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三金

十点人物志原创

2021年5月24日，张洪成功登顶珠峰，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从产生爬珠峰的想法到最后实现梦想，他用了6年，最后的攀登花费将近100万人民币。

有记者曾问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他说：“因为山就在那儿。”

后来，当人们谈论何为登山的意义时，这句话被广泛引用。但很少有人知道，乔治死在了第二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途中。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珠穆朗玛峰登顶死亡率超过8%，目前仍有200多具登山者遗体留在珠峰上。对于一个盲人，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这让人不禁好奇：如果“看”不到终点，登山的意义是什么？面对这样一项危险的运动，家人朋友如何理解张洪的选择？登顶珠峰两年后，他们一家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最近，由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上映。影片拍摄历时三年，跨越两国，记录了张洪前期训练、筹款借钱和最后登顶的全过程。借此机会，我们跟张洪和他的妻子夏琼聊了聊这一段惊险旅程。

以下是张洪的故事，是一个盲人按摩师跳出藩篱、去挑战自身极限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难以确立自身存在、不被看见的普通人的故事。

登顶

“糟了，人掉进去了！”

向导强子和另外几个夏尔巴人（分布于喜马拉雅周围的高原民族，常被雇佣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向导）忙把张洪安排在平缓的雪坡上。

大家的背包都放了下来，在张洪身边围成一圈，这有点像孙悟空为了防止唐僧被妖怪抓走时画的圈儿。强子让张洪待着别动，以保证他的安全。

张洪和向导强子。（图源：《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天快黑了，暴风雪倒是小了点，透过强子的只言片语，张洪知道：出事了。

他们正在攀爬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之间的雪坡，相比从珠峰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的昆布冰瀑，或者从四号营地到峰顶的“希拉里台阶”，这已经是相对安全的路段，但危险仍然如影随形。

珠峰攀登路线图（图源：alpenglowexpeditions.com）

在一整块雪白的地面之上，隐藏着许多条冰裂缝。“一场雪下完，上面盖上了一层，你踩上去，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多深。”这次掉下去的是他们的攀登队长——一位攀爬珠峰十多次的经验丰富的夏尔巴人。

队长独自向前给大家探路，背着沉重的物资装备，一脚踩空，直直下坠了十几米，才因为背包过大，卡停在裂缝里，好在身上对讲机还在，足够呼救。“如果他没有对讲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掉下去了，你明白吗？我们会从他旁边走过，大雪会掩盖一切。”

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当队长从冰裂缝下被拉出来，人已经没有了动静，身体自然蜷曲着。大家一边心肺复苏，一边给他搓热身体、叫他的名字，好一会，人大喘一口气醒来，晃了会儿神，抱住身边的人号啕大哭起来。

张洪坐在不远处，背包重重围着他，看不清神色。

此刻，北京工体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张洪坐在我对面，穿着写有“珠穆朗玛峰”的polo衫。在他身后是一面大大的落地窗，玻璃擦得很干净，窗下车水马龙。这是北京相当繁华的一条马路。

张洪告诉我，他当时看不见情况，心里是极度的恐惧和焦躁。这样的恐惧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攀爬过程。而“看不见情况”增加了另一种尴尬。

张洪和妻子原本一起坐在我对面，当我提出想要分别采访夫妻二人，张洪语气颇为僵硬地说：“不行，我们必须一起接受采访。”现场空气凝固了一瞬，他补充：“不能单独采（访）。”

我一边思考双人采访的可行性，一边问他，“是有什么顾虑吗？”他摇摇头，过了一会才说：“没什么，单独采访可以的。”这样的转折有些奇怪，聊了很久我才明白，他刚刚只是开了一个不太成功的玩笑。

我们理解一个人，试图展示友好，从来不只依靠语言，当下的神态、动作、周围的空气都至关重要。而这些，张洪都看不到。

他聊起自己在昆布冰瀑攀登结束后，和强子大吵了一架。

昆布冰瀑是一条长17公里的冰川河流，位于珠峰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又称“恐怖冰川”。在这里行走，脚下是冰裂缝纵横交错，头顶是一两层楼高的冰壁摇摇晃晃，许多地方只能依靠夏尔巴人架好的梯子通过。梯子角度因地势各异，有平行的、斜上的、斜下的。

冰川上的悬空铝梯。（图源：视觉中国）

大多数攀爬路段，张洪需要听从强子的指令。“他让我跨20公分，我会忍不住想，如果跨30公分会不会更安全？结果30公分就直接踩到了另一条冰裂缝里。大多数人通过这段区域可能是7个小时，而我用了15个小时，多出一倍。强子很生气，我能理解，他觉得我不够信任他。”

后来，强子回忆那种崩溃：很多路段，他们无法并排行走，他也无法给予太多身体的引导，只能用“上、下、左、右、横切、跳跃”，再靠张洪自己用登山杖试探。“他爬得累，我说得也累”。

第一次拉练时，张洪突然发火说不想爬了。他担心自己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攀登便受伤。强子忍不住问他，是不是真的想好了要来爬珠峰。

张洪意识到，海拔过高，人的情绪和应激反应会比在平原地区起伏大得多，“所以有人在上面乱发脾气、烧帐篷这种情况都有过”。如果还要继续，他必须把自己对身体的控制权让渡一部分给向导。

而等到开始攀爬十几米几乎垂直的冰壁时，连强子也无法准确告诉他该跨多远，他能依靠的只有听觉和一次次手脚并用的试探。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冰壁上有一些小坑，那是之前爬山的人留下的，如果我能把脚放进他们踩过的地方，第一安全，第二省力。但事实上，我只有30%的几率能放准。大多数时候，我只能靠脚上的冰爪重新开路，可你踢过去，可能一下把冰面踩塌了或者嵌得不够深、挂不住自己。

只能胳膊、手指、膝盖全都用上，把身体一点点往上拽。当我快爬完的时候，前方的夏尔巴向导拉住我的手，我知道自己又过了一道鬼门关。”

一点点爬到了8700米，距离峰顶仅剩100米，几位向导的氧气开关冻坏了，在巨大的风雪下，强子几人把氧气留给了张洪和另一位夏尔巴向导，保证他们能够安全登顶，其他人先行下撤。此时他们的冲顶攀登已经进行10个小时。

张洪的第一反应是与他们一起下撤。“强子推了我一把，登山季就快要过去，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当时的情况容不得思考纠结，我就跟着往上爬，甚至没想过怎么跟夏尔巴向导沟通，我们只能用简单的‘go、up、down’来对话。”

那一段路，张洪什么也没有想。他形容自己完全处于无助的环境中，跟整个世界都是隔绝的，“你不能退、也不能停，唯一的只有向前走，你只能向前走。”

张洪问夏尔巴向导，自己还需要爬多久。夏尔巴肯定地说，半小时就到了。“我想着半小时，挺一下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半小时，又一个半小时……”最后100米，张洪用了4个小时。

珠穆朗玛峰，世界最年轻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19世纪初以来，便是所有登山家与科学家心中的向往。张洪站在那里，感觉周围一片混沌，气压很低，狂风在头顶呼啸，听着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和夏尔巴人语言不通，他心里更添一分恐惧。

这是他为之准备多年的梦想之地，但张洪仅仅停留了几分钟就准备下撤。

“我非常清醒，我要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就像到了地狱一样。”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盲人与珠峰

2015年，张洪还在拉萨一家医院做理疗师，每天给病人针灸、按摩。失明20年，他的生活正以一种稳定、缓慢的方式前行着。

工作中的张洪（图源：《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也是那一年，朋友给他介绍了西藏登山队的洛则，对方先后攀登过全世界14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当然也包括珠峰。

洛则跟张洪分享了自己的雪山探险经历，张洪问他：“有没有盲人上去过？”洛则告诉他，美国有一个叫艾瑞克·维汉梅尔的盲人成功登顶过珠峰。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呢？”艾瑞克的故事在张洪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他又认识了另一位登山家泽龙，对方曾经两次登顶珠峰。第二次，泽龙在峰顶向女友求婚成功，珠穆朗玛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在泽龙的带领下，张洪爬上了西藏的洛堆峰，高6010米。在这个过程中，他购买了专业的登山设备，也了解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负重爬楼梯。

2019年，张洪见到了夏伯渝，电影《攀登者》的原型人物之一。第一次攀登珠峰时，夏伯渝因为帮助队友导致自己被冻伤，双小腿被截肢，43年后，他依靠假肢成功登顶珠峰，当时他已经70岁了。

张洪回忆，夏伯渝给他介绍了向导强子，还告诉他：你去做一些事情，就盯住一个点，不要想太多，一点一点地去做，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张洪和强子磨合了一段时间，成功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登上这一座雪山之后，我才觉得自己摸到珠峰的边”。

尽管如此，当张洪说出登顶珠峰的目标时，更多人说他是在“瞎折腾”、“理解不了”、“根本没必要”。看上去7546米与8844米差距不大，但专业的登山者都知道，“这几乎是两个世界，技术难度完全不同”。

众人的反应，像是他又开了一个不太成功的玩笑。

暂且不提盲人登山的难度，一个普通人想要登上珠峰，花费大概在5.5万美元到8.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0万-60万元）之间，不包括额外的服务费用和一些杂费。而作为盲人，张洪需要更多的向导和装备，最后的花费将近100万。这远不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可以拿出来的。

2020年，导演范立欣透过朋友知道了张洪，“一位想要攀登珠峰的盲人按摩师”，他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好奇，“赌徒般地要拍摄这个极有可能失败的故事”。

两人沟通好几次才正式介入拍摄，但一直到登山前一周，靠着上海一家基金会支持、平台众筹、个人赞助和医院兜底，钱才筹齐。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张洪想要跟朋友借钱，先是一口一口灌酒，等到他终于开了口，朋友的手机铃声不住地响，有人在催着他离开。钱没借到，张洪反而抱着马桶吐了一场。

身边的人越是反对，筹钱之路越是艰难，张洪越要证明他可以做到。我很理解这种叙事的诱人之处：励志、坚强、充满力量、给人希望。但也忍不住怀疑：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张洪同样不确定。他担忧地告诉导演，“这事不一定能成。”

导演说：“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都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记录。”

充满不确定的日子里，张洪只能日复一日地训练自己。他每天在公寓楼里戴着阻氧面罩、穿着登山靴、负重20-30公斤，一遍遍地从1楼爬到12楼，每天3-5个小时。后期，每隔两周，他就要爬楼梯连续24小时。

他形容这样的方法效率高、成本低、不需要陪伴也不会耽误别人的时间，但也非常痛苦，“每跨一个台阶，脑子里都是矛盾纠结的，这样爬到底有没有用？那种心情比真正登山还要可怕。”

每次爬到顶楼，张洪走进电梯，手指摩挲着楼层按键：家在5楼，是回家还是按下1楼继续？“想回去了，却又舍不得，想我是不是还能再爬一趟。”

亲密关系

在张洪的故事里有很多人，有人与他共同完成这个故事，有人给予他帮助和鼓励，也有人嘲讽质疑他。他的登山之路越走越宽，但也许只有妻子夏琼，是唯一理解他的人。

回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夏琼眼中，宛如偶像剧的开头：她因为跟父母吵架，出门散心时遇到了独自来成都上学的张洪，两人在地摊上看中了同一本书。

“本来出门是不想听父母的催婚，把自己早早锁在一个地方，没想到出门撞到他，反倒把自己‘锁’住了。”

做了两个月“普通朋友”，张洪的眼睛开始生病，快入冬的时候，眼睛越来越红。夏琼心里害怕，带着张洪去了医院。诊断是青光眼外加葡萄球菌感染，需要马上住院。年轻人没有多少钱，张洪家里也不管，夏琼只好带他在医院周围租房住，每天去医院拿药。

“一盒眼膏48块钱，只能用三四天，后来他眼睛疼起来，还要开止疼药，我带出来的钱很快就花完了。”

夏琼出身军人家庭，父母可以接受女儿照顾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做个善良的姑娘”，但只让夏琼自己想办法。

完全失明的前一晚，张洪还在家中看报纸，第二天，整个世界都黑了。这时候，他刚刚21岁，夏琼才认识他不到4个月。

从小看着水浒长大的姑娘，侠肝义胆，“我肯定不能扔下他不管啊。”不顾父母反对，夏琼负担起了张洪的日常生活。他们租过5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我试图追问，这种无私的爱是如何产生的。

夏琼笑得爽朗，身体摇晃了一下，说起那句流行的话，“始于颜值，终于品质罢了”，过了会又认真地说，“他失明之后曾经有过几度自杀的行为，可能我的一个转身，这个我喜欢的生命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想，他应该有人来照顾。”

出发前，张洪带夏琼去看了她最喜欢的大海（图源：《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张洪父亲和叔叔也是盲人，他早早就知道了盲人的生活是如何不易。因此，张洪更加无法接受失明之后的生活，阳光开朗的性格开始变得敏感易怒。夏琼记得，她有次忘了拿东西返回家，就见到张洪把电话线绑在床头试图勒死自己，而后是几次绝食、摔碗、尝试跳楼，“想起来都是阴影”。

夏琼努力理解着张洪的变化。她想，“总得先生存下来”。

她拉着张洪在大街上支起摊子——盲人按摩，又嘴甜地找附近餐厅老板借了张椅子放着。张洪之前学理疗，夏琼学护理，学起来没太多意思的专业让两人慢慢让日子过下去。

1999年，两人领证结婚，夏琼父亲陪他们去社区开证明。“我和张洪走在前面，我爸爸在后面沉默不语，一个退役老兵，我从没见过他那么难过的样子。我是把他的心伤透了。”尽管如此，担心的父亲还是默认了这段关系。

张洪反复说，去爬珠峰是为了妻子和孩子。哪怕在妻子眼中，他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张洪仍然固执地想要证明妻子的选择没有错。

而孩子，也曾因为父亲失明被同学笑话，变得沉默寡言。张洪试图阻断一种厄运的“遗传”：父亲失明导致自己童年自卑怯懦，这样的故事不会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上演。

到后来，他发现这也是为了自己：既然注定看不到世界，那就让世界看见自己。

或许，美好的爱情、懂事的孩子、缓慢而安定的生活从未完全治愈他失明那刻的痛苦。个人的存在主义焦虑无法通过亲密关系解决，生活在人群中，甚至会加重这种焦虑。

夏琼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曾经为了理解张洪的处境，把家中所有带光的东西都熄灭，戴上眼罩，让自己沉浸在黑暗中，“你明明知道四面的墙离你很远，但你就挤在墙缝里，动弹不得”。她没有阻止张洪，“困在人群中是不行的，你得打开自己的心门，让自己真正融入其中”。

我问夏琼，她有没有纠结过自己付出得太多，几乎把对方当成了全部。

夏琼没有回答，却提起电影路演时的经历。当时，有个女孩抱着她哭，说自己的爷爷也是盲人，她能够理解夏琼照顾一位视障者需要耗费多少心力。夏琼听了很感动，但她觉得，爱与被爱是可以划等号的，“他这么努力，从墙缝走出来，打开自己，接受了你的爱，我们不能因此觉得对方就不够爱了。”

回家

最近，张洪很忙碌。除了参加电影路演，同时还在上国际公益学院的专业课程，“每天都要读书学习”。

在妻子夏琼单独接受采访时，他就坐在一边，安静地听自己的课。两年间，他配合之前帮助他的基金会做了一些公益活动和相关项目策划，“想利用自己微薄的影响力帮助更多人”。

采访中，张洪和夏琼都提到他从珠峰回来之后的变化。

夏琼眼中，张洪变得更加温和、容易沟通，不再急躁焦虑，也愿意和家人闲聊了。

张洪从“地狱”下来，又因为疫情在国外滞留了一年。那一年，他接受了来自国内外众多媒体的报道，聚光灯如约而至，关于他的纪录电影在火热筹备中，他毫无疑问站在了舞台的中央。但这个时候，他却没有了当初“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执念，只是慢慢消化着珠峰带给他的影响。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

他还记得，最后冲顶前，他一个人呆在4号营地的帐篷里，风很大，夹着雪，好像要把帐篷吹走，“人都坐不住”，他的鞋子衣服都没脱，担心随时要出发。

突然，他听到帐篷外，一个尼泊尔的摄影师在和强子聊天，说他们已经上来两天了，但都不敢往上走。他心里咯噔一下，“已经走到这里了，还是上不去吗？”后来，摄影师一行人看天气迟迟没有好转，只能先下撤。

过了一会，强子走进来，说：“张洪，天气太差了，我们要做好在这里多呆一天的准备，如果天气继续这样，可能就没法向上了。”

张洪第一次如此明确感受到大自然的无情，“哪怕一步之遥，如果珠峰不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也没辙。我们总是很轻易说自己要改变一切，但在大自然面前，你甚至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

一场降雪后，位于尼泊尔昆布冰川上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图源：视觉中国）

励志的故事总是动人，它意味人定胜天，但张洪在登顶之前就发现了它的脆弱。

“珠峰给了每个人最公平的对待，没有男女、没有穷富，我的标签是盲人，但那又怎么样？”在攀登之前，张洪鲜少感受这种公平，而当他站在峰顶，他也终于可以不再执着于这种“公平”。

我问他，这是不是因为他最后还是成功登顶了。

张洪没有被反驳的不悦。他告诉我，这趟旅程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心态，“就算没有登顶，我也可以从容地接受生命中任何事情的发生”。

在珠峰大本营，他认识了来自全世界的登山者，每个人发自内心给予他鼓励与支持、信任与爱，“那是人活在世界上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他也牢牢记住了营地经理Andy的那句话，“登顶不是目标，回家才是。”

或许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按下5楼电梯的按键，好好回家休息了。

感谢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峰》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