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定都南京之后，经过洪武十次讨伐北元，以及永乐六伐蒙古，草原北方的蒙古部落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自从蓝玉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北元就内部分裂成了三股势力：蒙古、鞑靼、瓦剌，基本上再无力南下中原了。

北元衰败之后，北方草原再次陷入分裂

但在永乐大帝驾崩之后，蒙古部族中的瓦剌部就逐渐强大起来，慢慢再次成为了明朝北方的强大威胁。

而经历了明初的洪武、永乐两代辉煌之后，大明皇帝的后世子孙们，在武功方面逐渐已比不上先祖，但是却放任宦官接近了统治集团的核心。

虽然在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吸取了汉唐等前朝宦官专权，所引起的混乱教训，曾立下规矩：

不允许宦官过问政事！

并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以示铁律！

回顾东汉后期，皇帝大多是在年幼时登基，导致宦官以及外戚如同跷跷板一样：窦宪、“宦官五侯”、跋扈将军梁翼、十常侍……这帮人轮番把持朝政，把整个东汉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以至于朝廷黑暗，土断严重，官逼民反，闹出了黄巾起义，严重动摇了东汉根基。后来十常侍与外戚大将军何进争权夺利，引狼入室招进来了董卓，更是加剧了混乱，东汉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至于唐朝后期就更是离谱，藩镇割据的问题没有解决，宦官专权的毛病又冒了出来。以至于后来宦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更是能主宰皇帝的废立问题，甚至能出现谋刺皇帝，政变清算等等奇葩事件。

到后来，又出现了枭雄朱温把持朝政，如同另一个董卓，但是手段更狠，朱温几乎杀光了宦官和所谓“清流”人士，也终结了大唐王朝最后的生机。

这些前朝经验、历史教训仍旧历历在目，朱元璋起于微贱，而横扫六合，何等精明过人？早就防范这些前代王朝栽过的跟头。其中宦官酿祸，就是他防范的问题之一。

对于朱元璋来说，对外的痛点是北方的蒙元，以及东南沿海已有苗头的倭寇海盗。而对内，就是防止藩王作乱、开国元勋居功做大、宦官外戚擅政专权等等。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开国元勋倒是防住了，藩王作乱却能没防住。如今宦官乱政又会成为另一个危机隐患。

但到了永乐时期，由于明成祖朱棣是夺来的位置，所以担心有人暗中反对他，就特别信任宦官。在锦衣卫机构以外，专门设立东厂机构，指派亲信宦官担任提督，由此宦官权势逐渐做大。

到了明宣宗时期，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宦官代笔，设立的职位就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干政的苗头就更加明显了。

而王振，这个明朝历史中第一个掌权的宦官，也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有一次，皇宫需要招收一批太监进宫做事，招到了一个混混叫王振，据说是为抵罪而进宫的，管事的正缺名额，就给招了进来。这个主管只怕没想到，一时的图省事，将会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

原来这个王振，是蔚州地方有一个地痞无赖，王振年轻的时候也曾读过书，还参加过几次科举但没考中，就留在县城教书。

后来因为犯了罪，按律法本该充军。但他听说皇宫这时候招太监，而进宫的话可就以抵消充军，因此就自愿净身进了宫。

从此，王振的一生将会出现重大转折，他自己都想不到的飞黄腾达和跌入深渊，都会在未来等着他。

皇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读过一些书，略微通晓一些文化，因此宫里的其他太监都叫他“王先生”。

入宫没几年，王振的机会来了。明宣宗觉得在太监里面，就他还有些文化，就派他去教太子朱祁镇读书。可见读过几天书，反倒真成了王振升职的底牌。

有机会接近太子，职场投机的机会就太多了，就看自己怎么把握，是老老实实教书？还是会陪太子玩得开心？

而朱祁镇年龄太小，五六岁的年龄正是贪玩的时候。王振察言观色，懂得投其所好，就想出各种法子哄小太子玩个痛快，因此朱祁镇挺喜欢这位“王先生”。

王振懂得抓住机遇，能令未来的皇帝高高兴兴、痛快玩乐，那他的人生际遇就抓到了。他人生飞跃的前半部分，就如同《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陪康熙玩耍一样。

而到了1435年，明宣宗驾崩之后，东宫太子朱祁镇刚满九岁，就立即登基，也就是后来以“大明战神”出名的明英宗。

而王振也自然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司礼监，东宫时期陪太子玩乐的王振，在太子登位之后自然就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

明英宗画像

明英宗刚登位时候，其实就如同那些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一样，“不是在网吧，就是在去网吧的路上！”只管享受玩乐，国事一概不问。

朱元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皇帝年幼，贪玩不理朝政导致宦官专政。而朱棣设立的司礼监职位，很好地留出了给宦官钻空子的机会。

皇帝一旦爱玩，王振就不仅仅帮忙批阅奏章，而是得寸进尺，趁机把朝廷的军政大权全都抓在手里了。

朝廷勋贵们没人敢得罪王振，权势小一些的，如果得罪了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发配。

明太祖挂在宫门外禁止宦官干政的大铁牌，被王振公然搬走，无人敢质疑。

就连一些皇室贵戚也都巴结王振，甚至讨好地称呼他为“翁父”，由此可见王振在明英宗时期是何等威风。

作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宦官权臣，王振还没有后来明末时魏忠贤那么嚣张，毕竟第一个挑头的，还是有那么点心虚。但是在明英宗即位的这几年，他也笼络了一批人，羽翼渐丰。

而就在大明王朝内部权臣祸乱的时候，北方威胁却出现了：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瓦剌，在北元裂变之后，逐渐强大了。比之北元，瓦剌取代了北元的地位，威胁更强。

瓦剌成为大明王朝在北方新的威胁

当年被朱元璋打垮了的蒙古铁骑，如今再次崛起，又成了大明的边患。边境双方虽然开了边市，但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也在暗中酝酿。

到了公元1449年2月，蒙古瓦剌部的太师也先，派出使者2千多人，浩浩荡荡，还携带马匹，出访明朝。名义上是向明王朝进贡马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钱！而所谓的贡马，只是一种邀赏的手段罢了。

但是此时的王振，倒真是“明察秋毫”，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只有两千多人，却报称三千人，想多要奖励。

而且他还发现也先谎报进贡马匹的数量，以次充好，更是想骗取朝贡“补贴”。

王振对内虽然跋扈擅权，但是对外族交涉上，倒真是不怂，“眼里不揉沙子”。

所以发现对方弄虚作假，王振直接削减赏金，把马匹价格削减大半，根本满足不了瓦剌人的胃口。

后来，也先还想要跟明朝结亲，为他儿子向大明求婚。王振却觉得瓦剌蛮夷部落，怎配迎取大明公主？所以直接拒绝了。

王振这种对外族明察秋毫而又强硬的行为，可以说是引来战争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他对外交涉确实做到了不妥协；但另一方面，他惹来的麻烦，但是后来却没有能力摆平，反而引来了大祸。

汉初时，高祖受困于白登之围，好容易脱困之后，就用“和亲”策略来打发匈奴。这才有了缓冲时间，来发展国内糟糕的经济，把因为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打得稀碎的江山，重新治理起来。

假如汉高祖穿越到大明来执政，面对瓦剌的求亲，只怕刘邦求之不得——假如挑一个公主就能打发掉北方这一强敌，那太上算了。

对比起王振那样强硬但却招祸的回应，苟一点并不是胆怯，只是稳住对方的策略。高祖的和亲赢得了经济发育的时间，国富民强之后，有了本钱，到汉武帝时，就可以和匈奴算总账了。

所以说，作为执掌大权的话事大臣，王振这些强横不妥协的对外举措，实在有欠妥的一面。他应当多计算一步棋：那就是万一对方恼羞成怒前来攻打，该怎么办？

果然，王振这些措施，彻底惹火了也先。当年的七月，也先就借着明朝减少朝贡赏赐作为口实，分兵四路大举进犯明朝。

瓦剌太师也先，亲自率领瓦剌骑兵，去攻打山西重镇大同。大同明朝守军出战，结果被打得大败，连大同守将都战死了。

边关告急，求援文书雪片一样向京城飞来，朝廷震动，这下明英宗也慌了，赶紧朝堂集合大臣，讨论怎么应对。

而面对瓦剌来犯，王振这个“大聪明”，又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原来，大同战场距离自己老家蔚州不算远，而王振又在老家置办了大批田产。

他担心来去如风的瓦剌骑兵机动性太好，万一一个突进，打到蔚州，那自己老家的的大好田地岂不全被蒙古人占了？因此一个劲鼓动明英宗带兵亲征，以便以大军之威势，吓跑也先。

王振读过书，但确实读书不多。假如他多读读史书，只怕就不会轻易主张明英宗进行如此草率的亲征了。

前秦的苻坚，8 0万大军大军大举南下，亲征东晋，论规模，论后勤，论兵力雄厚将领善战，比之明朝这次仓促出征强太多了。

苻坚手下名将如云，几乎全是王牌，慕容垂、姚苌、乞伏国仁、沮渠蒙逊、秃发乌孤……全都是各自部族里杰出的猛将。论实力绝不比大明此时的将领差，可结果呢？

淝水戏剧般的惨败，造成了多米诺效应，不仅军事失利，国家也随之四分五裂，慕容垂这帮人，立刻背叛了苻坚，各自领兵抢地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苻坚本人也被姚苌杀了。

这样的教训，使得后世帝王一不敢“集卡”式的招纳叛将头目，二不敢轻易亲征。

第一点是担心优待了头目们，留下隐患，这些人事后反了如何？只好杀之省事，不留后患。

第二点是担心亲征后，一旦后方不稳，打了败仗自己就控制不住局面了。

可以说，前秦的苻坚，金朝的完颜亮，都是栽在第二点上的。

假如苻坚没有亲征，而是坐镇长安，那么即使淝水作战不顺，大不了收兵即可，他在后方操控，他弟弟在前线稳守，大局不会乱。

王振就没搞懂这个道理，一来蒙古人或者瓦剌人，都是游牧作风，即便占领城池也不会过久，田产本就不必担心。二来只要守稳自己的权势，扒住皇帝这颗大树，多少田产和金银，都源源不断不会缺。

舍大头而追逐小利，冒着亲临战场的风险，这种愚蠢的危险行为，后世的权臣们如刘瑾、严嵩、魏忠贤，任谁都不会这么做。这也注定了王振命不久矣。

还好朝廷中还是有明白人的，兵部尚书邝楚和兵部侍郎于谦，都不同意。他们既认为皇帝九五之尊，更应坐镇京城，怎能轻易亲征？万一有失谁能担负责任？

而且亲征也需要大量准备工作，当年明成祖亲征蒙古，也是预先做好准备才五伐蒙元。如今毫无准备，各种后勤安排都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何亲征？皇帝吃饭喝水，各种伺候，一套安排下来，都是庞大的工作量。

但是明英宗此时也犯了浑，冒冒失失地做出了亲征决定。此时的明英宗年龄也就二十出头，太过年轻，不懂军事的复杂，更不懂如何慎重决断。

影视剧中明英宗的形象，话说霍建华把他演得也太帅了吧

无能又昏庸狂妄的年轻皇帝，被手下太监一鼓动，居然异想天开，希望证明自己，立下不世之业绩，武功方面能做得不比永乐大帝差。

祖辈们能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自己也一样能做到！自己如果也想先祖那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驱除鞑靼，这一来威望加满了，群臣们谁还敢质疑自己？

一个是担心自己的不动产，顺便想立个大功，更想趁机回老家在老乡面前炫耀自己今天的地位；而另一个更是膨胀到想要胜过先辈，在战场上显现身手。

这样的君臣凑在一起，闹剧很快就变悲剧了。

于谦这些人百般劝说也无济于事，这事只能这么定了。

1449年7月15日，明英宗下令亲征，要他弟弟朱祁钰和于谦留守京师。

第二天，自己带领亲信王振，还有一大批文武官员，率领号称50万的明朝大军，从京城出发，浩浩荡荡，经过居庸关向大同方向出征。

这一大批文武官员，包括：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学士曹鼐……总共有一百多人。

不仅有武将，还有文官，包括“公侯”级别的贵族，连同明成祖时期传承下来的勋贵们都带来了。

明明是军事出征，武将还不够，明英宗又带这么多文官出来干嘛，一旦有变就会被人一网打尽，搞不懂他这是什么操作。

关于明军的兵力问题，始终都存在着争议，明英宗御驾亲征，所带兵力有没有50万人？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致。

有人认为远没有，也就是十五万军队，剩下的一些人其实都是民夫，算不得职业兵。有的认为实际兵力为二十万，也有的认为二十至二十五万之间。

我们姑且认为，明军兵力在二十五万人左右。

至于仓促出征这一重大决策，很大的责任要由明英宗来承担。因为王振只是鼓动、怂恿，他权势还没有能达到裹挟皇帝出征，那可就成谋反了。充其量也就是能够影响到皇帝，但是最终拍板权还在英宗手里。

战争，是动员，组织，管理，军事的综合体，高门槛基本上可以劝退无经验者了，否则就要拿出生命做代价了。

明太祖、明成祖这些先祖们，都是创业者，亲自带兵打过仗，更参加过无退路的惨烈大战。岂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比的？朱祁镇不掂一掂自己斤两，就想跟祖辈们比较，其昏庸可见一斑。

这次亲征，决定就很仓促，战争预热准备也没有，后勤供应可以说一团糟。

军队出发时乱糟糟的，纪律涣散，缺乏战前动员，士兵们有的甚至不知道要向那里进兵，大部分兵士只知道跟着将领出发，看似几十万人，士气却十分低落。

土木堡明军进军和拟定撤退路线，地图上看就是乱绕弯子

这样的军队，如果进行劳师远征，战斗力可想而知。遥远的路途就足够拖垮他们。更糟糕的是，七月盛夏，天气也不作美，强对流造成的大风雨也到了，士兵们被暴雨浇得湿淋淋的。

天气令后勤压力也倍增，本就紧张的后勤线更加供应不上。没多久，后勤运输就慢了很多，粮草接济不起，士兵和马匹全都又累又饿。

刚到居庸关，还没看到半个瓦剌兵，几十万明军就饿得已无心情作战，每天都有人掉队，早已经叫苦连天。

等到大军接近大同时，士兵们又看到路过的荒郊野外，到处横着阵亡的明军将士尸体。吃败仗的战场景象更加令人人心惶惶，各自议论纷纷，士气也更加低落。

有的大臣见士兵们士气低落，深感不对劲，劝明英宗及早退兵，结果被王振知道后一顿臭骂，还被罚跪一天。

而瓦剌的也先，得知明军大军将至，不愿与明军正面硬碰硬，为了诱敌深入，也先主动放弃大同，向后撤退。其目的就是为了发挥瓦剌骑兵的机动优势，便于侧翼包抄明军。

而不懂军事又不动脑子的王振，一看瓦剌撤了，误以为也先怕了明军人多势众，更加鼓动明英宗率领大军尾随追赶，一步步掉入了陷阱。

结果，七月底，明军前锋在大同城附近被瓦剌杀得大败。前线各路人马纷纷败退，局势骤然紧张了，众大臣纷纷要求停止冒进。

就连王振的心腹宦官郭敬也劝说王振赶紧撤退，告诉他前线危急，弄不好真的栽在这里。王振这才害怕了，劝说明英宗撤退回京。

几十万大军，白白折腾了十多天，没见到一个敌人，自己却病饿折损严重，就这样畏敌而撤了。

其实，这时候撤退远没有伤筋动骨，保存主力撤回京城倒也没什么，但是王振又开始作妖了。

准备撤退时，大同总兵郭登，从军事专业上给出了一条严谨合理的撤退路线，路程近，而且路线安全。

但王振不同意，原本他就是想带着皇帝和几十万大军，到他老家蔚州去摆威风，如今和瓦剌交战不成，撤退时候回老家显摆一下没问题吧？

所以，王振不顾大同总兵郭登，以及大学士曹鼐等人的坚决反对，非要坚持从紫荆关方向退兵。

明军撤退路线，被改来改去

近路不走远路，到也无所谓，顶多跑点冤枉路而已，但是，大军往紫荆关方向行进了几十里以后，王振又后悔了。

原来，他又想到一层，摆威风无所谓。可是几十万人往家乡一过境，这田地里的庄稼只怕都被踩光了，一顿“战争践踏”过后，只怕庄稼苗都不剩一根。

到那时，不仅自己的田产踩踏损失严重，蔚州家乡的乡亲们岂不也要骂死自己？这种丢脸的事可不成。

于是他又建议皇帝改变行军路线，又转回到原来的宣府方向。

王振这样连续犯下低级错误，老天只怕都看不下去了，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他不死谁死？

经他这么一折腾，时间全耽误了，原本算算路程，根本追不上明军的瓦剌骑兵，如今走直线，很快包抄了上来。

明军激战瓦剌

瓦剌的骑兵数万人，已经尾随追上了，为明军主力断后的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兄弟俩，皆忠勇之士，拼死作战不敌，全都战死疆场。

更惨的是，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4万骑兵殿后阻击，结果在鹞儿岭中了瓦剌骑兵的伏击，力战身亡，其所率的近4万骑兵全军覆没。

这些都是大明的忠勇名将，就这样为保护饭桶决策者而死，毫无价值地战死在阻击战场上。

明军一路败退，于八月十三日退到了土木堡地区，而在土木堡东边不远就是雄伟险要的居庸关。只要大军加速东进，进了居庸关的东面，瓦剌骑兵只能无可奈何了。

居庸关地缘位置

居庸关在明朝开国时，被徐达重新修过，城墙被重新加高加固，成为了京师北面明长城当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节点。区区几万瓦剌人，面对居庸关只能徒呼奈何。

有人劝英宗加快行军，只要能进居庸关，大家就都安全了。还有人劝王振，趁着当天天还没黑，加紧赶几十里路就能进入附近的怀来城，即便赶不及进居庸关，但是能据城死守，也会放心很多。

险要雄关居庸关

可愚蠢的王振再次作死。他一路上途径各地，地方官们进献给他的金银珠宝，都装在大车上，足足装了1000车！而且不乏奇珍异宝。

这些装珠宝的辎重大车还没赶上来，为了等这一千多辆辎重，他居然强令大军在土木堡就地驻扎。

土木堡在河北怀来城东部附近，名字虽然带一个“堡”，其实并没有什么城堡可以驻守。而是一个平地，四面环山，道路不便，很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是兵家作战的险地。

土木堡旧址

更要命的是，土木堡缺乏水源，只有附近十五里处有一条河流。一旦大军断水，将不攻自破。

这个地形的险恶，比之三国蜀汉北伐时，马谡失街亭的那做山头还要艰险。属于标准的易攻难守地形。

兵部尚书邝埜，见到瓦剌人穷追不舍，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多次建议大军快速撤退进附近的怀来城，以保证驻守安全，结果反被王振斥责为不懂军事。

结果当天晚上，瓦剌大军就追上了，很快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战略要地。对土木堡的明军形成了半包围，并占领了十五里处的那条河。

缺乏水源的地形是军事上的死地，令人不战自败

明军水源被切断，一直赶路的士兵们口干舌燥，喉咙要冒火了，只能向地下打井。但是这土木堡地理上属于高原边缘，地下水位非常深。兵士们打了几丈深的井，也没有见出水。

尽管明军人心浮动，干渴难忍。但瓦剌追兵分为多路，追过来的骑兵只有2万多人。也先一打听，发现明英宗带来的人马还不少，真要硬拼，自己也没有把握。

于是诡计多端的也先，先派出使者，谎称议和谈判，以便麻痹对方，等待最佳良机。同时和谈时，他命令瓦剌军队佯装撤退，故意让出了水源，并同意明军兵士们前去打水。

愚蠢而天真的明英宗和王振，一见到瓦剌撤退，误以为谈判成功，下令士兵们前去河边打水。结果渴疯了的士兵一听有水喝，全都跑出营帐拼命去河边打水，乱哄哄的完全乱了阵型，将领们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对瓦剌人来说，最佳歼敌实力到了，明军士兵杂乱无章地抢水时，埋伏在四周的瓦剌骑兵全部杀出，个个挥刀大喊道：

“投降者免死！”

瓦剌骑兵的冲杀令步兵无法抵挡

无人指挥的明军眨眼间全部崩溃，被骑兵追杀的步兵争相逃跑，被自己人踩死的和被瓦剌骑兵杀死的不计其数，漫山遍野都是丢弃的盔甲、兵器以及尸体。

二十万明军如同炸群的鸭子一样全垮了，二万八千骑兵追赶一二十万明军，犹如当年项羽在彭城大破刘邦联军的场景一样。明军阵型都来不及布置，已经全军溃散。

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随征的大小将领，以及文官大臣50多人都死在乱军之中。一批禁军保护着明英宗和王振，拼命突围都没能成功。平时威风凛凛的王振，此时却吓得直哆嗦。

如今，真是到了清算权奸的时候了，禁卫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的误国误民，愤怒的喝到：

“吾替天下百姓除此奸贼！”

说罢，抡起大铁锤结果了王振的性命。

权倾天下的大太监王振，只怕做梦也没想到土木堡，就是他人生的终点。更没想到，结果他生命的工具，不是铡刀、白绫或者毒药，而是简单粗暴的大铁椎。

明朝后来的掌权宦官或者内阁首辅们，例如刘瑾、严嵩、魏忠贤，或饿死，或上吊，或凌迟，也算死得其所。但是没有一个像王振这样作死的。

在乱军当中，被大铁锤砸死，确实便宜他了，即便樊忠不出手，王振不是被射成刺猬，要么就是被刀枪斩成肉泥。如果被活捉，只怕下场更惨。

也先恨的不是明英宗，如果俘虏了英宗，从身份的尊贵到利用价值上，都不会虐待皇帝。但是王振却不同，当初拒绝通婚的是王振、削减马匹价格赏赐的也是王振，也先能不恨他？一旦抓到，王振的下场可想而知。

樊忠也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自己冲进瓦剌军中拼杀，身中刀枪乱箭而死。

明英宗身边的禁卫军也越来越少，明英宗见实在无法突围，索性下马，盘腿坐下，坐着等死，相比之下，年轻皇帝虽然昏庸，对比王振来说，倒是不算怂。

瓦剌士兵冲上来，俘虏了明英宗，但发现这个俘虏衣甲不同，料想是大人物，就带到也先那里，才知道俘虏了大明皇帝。

土木堡的惨败，史称“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

土木堡战役，明朝出动了20多万大军，北上对抗不到3万人的瓦刺骑兵，不但未能能将对方击退，竟然以自己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纸面兵力对比，

明军：25万左右，

瓦剌：2万8千骑兵，

瓦剌骑兵造型

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却遭到如此惨败，2 5万大军被击溃，士兵折损三分之一，京城三大营被击溃，朝廷中的武将文官精英，阵亡五十人，甚至连皇帝都被俘虏。

原因并非战斗力不如人，而是高层战略指挥的严重误判导致。

1、宦官王振误国，从外交交涉上，得罪了瓦剌导致战端开启，鼓动英宗亲征，导致一国之君陷入险地。出征后又一再作死，撤退路线变来变去，磨磨蹭蹭不肯进入怀来城或居庸关坚守，面对也先的诡计没有识破，导致放任士兵取水而陷入四面被围的埋伏。王振的责任不可推脱。

2，明英宗昏庸无能，皇帝太过年轻，缺乏经验，被心腹的几句追捧就分不清南北，御驾亲征的决定权毕竟在皇帝手里，下属只是提供建议。因此皇帝轻易同意亲征瓦剌，也是背负较大责任的。

3，明军的后勤供应太拉胯，数十万大军劳师远征，每天的粮食消耗都是惊人的，不妨用极限方式计算一下，一个普通作战士兵，一天就算只吃两斤粮食，二十五万大军一天至少消耗50万斤粮食，还不包括马匹的饲料，以及皇帝的奢华享受。

这样的粮食供给，在古代原始的陆运条件下，后勤压力是惊人的。明成祖几次亲征蒙古，也是做足了准备，并且这几次较量也并非与蒙古人死拼到底。更多的则是蒙古骑兵掠夺的差不多了时，出征的明军跟在后面追赶。

然而战败这几点原因，也有人指出来了其中的疑惑：

王振作为既得利益者，已经现在权贵的巅峰了，他不需要再立什么新功，只需要稳守自己的地位就足够了，这样细水长流，多少财富都可以赚到，又何必冒险鼓吹什么亲征？作为掌权的司礼监太监多年，难道缺乏这点智商？

后勤跟不上，如果明军出发时准备不足还有情可原，难道出征多日了，明朝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难道仍然满足不了远征大军的需求？

这些疑惑，只能留给后人分析了。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出征却遭到毁灭性的惨败，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很罕见。明军既有总体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上的失策。

土木堡之战，使明军精锐基本全毁了，精锐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全部报销，重要的火器、铠甲、辎重以及有战斗经验的士兵损失惨重，这些在短期内都很难得到恢复补充。

而明英宗的被俘，消息传到京城，而不少缺胳膊断腿的士兵，也出现在京城街头，顿时引起了恐慌。

众大臣为了应急，也为了防止瓦剌要挟大明，赞同了于谦另立新君的建议。于是联合奏请皇太后，立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

朱祁钰于9月份登基，即明景帝，由此尊奉明英宗为太上皇。

1449年10月，也先借口英宗复位，挟持明英宗千里南下，瓦剌骑兵大举进犯京师，京城危急。

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斥退了部分大臣的迁都建议，坚决主张坚守京师。明景帝于是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防守京城，同时下令地方各地明军进京勤王。

也先原本以为有皇帝在手中，并且挟土木堡大胜的余威，京师的明军多半会不战而降，至少也是毫无斗志。

没想到的是，瓦剌骑兵一路南下烧杀抢掠，早已激起了百姓们的极大愤怒。而且土木堡战场上逃回来的大量士兵进入京城，也增强了京师的防御力量。

当瓦剌兵临城下时，京城中的百姓与明军团结一致，不少人要求出城参战，当明军与瓦剌觉战时，许多百姓在城外屋顶投掷石块，砸向瓦剌军。

也先万没想到风云突变，精锐的瓦剌骑兵在城下之战栽了跟头。于谦不死守城门而是出城摆开阵势与瓦剌决战，在明军部署得当以及明朝军民团结一致之下，明军士气大振，令瓦剌骑兵死伤惨重。

而且各地勤王大军也赶到，城外的明军达到了22万之多。

也先顿时心惊胆战，担心自己被反包围，断了退路，到了十月十五日，他不敢再耽搁，立刻组织撤退，当初南下中原有多威风，撤退时就有多狼狈。

于谦趁机组织追击，尾随追杀瓦剌军，毙敌近万。也先率兵仓皇逃回塞外。明军抢夺回了被瓦剌掳掠的大量人口和牲畜、一路收复失地。京城保卫战以明朝胜利告终。

土木堡的惨败，被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大量京师精锐部队的损耗难以弥补，之前遗留的种种隐患和明军武力的缺失，被彻底暴露出来。

更重要的武将勋贵的大批阵亡，令朝廷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朱元璋苦心经营的文武大臣互相制衡的局面被打破。

之后的明王朝，陷入了武备荒废的尴尬局面，更陷入了武将地位不如文官、甚至被文官来回使唤的瘸腿路线，宋朝的毛病在明朝又出现了。后期明朝文官集团逐渐做大无人制衡的局面，就是因为大批武将勋贵的阵亡导致。

北方游牧民族始终 成为明朝边患

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再无帝王或者辅政大臣亲自率兵出征的现象，永乐北伐，亲征蒙古，也就成了传说。

甚至到了清朝的二百多年间，除了康熙亲征噶尔丹以外，也无帝王敢于亲征。帝王们都很默契地坐镇京师，操控全局。顶多仗打不赢罢了，但却能有效避免“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