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秀华写的一首有关《我拒绝一元钱的赔偿》的诗，觉得很蹩脚，之所以蹩脚是因为诗中低劣粗俗，充满谩骂和歧视。一个人要尊严首先自己要有素质，否则会反噬自己，尊严丢了，还会遭到一阵痛骂。

莫言该不该起诉我觉得首先是莫言的作品有没有问题？这么多年来莫言的作品确实争议很大，对于不理解他作品的人认为有严重问题只是他个人的认知，他有权行驶法律赋予他起诉的权力，没有犯法，也不存在道德问题，余秀华把起诉的人说成“孙子”，是破坏象棋规则秒杀帅的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在恶意侮辱起诉之人。

帅是什么，在余秀华看来就是像莫言这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神圣不可侵犯。象棋里的帅既不能运筹帷幄，也不能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时常被“炮”秒杀的傀儡，它不能保护自己，只有被别人保护，是一个可怜而被攻击的对象，炮杀帅是象棋里的游戏规则，余秀华懂规则吗？她实际上把规则说得荒诞而离奇。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并不一定伟大，如果说伟大也是某个人或某领域的看法，在一些人看来伟大是指文学作品而言，比如艺术性和影响力，并不能体现他个人的道德和品行，也就是说得了这个大奖的人不一定就是道德楷模，仁义君子，爱国人士。事实上一些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被指责成“革命的敌人”“祖国的叛徒”，在前苏联这样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和作品封杀禁言的处理。

莫言的小说《丰ケ肥お》出版获奖后就遭到一些在莫言的家乡高密参加过抗日的老八路的严厉批评，虽然小说不是历史，有虚构的部分，但小说也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也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所谓言为心声不是没有道理。莫言为此也受到处分转业到地方，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伟大的是国家和军队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有极大的宽容怀柔之心，如果是在苏联，莫言还有政治和文学生命吗？早就秒杀了。

起诉莫言的人说要莫言赔偿每一个中国人一元钱，并不是真要莫言去赔偿，只是精神上的象征意义，旨在表达对莫言作品中所涉及问题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这种赔偿要求并不是为了寻求实质性的经济补偿，而是为了向莫言和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如果他的作品被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需要得到应有的惩罚和纠正。余秀华连这个意思都不懂，一点智商都没有，让人感觉耻辱的是她。

我觉得最大的耻辱就是在讨论莫言该不该起诉的问题上不同立场和态度的人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在法院未判莫言有罪的情况下认为他有罪，莫言有没有诋毁，侮辱革命先烈，他的作品就摆在那里，就看怎样裁定，而这种判决我觉得法院也决定不了，起诉莫言的毛星火也决定不了，关键是代表国家层面的领导人的态度。

另一个极端就是对起诉莫言的人进行谩骂和攻击，起诉莫言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私利可言，莫言又不是在诋毁他的先辈和家人，他为的是替革命先烈讨回公道，维护正义和良知。无论是被起诉的对象获得过什么奖，取得过多大成绩，如果起诉的人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恶意攻击或其他不正当目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去嘲笑他？我们起码应该起诉者的的正义愿望。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尊严就是不要被像项立刚这样的人去指着鼻子骂是流氓和骗子。余秀华说起诉的人没有实际行动是骗子，起诉的人在法院和检察院都去过，法院找理由推脱，检察院说要等等，而律师说要公益诉讼，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在为起诉莫言的事件上踢皮球而没有为此做出努力。

我觉得骗人的不是起诉之人，而是这个社会的风向不对，就像有些人在事件未明朗之前先声夺人给诉讼之人定调定罪一样，如果国家不去支持维护一个为先烈讨回公道的人，那是不是一种悲哀和无奈？余秀华说要起诉告莫言的人，她有那个量吗？她自己都在歧视环卫工人，装高贵，“还捂紧嘴巴，怕一句叫喊就撞破春天的新绿”，她嫌别人脏，她自己肮脏的嘴巴捂得住吗？余秀华本来也是一个思想不纯粹的人还用春天的新绿来装点自己的浪漫就不伦不类，荒唐可笑。

一元钱的赔偿实际上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一种正义的呼声，远比余秀华这种分行的蹩脚诗要有力度，有影响力。余秀华只不过是借一元钱的赔偿来带偏节奏从而达到炒作自己的目的。诗歌里不应该有罂粟花，应该是玫瑰，余秀华不要以诗的名义沆瀣一气，做一丘河里的那些又鸟和马户，要为良知发声。

该不该起诉莫言话题由来已久，应该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这样的争论和批评。关键是起诉的人没有份量，如果是老八路、老革命或者先烈的后代来起诉也许有些作用，会引起重视。

之所以认为毛星火大逆不道是因为在国内还有一大批像莫言这样的人，对他们的作品难于真正定性。而这批人在中国已经树大根深，他们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有名有利，掌握话语权，他们以作品的文学性和虚拟性来否定所有的指责，对起诉这样的行为不是跳出来指责就是保持沉默。

余秀华自认为是其中的一份子，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猛士可以出来冲锋陷阵，抵挡舆论的炮弹，但她想错了，她算那根葱？她本身就是一个被起诉的对象，还有脸写诗来说别人是孙子和骗子？尽管她是一个狠角色，但她的诗顶多就是湖中的小涟漪，掀不起波浪，不要认为自己很有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