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是著名的少年将军，有冠军侯的美称，18岁就率领大军远赴漠北，大破匈奴，他的功业成就，千古未有出其右者。然而，霍去病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就是射杀了李敢，这一点受到了后世很多人的诟病。

关于霍去病射杀李敢一事，《史记》中有相关记载。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策划了直捣匈奴腹地的漠北之战，领军人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当时李广多次请求随军出征，汉武帝担心其年纪大且状态下滑可能影响战略部署，起初未同意，后架不住李广坚持才答应，并给了他前将军的职务。

汉军出塞后，卫青抓到匈奴俘虏得知单于方位在自己这边，于是改变计划，让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合并从东路夹击。李广认为东路路途遥远且缺少水草，行动会受阻碍，还可能错失直面单于、立下大功的机会，便向卫青申诉，但卫青作为统帅有权力调动部将岗位，李广最终没向卫青告辞就率军出发了。

事实证明匈奴单于可能故意暴露位置，卫青遭遇严阵以待的匈奴大军。战后双方损失旗鼓相当，卫青从俘虏口中获悉单于去向，虽追赶二百多里但未能抓获，最终班师。而走东线的李广、赵食其因没有向导在途中迷路，错失夹击匈奴单于的战机，直至卫青率军返回途中才相遇。

卫青派长史慰问并询问迷路情况以便向汉武帝报告，李广却闭口不答，卫青只好派长史召见其幕府人员对质。李广这才表示校尉们没错，是自己迷路，随后他抱怨自己被卫青故意调开，错失战功还担上贻误战机的罪名，说完便拔剑自刎。

李广死后，其第三子李敢跟随霍去病出征，在与匈奴左贤王的战斗中，李敢奋勇作战，夺得左贤王的战鼓和军旗，斩获大量匈奴人首级，被赐封为关内侯并享受食邑，还接替了父亲李广的郎中令一职。但李敢认为父亲之死全怪卫青，激愤之下出手私下打伤了卫青。

卫青向来厚道，为人低调，又对李氏父子有些内疚，便将此事压下，既没追究李敢责任，也吩咐他人不得宣扬。然而霍去病无法忍受亲舅舅受辱，在获知此事之后，设下了圈套。他利用在陪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时的机会，一箭射死了李敢。

霍去病的这种行为乃是小人之举，李敢罪不至死，他殴打卫青虽然有错，但毕竟也是事出有因，性质上并没有非常严重。但霍去病就不一样了，他为了替自己的舅舅出头，居然草菅人命，明目张胆地触犯国法军纪，性质非常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虽然霍去病犯下了如此大罪，可是却受到了汉武帝的偏袒，汉武帝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用角顶死的，瞒报消息，试图颠倒事实。

但是站在汉武帝的角度来看，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理解。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私情方面来看，卫青是汉武帝的大舅子，深受信任；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军事能力出众，19岁就当上骠骑将军，在漠北之战中“封狼居胥”立下首功，汉武帝对他的喜爱更在卫青之上；而李敢的父亲李广是畏罪自尽。且李广之死与卫青并无干系，霍去病的报仇可视为防止李敢再有过激举动的“防卫过当”，汉武帝偏袒霍去病替他遮掩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从公理方面而言，汉武帝时期以儒家思想治国。儒家提倡为亲人报仇，如《礼记·曲礼上》中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公羊传》也提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父弑，子不复仇，非子也”。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霍去病射杀李敢的行为虽有过错，但基本符合儒家提倡的复仇主张。

例如，淮南王刘长因怨恨审宜其对母亲之死袖手旁观，在汉文帝即位后亲手杀掉审宜其，汉文帝并未治罪；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为父报仇亲手杀了李寿，得到官民广泛称赞，最终被灵帝赦免罪行等。

此外，在汉景帝还是太子时，也曾因口角用棋盘砸死吴王太子刘贤。汉武帝的父亲有过类似行为，这或许也对他的处理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瓦解卫青家族，霍去病仍有利用价值。卫青通过建立战功，在军中威望很高，且其姐姐是皇后，这让汉武帝有所忌惮。而霍去病是汉武帝重点培养用来对付卫青家族的后起之秀，只要匈奴的威胁还存在，汉武帝就需要霍去病协助他完成大业。

总之，汉武帝包庇霍去病，既出于对霍去病的偏爱，也受到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一事件也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