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在湖南益阳的农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在我上高中之前，我们家在村里算是非常不错的家庭，父亲头脑灵活，一直在外面做生意，供我们三姐弟上学成长并不费力。母亲也是有名的贤内助，免除了父亲的后顾之忧，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天有不测风云，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在外地出了意外，还是村上的支书帮着把人领回来的。
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万念俱灰下从此疯疯癫癫失去了主见。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之间就彻底坠落尘埃。
那一年，22岁的大姐正谈着对象，19岁的二姐在外地打工。
因为家里的变故，和大姐谈了一年多的对象分手了，二姐也暂时回了老家，我也从学校回来。三姐弟守着母亲，六只眼睛大眼瞪小眼，一时间都没有了主意。
按照我的想法，我这个学是上不成了，母亲需要照料倒不用担心，反正还有大姐和二姐在，至少不会让她晾在那里。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责无旁贷要立即负起这个家的责任来。
但父亲的头七刚过，大姐就毅然打发我回学校去。对于这个决定，我虽然明白但心里却一点也不能接受。
开玩笑，这个关头，我哪里还有半点心思去读书，哪里还有什么考大学的希望？再说了，我平常的成绩也不是那么突出，自认为早一点辍学和高中毕业再打工并无差别。
但大姐却坚决地对我说：你才16岁，高中毕业证都没有，就算跟着你二姐出门打工，顶多也就混个温饱。肯定要回学校去，既能学点知识，也能再安稳长大一些。就算到时候考不上大学，十八九岁再出门打工也稳当点。
我答应了大姐的安排，只问了一个问题：我去学校了，家里怎么办？我要是不读书了，至少你们不用为我的学费白花钱。
大姐平静地告诉我，你二姐继续打工，那样多少都能赚到你的学费生活费，我留在家里照顾妈妈，再怎么说，家里还有两三亩地，吃饭不成问题。
就那样，22岁的大姐，一个原本弱不禁风的姑娘，一夜之间就成了家长，我和二姐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她的安排。
二姐去了广东，我回了学校，我每个月都能收到二姐寄来的生活费。虽然我以前大手大脚怪了，但这时候也明白两个姐姐的不容易，也知道开始节省点。
但学习成绩的事，真不是你心智成长了就能提高的。我的天赋也就那样，再加上多少不能释怀家里的变故，成绩还是继续滑落，高考时连中专都没有考上，当然只能出门打工。
父亲出事之前，就经常有人给大姐说对象，实际上，大姐也确实有了一个交往的男孩。如果不是那场变故，说不准我高中毕业时，大姐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但那之后再也没有人给大姐做介绍，村里的熟人只能知道我家的情况，一个能吃能喝却连人都不认识的老母亲，还有一个没有成家的弟弟，都是无尽的拖累，不是家里有矿的人哪里敢接这个包袱？
外村人不知情的男孩，都对大姐本身的条件很满意，但只要稍微打听一下我家的情况，也都是却步不前。
我高三毕业后出门打工了，22岁的二姐也有了对象，二姐夫是一起打工的同事，也是我们本县另外一个乡镇的人。
于是，大姐又得帮着二姐准备嫁妆，虽然谈不上奢侈，却也不是很寒酸，热热闹闹把二姐嫁过去了，家里就只剩下母亲和我们姐弟。
我出门打工也是被大姐“逼”的。
用她的话说，你二姐是女孩子，嫁妆多少都问题不大，而你是男孩子，今后想要娶亲成家，肯定要多花点钱才能实现。只要你在外面懂事，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肯定不会让父亲在九泉之下失望。
我此时最担心的倒不是母亲没有人照顾了，更主要不愿意拖累大姐耽搁了成家的年龄。在那时候的农村，二十五六的姑娘还没有婆家，到时候就真的只能给人当后妈了。
大姐让我不要担心，还说自己很快就有结果的。
果然，27岁那年，大姐结婚了，大姐夫是个大她七岁的残疾人，因为年轻的时候去河里炸鱼丢了一只手，人虽然不笨，却一直没有人说亲。
大姐也是看他心底好，经过那次事故之后也收敛了性情，经过中间人撮合，对方也不嫌弃我家还有个浑浑噩噩的老母亲，甚至还答应尽可能帮着弟弟成家，大姐就嫁过去了。
大姐没有收姐夫一分钱彩礼，当然，也置办不了什么嫁妆，唯一的嫁妆就是生病的母亲。这也是两个人约好了的：在弟弟成家之前，母亲必须跟着她们生活。
大姐夫虽然只有一只手，其实也算是个能干的人，头脑也转得快，之前那些年之所以混得不好，主要就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导致的。
如今家里有了当家人，三两年之内，大姐家里就逐渐改善了。有了大姐这个山里水里活都能干的人，大姐夫就养了好大一群水鸭子。
喂的饲料就是自家种的稻谷和玉米，大部分时间都是赶着鸭子在河里让它们自己吃小鱼小虾，两年之后鸭子开始下蛋，收益就很不错了。
而我来广东打工，开始很多年都只能勉强自保，毕竟也就是个高中生，既没有文凭也没有技术，在工厂流水线当普工的人，工资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并非不求上进，而是确实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快速成才的窍门。眼见得我的年龄也一天比一天大，大姐在家里也替我着急起来。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长途电话，每次打电话回去，大姐总是在电话里叮嘱，在外面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然后才去琢磨赚钱的事。但穷点还不是最怕的，最怕的就是做坏事。
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大姐，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也一直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对不能去赚黑心钱。
98年的时候，我的打工生涯稍微有了点起色。23岁的我，似乎也是时来运转，经过朋友的介绍进了一家外企，还成了一个技术员，虽然还是基层的员工，但已经能看到一点前途了。
只是到这时候，大姐和二姐就开始嘀咕我的婚事了。在她们心里，唯有我这个弟弟、家里唯一的男丁娶亲成家生子，她们做姐姐的才算完成任务。
但我刚刚在事业上看到点希望，哪里有心情去考虑那个问题呢？
这四五年来在广东的颠沛流离，不说尝透人情冷暖，也算是深有心得了。但两个姐姐的苦心，我又不敢直接悖逆，只能耐心地向她们解释。
大姐二姐在家里不停地催促，而我也只能采取一些迂回措施。那一两年里，我和两个姐姐的关系似乎与偶那么一丝紧张。
当然，并不是我们姐弟之间的亲情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在成家这个观念上存在冲突吧。
当然，很多年后我自己也反思，或许是两个姐姐的家庭状况，让我的潜意识里多少有了一些对成家的恐惧。在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之前，我宁愿更多付出在自己的事业上。
大概在2000年前后，这时候的我，不但事业上迎来一个上升期，感情上也有了收获，和一个贵州女同事有了好感。
我们俩虽然暂时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但也算得上心有灵犀了。
那时候的大姐，家里条件虽然比以前好了太多，但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姐夫的年纪也慢慢大了，实际上也不是很轻松。
相比之下，二姐和二姐夫的条件要轻松许多，毕竟两夫妻一直都在广东打工，虽然辛苦点，但收入还算不错。
得知我有女朋友了，两个姐姐第一个希望就是让我带着她回家看看。其实那时候的我们，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怎么能提出带她回老家？
当然，姐姐的催促，客观上也对我的感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和妻子在01年正式确定了关系。
这时候，我并没有隐瞒家里的情况，幸好妻子也不嫌弃我像个孤儿一般，还劝说我不要多想，只要我们真心努力，自然能闯出一篇属于自己的天空。
02年，患病多年的母亲病情突然加重，我是弥留之际才回到老家的。母亲的后事，两个姐姐更是一手操办了。反正这么些年来，母亲也一直跟着大姐大姐夫住在一起，就连后世都是在姐夫家操办的。
这是我妻子第一次回我们家，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两个姐姐就拉着我们俩说起成家的事来。妻子也是个大方的人，很确定地告诉姐姐：明年我们一定就成家了。
得到这个准确信息， 两个姐姐简直就如同雀跃。从我们离开老家那天开始，就在琢磨着如何帮我们操办婚事了。
首先当然是我老家的房子，总得修缮一下吧，里面还得添置一些家具之类的东西吧。其实按照我们夫妻自己的想法，就是在家里做顿饭，请姐姐姐夫回来一起热闹一下就行了。
但大姐一口就否决了我们的提议，还说老黄家一根独苗，如果父母还在，那就随你自己处理。如今父母不在了，那就得听从姐姐的安排，热热闹闹操办一顿酒席。
03年五一，我和妻子在老家成婚，那些年里，我们老家正是酒宴随礼最铺张的阶段，像这样的结婚酒，最吃劲的就是姐夫。也就是小舅子成家，姐夫的礼金最为重要，在那个年代，就流行以万为单位了。
结婚那天，两个姐姐竟然都在礼簿上写了一万块礼金。
宴席结束后，帮忙主事的人把账目交给我，我看到这个数字就很有点惊心。
这些年来，两个姐姐对我的付出，绝对值得我说一声结草衔环以报，如今我的婚事又让她们如此破费，我收了怎么能心安呢？
我首先和二姐夫妻说了这件事，二姐夫却豪爽地对我说：老三，我们这是按照地方的传统在做，你二哥我不是拿不出来。
要不是不能让大姐为难，我再多写点也没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口袋换一个口袋而已。
二姐夫说完就哈哈大笑走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最后把大姐大姐夫叫到了里屋。
先让姐姐姐夫坐好，我们夫妻恭恭敬敬给她俩敬了一杯茶，然后郑重地把一个信封交到大姐手里：
这是今天酒席的礼金，除掉开支之后还有将近三万块钱的剩余，您作为家长，理所应当收下这笔钱。
大姐夫妻俩满脸的愕然，她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夫妻会来这么一处。但短暂的错愕后，随即就推辞起来：你们这么做成何体统？你结婚喜事的礼金，怎么能交给我呢。
我很坦然地对大姐说：这么多年来，自从父亲出事那天开始，到现在已经11年，这十多年来，如果不是大姐你的付出，我这个弟弟能有今天吗？
现在，姐夫的年龄也大了，两个外甥长大要花钱的地方更多。而我们俩如今在公司上班，工资收益还算过得去，也不在乎这点礼金。再说了，这些人情来往，还不都是你们自己送出去的？
好说歹说，大姐夫妻都不肯收这那笔钱，最后还是我发火了，说你再不收下，那我从今往后就不再去你们家了。
大姐才勉强收下，却说了一句让我哭笑得不得话：那我先替你收着，等你回家建新房的时候再拿出来……
后话：
随着我们夫妻在广东的发展，我老家的房子就没有再翻修，那笔钱我也从来没有动用过。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姐弟之间，确实没有任何的隔阂，如果父母在天有灵，我想他们也足可以含笑九泉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