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递交了辞呈。这位从贫农到副总理、曾掀起全国＂农业学大寨＂热潮的传奇人物，因身体每况愈下和自认文化水平不足而选择离开领导岗位。然而，习惯了劳动和奋斗的陈永贵，在家中种花种菜的清闲日子里却感到异常苦闷。三年后，这位朴实的老农民再次给中央写信，恳请安排一份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组织很快作出回应，将他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在那里，他重拾农业工作的热情，直到1986年因肺癌离世。
从贫农崛起到一品高官山西昔阳，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传奇人物。1915年，陈永贵出生在石山村一户贫困农家，父亲陈志如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生活的重担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在陈永贵五岁那年，父亲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卖掉妻子、女儿和小儿子。
命运的转折在第二年到来，父子俩辗转来到大寨村定居。七岁的陈永贵开始了放牛娃的生涯，为了一口饭吃，在地主家忙里忙外。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1941年。二十六岁的陈永贵迎娶了同样出身贫农的李虎妮，两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战争年代的大寨村笼罩在日寇的阴影下。陈永贵加入了伪日组织，后来因此被村民批斗，但这次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大寨村。陈永贵不仅分到了土地，还加入了民兵组织支援前线，三十三岁时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52年，三十七岁的陈永贵担起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百废待兴的年代，他带领村民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天灾无情，1963年的大寨村遭遇了连续的打击。洪涝、霜冻、冰雹接踵而至，农作物颗粒无收，村民们陷入绝望。
但这个时候，陈永贵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村民们重建家园，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反而创造了交售二十四万公斤商品粮的奇迹。
这一壮举惊动了中央，大寨精神开始在全国传颂。陈永贵也因此被提拔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开启了从农民到干部的转变。
在新的岗位上，陈永贵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1975年，一个重大的任命让这位农民干部站上了更高的舞台。在总理的劝说下，陈永贵接受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开始管理全国的农业事务。
这条从农家子弟到国家领导人的道路，不仅是陈永贵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新中国农民地位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大寨村这个小山村，因为他的存在而名扬全国，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
工农本色不改总理行在中南海办公室里，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戴白色毛巾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朴素的装扮，在一众西装革履的干部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一位从农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无论是参加重要会议，还是出访外国，他始终保持着这身朴素的打扮。
在中央大院里，常常能看到这样一幕：陈永贵每天清早就来到办公室，自己动手打扫卫生，擦桌子抹椅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劝他让保洁人员来做，他总是坚持自己动手。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其他领导都去高干食堂，而陈永贵却在办公室里掏出自己带的咸菜和玉米饼。工作人员送来的精致午餐，被他婉言谢绝。
当组织上准备把他全家的户口迁到北京时，陈永贵立即表示反对。他拍着桌子说：＂我是农民出身，我的家人也都是农民，为什么要改户口？＂
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全家人的户口又迁回了大寨村。每逢回到大寨，他就和村民们一起下地干活，村民们仍然亲切地叫他＂永贵叔＂。
家里来了客人，陈永贵的待客之道也十分简朴。最丰盛的招待不过是一碗家常面条，但他那份真诚的态度却让每位客人倍感温暖。
在工作期间，他从不享受特殊待遇。每次出差视察，能坐硬座就不坐软卧，能步行就不坐车，把节约的精神贯彻到底。
更令人称道的是，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分文不取工资。组织上多次要给他发工资，他都说：＂我在大寨有工分，够用就行。＂
有一次，外国来访的客人好奇地问他：＂您是副总理，为什么不穿西装打领带？＂陈永贵回答说这身打扮就是中国农民的样子。
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的装饰，只在墙上挂着一幅大寨山水画。每当看到这幅画，他就会和来访者讲起大寨的变迁故事。
即便身居高位，他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文具，他总说旧的还能用，不要浪费。
一次接待外宾，工作人员特意准备了精致的茶具。陈永贵看到后，立即让换成普通茶缸，说这才是中国老百姓喝茶的方式。
在中央机关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他自己提着水壶去打开水。有人劝他让工作人员代劳，他总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陈永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他的朴素作风，不仅赢得了群众的尊重，也为后人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榜样。
闲不住的农民爱种田1980年的北京，一纸辞呈震动了中南海。陈永贵让大儿子代笔，写下了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申请。
申请书上写着两个理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文化水平实在有限。组织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批准了这份请辞。
搬进复兴门外22号楼后，陈永贵的生活节奏完全改变了。没有了往日繁忙的会议和视察，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了他和时光。
但这位老农民显然不是个会安于现状的人。很快，他就在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
不仅如此，他还在花盆里种上了各种农作物。小葱、芹菜、辣椒，甚至连玉米和豆角都种上了，把阳台变成了一个小菜园。
每天清晨，他都要在阳台上忙活好一阵子。浇水、施肥、剪枝、除虫，样样都做得认真细致。
楼下的邻居常常看到他在阳台上忙碌的身影，都说这是个闲不住的人。有时路过的人还会停下脚步，跟他讨教种菜的经验。
可是种菜种花并不能完全填补他的时光。日子久了，这种悠闲的退休生活让他感到越来越不适应。
三年后的一天，陈永贵坐在书桌前，又一次让儿子帮他写信。这一次，他要给中央写一封特殊的＂求职信＂。
信中说明了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不要高位，只求能找到一个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岗位。
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了中央。看到这位老同志的请求，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接到任命的消息，陈永贵立刻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农场报到。农场的工作人员都被他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所感染。
在农场里，这位前副总理完全找回了自己的节奏。清晨的露珠还未散去，他就已经穿梭在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的长势。
他常常蹲在田埂上，仔细检查庄稼的病虫害情况。发现问题就立即和农场的技术人员商量对策，制定防治方案。
农场的职工们都说，陈顾问不愧是从农民出身的领导，看庄稼比技术员的眼睛还要准。遇到农业生产上的难题，大家都喜欢来请教他。
就这样，陈永贵在农场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为人民服务不分岗位高低，只要有这份心，处处都是舞台。
一生耕耘归大地去1985年的北京寒风凛冽，东郊农场的工作仍在紧张进行。陈永贵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突然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咳嗽，随后胸口传来剧痛。同事们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让所有人都陷入沉默。
肺癌晚期，这个无情的诊断书宣告了这位老农民的劳动生涯即将结束。组织上立即安排他住院治疗，但病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
病床上的陈永贵依然牵挂着农场的工作。每当农场的同事来看望，他都要详细询问庄稼的生长情况，询问今年的收成如何。
即便是在重病期间，他也没有停止思考农业生产的问题。医生查房时常常看到他在病床上写写画画，记录着自己对农业发展的想法。
来看望他的人很多，有当年大寨村的老乡，有一起共事的同志，也有关心他的群众。病房里经常挤满了前来探望的人们。
他们带来了大寨村的消息，讲述着村里的新变化。每当听到家乡的发展，陈永贵的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但病魔无情，再强壮的身躯也抵挡不住癌症的侵蚀。到了1986年初，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农业生产。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身边的人，要永远记住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把农业发展好。
1986年3月，这位传奇的农民副总理在北京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走完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程，回归到了他深深热爱的大地。
消息传出，无数人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从大寨村到北京城，从农民到副总理，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永远不忘农民本色＂。
追悼会上，人们回忆起他的点点滴滴：他的白头巾、他的布鞋、他的咸菜玉米饼，还有他那永远朴实无华的农民本色。
后人为他竖起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个大字。这不仅是对他一生的总结，更是后人对他最崇高的敬意。
大寨村的人们自发组织了追思会，村民们说起永贵叔的往事，说他虽然当了大官，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在他生前工作过的北京东郊农场，工作人员们种下了一排小树，以纪念这位永远热爱农业的老顾问。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小树渐渐长大，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他的故事被人们一遍遍讲述，那个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副总理，那个永远保持农民本色的国家领导人，那个临终前还在惦记着农业生产的老农民。
这就是陈永贵，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农业的人，一个永远扎根于黄土地的农民。他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