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起打仗的经验，这个星球上应该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我们。5000年前的黄帝就有了《黄帝兵法》（又称《玄女兵法》），其后，又有了《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吴子兵法》《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李卫公兵法》《武经总要》《兵经百言》等等不胜枚举的兵书，都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军事家们，怕我们后代被人欺负，想方设法地教我们怎么打仗。

因此，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经过笔者多次校对，任选一个朝代，翻遍史书，自盘古开天，三皇五帝以来，史书上还从来没有超过30年不动刀兵的史书记录，几乎大战小战，每隔几年就要打上一打。宋辽期间的澶渊之盟后，最近接近和平盛世，虽然有宋辽的百年和平，但其实真正的和平不到10年，一直在和西夏等打仗，也不算日享太平。

从大历史的宏观方向讨论，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打仗，但打仗确实很耗费国力。以汉武帝开拓西域为例。《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武帝为了征伐距离长安3000公里的大宛国（今帕米尔高原西侧），从各地调集了十四万头牲畜，调配了全国的罪犯约十几万人，集结了六万民夫，以及十八万屯田兵在边境备战。共计二十余万部队和二十万以上的后勤人员。同时在沿线各国“征集”了大量粮草。然而，这二十万大军最终只有三万人被投送至大宛国！更凄惨的是，战胜之后，回到境内的士兵只有万余，牲畜只有千余。十四万头牲畜的损失，对严重仰仗畜力来耕作的农业产生了严重的打击！汉武帝晚年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战争对国力的损耗，对民生百计的影响太大了，于是，古代的圣人们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创造理论去“止战”。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群书治要·政要论》说：“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兵法大家司马穰苴也说“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些经典名著都强调慎战，认为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得已才开战。

然而，无论圣人怎么劝阻，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该怎么打仗还是怎么打仗，太久时间的和平盛世是不存在的。

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从1989年对越反击战结束算起，直到现在的2024年，和平时期达35年之久，这是我党缔造有史以来最长持续时间的和平纪录。再加上以1973年抗美援越战争结束，我国援越部队全部撤回国内为和平起点，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和平时期结束，合计6年时间。也就是说，自新中国成立后75年，这两段和平的时期加起来有41年之久，占时超过一半，说是太平盛世也不为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开疆拓土，让“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自然是最高的理想追求；但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战争也就意味着这一代人的付出甚至死亡，参考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例子就是如此。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我们也热爱和平，我们也衷心希望，这一和平记录继续保存下去。但我们也不要忘记“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想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才能像我们的先辈那样，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