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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刚刚从广州回到北京，吴忠和卫戍区的几位领导前往机场迎接。回到中南海后，周总理在谈话中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吴忠：

“哑巴同志还在一师吗？”

周总理口中的这位“哑巴同志”名叫熊世皮，不过这个名字是在他去世之后，经过考察才得知的。长久以来，“哑巴”就是熊世皮的名字，也伴随他走过了一生。

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四川大渡河畔，准备翻越夹金山。由于对路线不熟，保卫大队便派出侦察员，希望能找到几个老乡担任向导。结果侦察员转了整整两天时间，硬是一个人都没见到。

原来，当地的老百姓长年受到军阀迫害，一见到军阀就害怕。红军到了之后，他们以为是军阀又来了，慌慌张张全都逃命走了。

正当侦察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回去复命时，“哑巴”出现了。

哑巴个子不高，圆脑袋，大眼睛，身体强壮，一身衣服已经破破烂烂，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异味。无论侦察员问什么问题，哑巴只会“嗷嗷”地叫。警惕的侦察员怀疑他是敌人派来刺探军情的奸细，为了不暴露中央领导和部队的行踪，索性将他控制起来，带回了部队。

经过两天的观察，发现哑巴确实不会说话，部队首长决定让他离开部队。结果哑巴却死活不肯走，坚持要跟着红军队伍，还主动承担起最苦最累的活。部队首长几次劝说，哑巴大发脾气，急得用手直比划：

“跟着红军好，有衣服穿，有东西吃，我不想回去了，想跟着红军一起走。”

就这样，经领导批准，哑巴留在了红军队伍，主要的工作就是背行军锅、担炊具。也因此成了长征路上唯一的哑巴红军。

哑巴入伍不久，就迎来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对于其他的红军指战员来说，这样的艰苦行军对身体的考验极大，但对于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哑巴，却早已经适应，在行军途中展现出过人的能力和潜力。

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原本稀薄的空气就给行军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像挑夫和炊事员这种，还得背着数十斤重的炊具，身体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

每当遇到爬不动的战士，哑巴就主动将他们身上的东西背到自己身上。等到了山顶之后，连队几乎所有的炊具都到了哑巴的背上。战士们紧盯着哑巴身上堆成小山一般的炊具，不由地发出赞叹声。

过了雪山就是草地，为了减轻战友的负担，哑巴肩上担着100多斤重的担子，还不时要扛起牺牲战友的背包和枪支。不论道路如何艰难困苦，哑巴都毫无怨言。

有一次，班长不慎掉入泥潭，为了不连累战友，班长大喊着让其他人赶快离开。哑巴见状立刻将行军锅放入泥潭，自己站在锅里，将绳子系在锅把手上，一头交给岸上的战友。

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将行军锅推到班长身边，哑巴死死拽着班长的胳膊，大家齐心协力将班长拖了出来。班长上岸后，激动得抱着哑巴放声大哭。要知道，当初就是他怀疑哑巴是奸细，把他绑回了部队。

长征结束后，哑巴随部队来到了陕北，除了在炊事班干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还负责挑水、烧火、喂马等工作。不但战士们喜欢他，就连中央首长们都关心着这个哑巴红军。

有一次，哑巴去挑水的时候，脚上的草鞋系带断了，走起路来不太跟脚，哑巴便扔到路边，打赤脚走路。正当他挑着水经过一条公路时，一辆小轿车停到了他身边，朱老总从上面走了下来。

哑巴虽然不知道朱德的姓名，但知道是部队里的大首长，激动地放下水桶就跑了过去。朱德见到哑巴后，紧紧握着他的手，竖着大拇指对他说：“你辛苦了！”当看到哑巴光着脚时，朱德的眉头紧皱，向警卫吼道：“去把你们营长叫来！”

营长和教导员急急忙忙跑来，见朱德满脸怒气，哑巴也站在身边，以为哑巴闯了祸，急忙向朱德报告，说哑巴不懂规矩，如果做错了事，请朱德批评指示。结果朱德怒斥道：

“你才不懂规矩，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就是这么爱护战士的吗？”

营长一时间摸不清头脑，朱德的卫士长赶忙悄悄使眼色，朝哑巴努了努嘴。营长恍然大悟，赶忙说这就给哑巴发新鞋。朱德的脸色这才好转，说以后自己要是再看见哑巴光着脚，他这个营长就不要当了。

哑巴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朱德转身把哑巴脖子上的毛巾取下，亲自给哑巴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上车前，朱德拍了拍哑巴的肩膀，对他比了比大拇指，表示称赞；哑巴也亲热地拍了拍朱德的肩膀，伸出大拇指朝朱德比了比。

新中国成立后，哑巴随中央警卫部队进了北京。到了大城市，炊事班不再需要挑水、烧火，后来连马都没有了，哑巴就开始闲了下来，但他总想找点事情做，结果新兵们又抢着把活都干了。

入伍20多年，哑巴从来没这么清闲，反而还有些不自在，干脆整天扛着扫帚，在机关大院里转悠，哪里不干净马上打扫。

此时哑巴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体检时还发现了一些小毛病。师领导本想让他就此养老，结果哑巴只在荣军院待了半个月就回去了。恰好营区有一片荒地准备开发果园，于是师领导便决定让哑巴去管理果园。

哑巴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无论刮风下雨，都能看到他出现在果园。哑巴这一干就干了16年，担任果园的管理员，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职务了。

1955年全军大授衔，师领导专门对哑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授予干部军衔，定为少尉正排级。同时总政又授予哑巴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从此哑巴也有了自己的档案。

哑巴在警卫部队中深受大家的尊重，每当见到他，大家都会主动停步向他敬礼。大家都知道，哑巴虽然没有立过战功，但却是以为真正的功臣，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曾向他竖过大拇指。

为了让哑巴安度晚年，组织上曾多次考虑给他找个老伴，也曾想和他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可惜最后都没有成功。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师里给哑巴置办了家具，改善了伙食，逢年过节还要去慰问。

1972年，哑巴突然心脏病发，大家都以为他挺不过去了，甚至连悼词都写好了，没想到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这一次经历之后，师党委决定将哑巴安排进师医院的单间病房，并派专人照顾生活起居。

考虑到哑巴平时喜欢看戏和文艺节目，师里专门给他买了一台18寸的大彩电；哑巴在延安时期的老指导员杜泽洲，还以卫戍区的名义送给他一台电冰箱。

尽管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料下，哑巴的身体状况趋于稳定，但毕竟上了年纪，哑巴又被查出了其他的慢性病。经过师党委讨论，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并让哑巴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

1983年6月，89岁高龄的哑巴在北京逝世，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都在八宝山举行，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的姓名写着“哑巴同志”四个字。

哑巴去世后，留下了7000多元工资和一些简单的家具。由于哑巴没有后代和亲人，无人继承他的财产，师党委决定将哑巴的遗产捐出去，让哑巴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