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说：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我的导师，造就了今天的我。但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刘伯承却赞成解除毛主席军权。

刘伯承为何赞成解除毛主席军权？毛主席后来对他怎样？

1930年到1931年，一年的时间内蒋介石对我军发动了二次“围剿”之战，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1932年5月，蒋介石又开始对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又3个旅，约30万的兵力（其主力为蒋之嫡系5个师，约10万人），准备分别从南昌、吉安、南丰等地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鉴于前面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此次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1方面军主力，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然后再实施深入“清剿”。

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主席在“诱敌深入”的方针指导下“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战斗打了三个多月，国民党军损失3万多人，而红军愈战愈勇。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最终无功而返。

1932年6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重新集结63万兵力准备对我方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活动。

在得知蒋介石调集军队的动向后，中央红军便开始“反围剿”作战准备。

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在8月上旬时，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计划。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毛主席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且在前方组成以周总理、毛主席、朱老总、王稼祥为核心的“军事最高会议”。

在周、毛、朱、王的领导下，红军的北上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自从8月17日起，我方部队便接连拿下乐安、南丰、宁化三城。

8月24日，我方部队在抵达南城近郊后，关于是否攻打南城的问题，中央局和前方的领导人发生了意见的分歧，并且争论的比较的激烈。

当时中央局认为必须要攻打南城，而提出了要让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随后前方的领导人周总理、毛主席、朱德等人致电，提出目前的红军实力是无法攻打增援部队的。这个致电内容当时是让中央局无比的生气。

为了统一工作方针，于是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村召开了著名的宁都会议。参会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前方，对于军队内两条军事作战的方针问题，展开了讨论。

这次会议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便是批评了毛主席重视农村而忽视城市，并且据此认为毛主席不再适合主持军事活动，解除了毛主席在红军内的领导职务。毛主席在听了与会所有人的意见后，只好表示听从中央的处理。

周恩来、王稼轩等人和毛主席一起打过仗，指挥过军事行动，他们知道毛主席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于是尽全力挽留毛主席，但是毛主席认为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已经不信任自己了，再留在前方对大局没有利处，于是以养病为由，去往后方休养了。

以一个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待宁都会议，毛主席等人的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当时反对毛主席，甚至连刘伯承等人都同意解除毛主席的军权呢？

原来，刘伯承当时在党内算是新人，刚到苏区没多久，就参加了这次宁都会议，看到这次党内批评毛泽东，由于自己对毛泽东也不算了解，想了想，只好在会议投了反对毛主席的那一票。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伯承通过反“围剿”战争的实践，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在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刘伯承很快在军事实践中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转而不满和反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自觉地站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的一边。

后来刘伯承还亲自找到毛主席，为自己当初的错误道歉。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道：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无需再提了，你是我军难得的人才，要好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啊。”刘伯承还主动和毛主席坦诚了自己当初在宁都会议上的错误，可是就在毛主席得知来意之后，却说：无须再提过去的事情了，你是我军的人才，要好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啊。

两人都是革命的英雄，也都是胸襟开阔之辈，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革命，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毛主席“轻刘伯承”。

长征期间，毛主席也是无比的信任刘伯承，曾多次给他安排任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军事指挥权，刘伯承也坚决拥护他，二人相互配合，四渡赤水，完成一次高难度的战略转移，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史以少胜多、由守转攻的光辉战例。

1935年5月，当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时，蒋介石曾扬言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毛主席听说后，笑道：

“蒋介石还妄想把我们当成第二个石达开。我们有刘伯承在，蒋介石是奈何不了他的。”

其实在过河前，有很多人都在怀疑任务能不能完成，毕竟这一旦出现闪失，红军就彻底完了。

毛主席对怀疑刘伯承的那些人说：

“朱老总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对刘伯承非常了解，老总经常说，刘伯承是真龙下凡，海都不怕，更何况区区一条大渡河。”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刘伯承取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红军顺利过河。

在强渡大渡河后毛主席兴奋地说：“四川人都说伯承是条龙，我也坚信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

毛主席欣赏刘伯承的指挥和应变才华，刘伯承也对毛主席的大局观和战略能力敬佩不已。

在后来总结长征经验教训时，刘伯承多次提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正确主张等。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他看来则是“好像拨开重雾，看到了阳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刘伯承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

刘伯承的指挥一向以灵活著称，他在指挥游击战方面有着独到的天赋。

1937年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的战斗中，刘伯承作为129师师长成功起到了迟滞日寇进攻的作用，麾下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隐蔽地进入代县南阳明堡飞机场，突然发起进攻，经过1小时激战，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飞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夜袭阳明堡战斗，是继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焚毁了日军24架飞机，有力支援了国民党忻口防御战役。

后来，毛主席在回忆宁都会议时，说到自己的处境：

“我这个木菩萨，被他们扔进了粪堆里，搞得臭得很。”

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对毛主席的伤害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