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世（尧舜禹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很多历史真相被遮掩在迷雾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被后世儒生称颂千年的尧舜禅让。

所谓“禅让”，就是用和平的方式转让权力，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接任大权。

世人心中真正的禅让不是秦汉之后的那些篡权者逼迫前一代君王的“禅位”，而是像尧舜圣王那样的“相禅”，让位的心甘情愿，接位的也无关血统、身份。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按照《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所言，尧在位70年后（每次读到这里都怀疑史籍的真实性，秦代以前的君王也太能活了，如黄帝在位100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宋景公在位64年，齐宣公在位 51年，有理由怀疑这是因帝王世系断档，后世将几代合为一代的结果），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受百姓爱戴，而作为驸马的舜已然摄政，在这样的情况下，尧依然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朽木不可雕也，纷纷靠拢“贤明”的舜，尧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儿子的政治生涯。

从这段记载来看，尧一开始是想传位与子，是丹朱太不争气，才不得不传位给已然有一定势力的女婿。尧并不是真心禅让。

另外，《尚书》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这里的共工、欢兜、三苗、鲧都是当时的部落首领，而“流”、“放”、“窜”、“殛”皆是流放之意。

为什么舜一即位，立即就除去了共工、欢兜等一干尧在位时的名臣？

很显然，共工等人很可能威胁到了舜的即位，所以舜才如此贬抑他们。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

当然，也有人说他们四人都有被流放的理由，这就是著名的“四凶”之说。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

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欢兜、共工、三苗、鲧即“四凶”，他们的流放地幽州（今北京地区）、崇山（今湘西）、三危（今甘肃敦煌）、羽山（今苏鲁交界处）被认为是当时的“天下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而他们被迁徙后的族群则逐渐演变成了蛮夷戎狄“四夷”，后来成为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司马迁对于“四凶”流放的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欢兜荐人不当，共工邪恶放荡，三苗多次作乱，鲧治水无功，才被舜放逐到“四极”之地。

上述理由在当时是不足以定罪的，特别是欢兜，仅仅因为推举了共工，就遭到了重罚，而情况与之类似的四岳（羲和四子，当时是分管四方的诸侯），举鲧治水无功，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显然，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要弄清这一点，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四位“凶人”——

共工就不用说了，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与颛项争夺领导权而怒撞不周山的共工氏就是他的先祖。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神农氏以后，炎帝后裔，妥妥的名门望族。

而共工则是一位治水专家，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全与水有关。

《竹书纪年》记：“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帝舜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通过以上清晰的治水谱系，可以看出共工应该是我国古代治水第一人。

共工发明了壅防堙填治水法，就是把高地铲平，低地填高，用土堤来挡水，这种方法没有疏通河道，水依然会漫流成灾，所以共工的治水最后遭到了失败。之后鲧继续沿用此法治水，也归于失败，最后才有了著名的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

欢兜又作骥兜，相传是颛顼的儿子，也是现代公认的苗族先祖之一。

欢兜不仅是当时三苗族的首领，还是尧的重臣，曾任“司徒”之职，是“八伯”之一（伯为“五官之长”），故后世尊称他为“相公”。因而尧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征求欢兜的意见。

有关三苗，《舜典》中介绍说：“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

从一些历史文献来看，三苗为当时南方的一支强大部族，由缙云氏的后裔所建，而所谓缙云氏，则是黄帝时的夏官之名，其封地在今浙江缙云山一带，算是黄帝名下的一个诸侯。

三苗与中原华夏集团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反叛相战，据载，尧时曾征伐过三苗，舜成为联盟首领以后，三苗又有不服，舜于是整军振旅，没有经过战争而臣服了三苗，此后又对三苗采用安抚+削弱的策略，流放其首领，迁徙其族众。

鲧则相传是黄帝六世孙、颛顼玄孙、大禹之父，曾建国于崇，号崇伯，也是当时的诸侯之一。因性情顽戾，相貌丑恶，时人也称他为梼杌。

史籍有关他的记载，也大都与治水有关，尧时，洪水泛滥，尧急于寻求能治水者，四方诸侯举荐鲧担任。尧却认为其不宜用，诸侯之长者则说鲧：“刚僻劲悍，体粗力壮，适于承此任。”尧才始命鲧治水。鲧受命后，大兴徒役，作九仞之堤，结果劳民伤财，徒费九年不但毫无成效，洪水还更加泛滥。当时，舜正摄天子事，巡行四地，见鲧治水无状，即奏知尧，将其废黜。

观以上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方势力，都对舜继位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甚至他们都曾反对过尧传位于舜。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者。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另《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欢兜大约也曾反对过传天下于舜。唐人沈侄期在《从骥州解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一诗中云：“古来尧禅舜，何必罪骥兜？”就点出了这一点信息。

毋庸置疑，舜是禹的杀父仇人，岂会心甘情愿传位于仇人之子？禹治水成功后，恐怕也不能甘心为舜所用？即便上古时期，父系并不为时人所看重。

《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城皇、女英都不在身边。

晋代张华《博物志》也载：“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如果是正常去世，张华何必描绘得如此凄惨？正如《竹书纪年》中所言：舜之南巡实为“放逐”。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有“舜逼尧，禹逼舜”之语。

唐虞之世，华夏联盟并非铁板一块，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均有相对较强的势力，且力量相当，呈鼎立之势。而尧是陶唐氏首领，舜是有虞氏首领，禹乃夏后氏首领，三者族群并不一样。

所以，有理由相信，尧舜禹时期各集团首领之间，以实力为后盾而展开了明争暗斗，禅让应是争斗之后的一种妥协，而尧舜禅让也非出于自愿，只是客观形势和现实斗争所迫而已。骥兜等“四凶”是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者，自然也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而被“仁之至”者们给加上了“善言”、“顽凶”等许多不实之辞。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是以“禅让”的名目传位之外，在此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从轩辕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世，孔子翻遍了史籍，才找到尧、舜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于是便以“天下德者居之”来教育子弟，以便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推行自己的礼乐、仁义之道，最终才形成了尧舜禅让的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