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对李叔同有过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无论诗词音乐，还是绘画戏剧，他样样认真到极致，就连出家，他也比别人做得决绝、彻底。”

诚然，世间盛传的李叔同的确是一个决绝之人，出家后对待往日妻子的“狠心”，更是常为人津津乐道。

李叔同有两位妻子，发妻俞蓉儿与日本妻子雪子，尤其与日本妻子在西子湖上的诀别场景，常常令人唏嘘不已。

一南一北划来两艘木船，一男一女各立船头。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大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是慈悲。”

这是教育家黄炎培记忆中的场景，历史没有真相，这段对话是否真实，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弘一法师”对俗世的绝情，却深深印在了人们的心里。

可是，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女子——俞蓉儿。这世间纷纷扰扰，羁羁绊绊，“爱”总会留下它的蛛丝马迹。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被李叔同狠心“抛妻弃子”的女人，让我们看到了弘一法师“绝情”背后的“有情”。

1897年，18岁的李叔同奉母亲之命，迎娶了比自己年长2岁的茶商之女俞蓉儿为妻。

尽管是旧式包办婚姻，但李叔同与俞蓉儿也算是相敬如宾，婚后几年，俞蓉儿为李家生育了3个儿子。

那时的李叔同对维新变法极为推崇，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

婚后转年，变法失败，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同党，为避祸端，他只得带着母亲与妻子，从天津迁居上海。

直到1905年，李母病逝，俞蓉儿又随丈夫一起扶柩回到天津。

关于李叔同与发妻的感情，史料很少提及，但从丰子恺记载的他与李叔同的对话中，可窥得一斑。

李叔同曾对丰子恺说，他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婚后那五六年，他的三个儿子亦都是在这个时期所生。

可见在上海的日子，李叔同与俞蓉儿夫妻感情很好，十分和睦、融洽。

然而，母亲的离世让李叔同的世界一下变得黯淡无光。

在天津的大宅院里，整日触景生情的他，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暂时离开这个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

对于任何一个已婚女子来说，丈夫不在身边，都是一种难耐的煎熬。

但作为一个旧式的传统女子，俞蓉儿接受了丈夫的选择，女人本就应该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丈夫要去留学，她便死心塌地地等着他回来。

然而几年后，当她心心念念的丈夫从日本回国时，她那夫妻重逢的美梦几乎在一瞬间破损了，他竟然带回来一个日本的妻子。

尽管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置在了上海，并未入住到天津的家，但他却以妻子之礼将她娶进了门，这种做法，不可不谓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挑衅。

当时的李叔同大部分时间在天津教书，可每逢休假必回上海陪伴日本妻子，这也让俞蓉儿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

在那个封建思想仍旧根深蒂固的年代，妻是妻，妾是妾，怎能乱了规矩？只是当时的俞蓉儿没有意识到，他的丈夫已经不再是留洋前的那个李叔同了。

据李叔同的三儿子李端回忆：“母亲属虎，父亲属龙，故我的老保姆王妈妈说他们夫妻是相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

这位王妈妈在李家五十多年，先后侍奉李氏祖孙三代人，从李叔同的母亲一直到李端，她的话多少反映了俞、李在后来的生活上有些隔膜。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俞蓉儿自小在茶叶行中长大，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而李叔同始终追求新思想，留学归来后更甚。

因此，夫妻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思想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没有“断食”一事，他们也许就这样度过一辈子，对俞蓉儿来说，能与丈夫白头偕老，已是一生最大的满足。

可是，谁又能清楚地知道这世间的因果呢？

那个时候，李叔同的身体一直不好，孱弱多病，自认为不能长寿，所以一直在寻找强身健体的方法。

1916年夏天，他偶然听到朋友提起在一本日本杂志上读到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断食的修养方法”。

文章中说“断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治疗疾病，甚至还可以在精神上生出伟大的力量。

于是，那一年寒假，李叔同没有如往常一样回到上海陪伴自己的日本妻子，而是去了杭州大慈山的虎跑寺，进行“断食”实验。

这一次“断食”，给李叔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心体验，虽然起初略感不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心安乐愉悦之感日益强烈。

断食后的李叔同，不仅食量大增，睡眠也比之前安稳了许多，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也得到了缓解。

在虎跑寺“断食”的那些日子，自觉身体的舒适，对清单饮食的喜爱，对大量佛经的拜读，都成为了李叔同日后出家的重要契机。

后来，如众所周知的那般，李叔同没有同家人商量，抛妻弃子，径自跑到虎跑寺，剃度出家。

俞蓉儿得到消息，以为丈夫是一时心血来潮想不开，便跑到寺院来寻人，可是无论她在房门口如何苦苦哀求，李叔同都避而不见。

俞蓉儿思夫心切，索性跪在寺门口不走，看到这样的场景，同行的人不免都落下了眼泪，而李叔同只是托人捎了一句：

“当作我患虎疫死 , 不必再念。”

据李端回忆，李叔同的出家，对俞蓉儿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劝说无果后，回到天津的俞蓉儿还是常给李叔同写信，但每次都被原封退回来。

其实，妻子的信件，李叔同全部收到了，只是从未拆开过，他托人在信封后面写道：“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

同修都劝他看一看，不想回信不回就是了，为何还要这般退回呢？

“既然出家，就当自己死了。如果拆阅，见家中有喜庆事，定会开心，若有不祥事，易引挂怀，还是退了好。”李叔同这样说道。

可是，他真的如世人所说的这般，抛妻弃子，对妻子家人了无牵挂么？

其实，在出家之前，李叔同已将俞蓉儿与孩子，全部托付给了自己的结拜兄弟李绍莲照顾，只是当时的俞蓉儿并不知晓。

李家上下不负所托，给予了俞蓉儿母子莫大的关怀与照顾，成了孩子们除姥姥家之外，常去串门的首选亲戚。

除了早年夭折的长子李准外，每年暑假，俞蓉儿都会带着两个儿子去到李家小住。

“我的母亲和李绍莲的夫人要好，她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也能玩在一起。”后来的李端回忆起年幼时在李家玩耍的日子，仍然觉得温馨。

有了李绍莲一家的关照，多少缓解了俞蓉儿因李叔同不在身边而导致的寂寞与伤怀，而这一切都是李叔同在出家前为家人安排好的。

1922年，年仅45岁的俞蓉儿离世，这个在苦闷中等候了丈夫4年的女人，终是郁郁而终。

那时的弘一法师已转居温州庆福寺，发妻正月初三过世，弘一大师直到正月下旬才接到兄长从天津寄来的家书。

于是，在给温州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珍贵的文字：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拟请彼授与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的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

从这封信来看，已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并非一个无情之人，不仅与家兄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且在妻子亡故后，还计划回乡吊唁。

虽然李叔同未能立刻启程，但羁绊他启程的原因却让世人窥探到了他内心的秘密。

一是因为“变乱未宁”，当时正逢军阀混战，直、奉军阀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

二是因为想等待外出未归的吴璧华居士传授他“往生咒”，他希望可以学会“往生咒”后，再启程。

李叔同此时不惜破“禁语”之戒，央请寂山和尚说情，希望吴璧华居士可以面授他往生咒。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急切地想学习往生咒，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要替俗世的亡妻超度亡灵。

此时的弘一法师是位出家的僧人，对他来说，俗世中的一切琐碎事务已然成为过眼云烟。

如果他没有学会往生咒，即使回家一趟，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所以，相形之下，学习往生咒为亡妻超度，应该是李叔同没有动身启程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叔同对俞蓉儿并非绝情，心中还是有所惦念的。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俞蓉儿离世多年后，李叔同对当年未与妻子商议、自作主张出家一事，也深感愧疚。

他曾对侄子李圣章说：“自己的出家，事前没有和你三婶母商量，很对不起她。”

一代佛学宗师，在晚年说出这样柔情的话，着实令人动容。

金刚经有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也许，李叔同早已看透这世间一切留不住、一切皆浮云，才放下这一世俗身，许身佛门。

但在“得”与“不得”之间，谁又能想起那个深陷俗世尘缘的女人呢？对她来说，那佛门无上的清凉之地，再极乐，也难免有些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