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广西等省区纷纷发布文件或者通知，要求严控债务风险。

据《湖南日报》报道，在6月6日的省委、省政府专题培训班上，湖南省主要领导在谈到债务风险问题时这样表述：

要切实扛起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重大政治责任，从发展观政绩观上找问题根源，从政治上正视问题、推进整改。主动适应经济发展供需矛盾的变化，切实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多大财力办多大的事，决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坚决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严肃查处违规借款、变相集资等行为；坚持“新官理旧账”，遏增量、化存量，坚决防止“击鼓传花”，避免风险蔓延和传递；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强化政府预算硬约束，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这段话值得细读。它至少透露以下几个信号：

1、防范和化解政府的债务风险，是重大政治责任；

2、各地未来的投资原则是“有多大财力办多大的事”，树牢“过紧日子”思想；

3、坚决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

几乎与此同时，广西发改委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其中拟明确，各地政府不得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承诺偿还。

广西的文件还规定：

对于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300%）或者出现债务风险事件的地区，要合理控制政府投资强度，严格防范政府债务风险，除国家和自治区明确要求建设的项目以及应急抢险救灾项目外，下一年度不得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

种种迹象国家开始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出手了，遏制其野蛮生长的主要方式是：打破兜底预期。

而这，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增长速度的“新拐点”。

中国的政府债务，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6月初，财政部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做了如下最新表态

当前，有观点担忧政府债务风险加大。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率不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35.07万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约14.4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约20.67万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之内。近年来，中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控制在50%左右，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部的表态中，使用了“政府法定债务余额”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包含各类城投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同时也为了出政绩，在规范的地方债发行审核权统一到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后，往往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举债。

比如华中某大城市，规范的地方债是6300亿元，但仅仅通过当地的地铁集团和城投集团两家国企，就负债5500亿元左右。对于提供融资的银行来说，他们认为这些钱是地方政府“亲儿子”借的，将来归还没有问题。

于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不断膨胀。有统计显示，目前各类城投债（含地铁债）达到了65万亿，几乎是规范性地方债的2倍。

为此，财政部多次提出要进一步打破城投债“政府兜底的预期”。（下图）

下图是粤开证券统计的，截至2021年末各地政府的债务率、负债率情况：

所谓“债务率”，就是“规范地方债÷地方政府年度综合财力”；所谓“广义债务率”就是“规范地方债+隐形地方债”÷地方政府年度综合财力；所谓负债率、广义负债率，就是把上面两个公式中的分母换成“地方年度GDP”。

如果把隐形地方债（各类城投债）计算在内，各地的负债率大幅提升。其中有9个省市区的“广义债务率”已经超过了300%。

上文中我们提到，广西新出台的文件，把地方政府债务率的警戒线定在了300%，相信很多熟悉经济的朋友会非常惊奇，警戒线怎么这么高？

为此第一财经进行了探讨，因为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100%~120%。

广西之所以把警戒线确定为300%，看看上面各地负债率的表格就知道了。加上各类城投债之后，广西在2021年的广义债务率就达到了272%，距离300%只有一步之遥。

经历了2022年疫情冲击之后，现在恐怕已经触及或非常接近300%。具体到各地级市，肯定有一些地方更高。所以，按照300%来管控恐怕才是可行的。

广西在2021年末的广义债务率只排第12名，还有11个省市区比广西高，其中9个超过了300%。

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近日发布 2023 年第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一季度，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负债率）上升 8.6 个百分点，达到了 281.8%。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升至 63.3%；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 6.1 个百分点，升至 167.0%；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升至 51.5%。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基本上是全球最高，而且主要是国企在负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替地方政府负债——各类城投债就“藏身于此”。

过去这些年，我们之所以能通过“城镇化+大基建+房地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跟各类城投债不断膨胀有密切关系。而各地之所以能有光鲜的基础设施，也跟城投债有关。

比如在全球地铁通车里程最高的10大城市中，中国占据了9个，只有第九名被莫斯科拿去。但地铁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数以万亿计的负债。

截至2021年末，北京地铁负债超过5000亿，成都、武汉、深圳、广州等城市地铁负债均接近3000亿。为了解决地铁亏损问题，各地纷纷注入TOD上盖的优质地块，来维持财务平衡。这其实相当于转移了一部分潜在财政收入，来美化报表。

现在，国家开始对地方隐性债务出手了：第一，对寅吃卯粮、大量负债出政绩的官员“终身问责”；第二，打破各类城投债的“政府兜底预期”，让银行直面市场风险；第三，用债务率来约束地方政府上新项目。

最近，深圳、杭州、南京等一批城市的地铁新线在上报国家发改委之后，未获通过。

这些都意味着，“大基建”出现了拐点：在上新项目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还要考虑经济效益。

即便是深圳这样财政宽裕、负债率超低的城市，地铁5期都被“拿下”了4条线路。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当大基建受到“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约束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狂飙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上图是最近12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下图是7年前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很明显，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便经济增速偏慢，国家也不想再次通过“城投债”来轰油门。

地方债狂飙的时代结束了，固定资产投资狂飙的时代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接受“慢一点”的现实。

尚未建成的新区、城市群、都市圈，未来都存在不确定性。只有能持续吸引人口流入的地方，才能顺利实现“蓝图”。

资产价格可能也会进入“慢涨”的阶段，部分地区甚至会长期阴跌，除非出现超级通胀。

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马太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最近，部分城市公交车停运事件，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出现停运的，往往是人口竞争力不强、经济总量不高的三四五线城市，财政已无力补贴。

这类城市未来可能深陷“衰落螺旋”：财力下降造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引发人口持续流失，而人口持续流失反过来加剧城市财力下降……

不兜底可能还会造成部分城投债务的违约，给某些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带来亏损，并导致经济落后、债务率较高地区发债困难、利率飙升。不过，当引发的连锁反应较大的时候，官方还是会干预、救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