可见粮食生产压力依然很大。

如果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中出现的粮食最高记录是联产承包政策带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升反降呢？农民们将优良种子、化肥、农膜、除草剂、杀虫剂、转基因、灌溉措施等等现代农业技术都用上了，种地已经没有当年那么脏、苦累了，为什么依然调动不起来种地积极性呢？“谷贱伤农”，农民不愿意种地是最关键的；在技术层面上，强调现代技术，忽略传统的有机肥养地技术也是造成耕得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粮食增产问题上，笔者认为，新技术运用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以品种改良为例，我国每年都鉴定新品种，而且新品种出台的条件是单产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10%左右，这样的话，我国玉米、小麦等单产早应当超过万斤了，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季作物的产量就达500公斤/亩左右了，试验田里也实现了亩产吨粮(1000公斤/亩)。另外，育种专家的粮食产量是理论产量，要求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甚至为了提高试验田里的产量，应对验收，育种专家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的品种到了大田里，那些优越条件没有了，实际产量自然也就达不到理论产量了。

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一在秸秆里；二在土壤中；三在草原和林下生态空间里；四在政策层面上。试分析之：

第一，秸秆中“包含”巨大的粮食资源。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9亿吨，高达60%以上的秸秆被闲置浪费或在田间直接焚烧，每年农民焚烧秸秆成为政府的“头疼大事”。目前秸秆用来养殖的部分约占25%，如果将被烧掉的部分，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中的25%成功转化为饲料，再加上原来的25%，就可养活20亿头标准羊单位，或者4亿头牛。这意味着，中国人群中平均每3人就可享有1头牛。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1斤肉等于5斤粮”(扣除养殖过程中需要的2斤粮后为3斤粮)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推算，那么，我们等于从秸秆里得到了1.92亿吨粮食。因此，从农民烧掉的秸秆中“夺粮”，才是最大的粮食增产计划。

第二，向改良后的土壤要粮。尽管我国有18亿亩农田，实际上高产稳产田占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将那些中低产田分别提升，这个增产空间也是巨大的。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是用有机肥养地(辅助必要的灌溉措施)。如将全国50%的秸秆利用起来，可增加牛粪32.8~38.3亿吨。这些肥料均为有机肥, 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胺。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用有机肥养地，减少化肥用量，则一些温带和湿润地区的盐碱地、丘陵地带等中低产田可变为高产田或中产田，这样，我国粮食生产的压力就大为减小了。理论上，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粮食中的元素不能还田，而牲畜和农村人口的粪便是能够还田的，这样每年需要补充的化肥量完全可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

目前我国农民每公顷耕地的肥料投入比欧洲农民多花208元，但是粮食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60%-70%。由于不合理施肥，国家每年的浪费性化肥投入高达1400亿元。事实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肥中，70%左右没有利用并对环境造成危害，概与土壤没有有机肥，土壤漏肥有关。

第三，换种思路向草原“要粮”。我国畜牧业年消耗饲料4.5亿吨，占全部粮食消费的51.7%。饲料粮主要包括谷物和豆粕。我国主要畜禽饲料配方中，能量饲料原料占比一般为65%，其中玉米约占50%-55%。人畜争粮已是客观事实，实际上动物原本是不吃那么多粮食的，工厂化养殖造成了粮食的大量消耗。

笔者小组的试验数据表明，饲养4000只鸡比200头牛消耗的粮食都多，而前者的体重只有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等)的地方，则我们可以实现从鸡嘴里夺粮。就按最保守的“生态养鸡可节约三分之一粮食”计算，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公斤，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产6.8%。很显然，这些增加的“粮食”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而不是人类开荒“垦”出来的。

第四，粮食增产政策是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解决了吃饭问题，其中最大的贡献是邓小平的“联产承包”政策，该政策释放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现在，农民不愿意种地，海南农民该种植三季稻的，现在只种一季够自己吃的就进城打工去了，另外两茬任其荒芜。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培养再高产的品种也是徒劳。国家到了重新考虑第二次释放农民种地积极性的时候的。这一次，不仅仅是单纯的种植，还要有以消耗秸秆为主的养殖。国家扶持一部分经费，鼓励农民利用秸秆养殖提高收入；发展沼气解决能源问题；鼓励有机肥养地并生产放心食品；将涉农项目向广大农村倾斜，让“空心村”重新焕发活力。既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又解决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棘手问题。

今后，解决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生态学家必须高调介入。生态学的解决方案是环境友好型的，它可能在起初效果缓慢，然而，一旦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就根本提高了。由于经济杠杆的驱动作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再次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