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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波克
编辑|波克
前言：
1935年，一场关于迎接中央红军的决策风波，在陕北苏区上演。时任中央北方局委员、冀中区党委书记的程子华，因提议不派兵迎接中央红军，而被卷入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是非之中。
直到1955年，这场风波才最终平息。
程子华的建议，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是否真的反对迎接中央红军？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探寻真相。
劳山战斗中的意外收获1935年，正值红军长征之际，陕北红军在劳山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中，他们意外缴获了一份敌军文件，文件显示中央红军主力已抵达甘肃武山县一带。
消息传来，红军将士无不振奋。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将领立即致信时任西北工作主持人朱理治，建议派兵迎接中央红军。
朱理治收到来信后，将文件交给程子华，征求他的意见。程子华仔细阅读文件后，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指出，文件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如果中央红军要来，应该已经到了；如果没来，那就是去了别的地方。
贸然派兵，不仅可能扑空，还可能让敌人有机可乘，占领苏区。程子华建议，不如向南出击，调动敌人兵力，这样既可保卫根据地，又能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朱理治采纳了程子华的建议，决定派他前往前线，向徐海东等人传达后方意见。程子华的建议，体现了他对战局的敏锐洞察力和全局观。
在那个通讯不畅、信息闭塞的年代，能够超越眼前利益，从战略高度提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实属不易。
这一决定，不仅为陕北苏区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中央红军的行动赢得了宝贵时间。
程子华虽身在后方，却始终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局意识，值得我们敬佩。
病榻上的使命程子华身患疾病，但为完成任务，他毅然躺在担架上，赶赴前线。在与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人商议后，前后方意见达成一致：在情况不明时，不宜冒然离开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
这一决策，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战况和根据地安全。程子华虽身处后方，却能站在全局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在那个物资匮乏、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程子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赶赴前线，足见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担当。
这种舍小我、顾大局的精神，正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程子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他的事迹，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高岗的“罪名"然而，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高岗却将当年之事翻了出来，指责朱理治和郭洪涛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甚至说郭洪涛“想当土皇帝"。
面对高岗的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涛据理力争，详述了当时的决策过程，但高岗对此置若罔闻。
郭洪涛在回忆录中写道，高岗的指控完全不符合事实。他和朱理治都赞同迎接中央红军，同意程子华的建议，是为了保卫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一部署，完全正确。高岗的指控，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也对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的人格和党性提出了质疑。
这种罔顾事实、随意扣帽子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也给党内团结带来了消极影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和同志，不应让个人恩怨影响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判断。高岗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程子华晚年也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辩解，称不派兵迎接中央红军的提议，正是他最先提出的。他强调，这是作战方针问题，绝非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
程子华的辩解，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展现了一位老革命的党性和操守。在面对不实指控时，他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坦诚地向党和同志们交代事实经过。
坦诚相见释疑云1955年，高岗事件平息后，中央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由彭德怀主持。程子华在会上再次解释了当年的决策考量，坦言作战方针如有错误，他愿意负责，因为这是他提出并得到前后方负责同志赞同的意见。
会议最后，马明方做出总结：当年并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迎接、如何部署的问题。
至此，这场长达二十年的风波，终于尘埃落定。程子华和其他相关同志，也卸下了多年的思想包袱。
这次会议，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为当事人彻底平反。它表明，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我们党宝贵的优良传统。
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及时纠正错误，推动党和革命事业不断前进。
同时，这次会议也向我们展示了彭德怀、马明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和风范。他们不囿于成见，而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历史，这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结语：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程子华和其他西北负责同志的决策，是基于对战况的精准判断和对全局的深思熟虑。
他们的初心，是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而非出于个人私利。
程子华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坚守信念，勇于为自己辩护。他的忠诚和担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和学习。
这段历史，也警示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要全面地了解事实真相，而非轻易下定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品质，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