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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在中国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垂危之际，大批学生们围绕在他身边，含泪聆听他最后的教导，在他提笔签署的最后三份文件中，留下了名传后世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身边的人却听见他在默默呼唤着一个名字：“婉儿。”
是的，这位老人正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倍加思念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孙婉。
正如他临终时高呼“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付出已经问心无愧，但也因此，他对家人亏欠太多，以至于到死，都没有等来女儿对自己的原谅......
1896年11月12日，孙婉出生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次女，在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孙科和一个姐姐孙娫，母亲则是出生广东大族的卢慕贞。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当孙婉呱呱坠地的时候，孙中山还被软禁在遥远的清政府驻英国伦敦公馆中，不仅看不到这个孩子的出世，而且此时国内早已掀起了对他的大肆抓捕，在此后的很多年中，他都不得过着四方流亡的生活。
因此，童年时的孙婉跟着母亲，大多数时候都跟在伯父孙眉身边，但后来形势变化，母女又被迫逃难到了香港，在清末的风雨飘摇之中，连生活都难以支撑。
而孙婉直到自己十四岁时，才终于和父亲见上了一面，而后又匆匆告别，孙婉对这个被所有人尊称为国父的男人其实不甚了解，就如她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他或许是一国之父，但很难让我感觉到是自己的父亲。”
只不过在父亲的关照下，她和哥哥孙科得以远渡重洋，进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
而后来，武昌起义爆发，陈旧的清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就在孙中山刚刚建立起共和国后，革命的胜利果实却遭到了袁世凯的窃夺。
美国当时是人人想去的地方，安逸而发达，而同盟会的人在美国势力不小，所以刚刚来到这里的孙婉备受宋教仁、黄兴、王伯秋等父亲同仁的关照。
而1914年的时候，孙中山又委托王伯秋照顾孙婉，两人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近。
王伯秋是湖南人，曾留学多国，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是孙中山最器重的同志，而此时他才不过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长相又颇为清秀英俊，最主要的是，他为人很好，既有才华又风度翩翩。
孙婉本就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此时每日都要受王伯秋的照顾，时间稍微一场，她就对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而她的骨子里似乎还是有着父亲那极高的勇气，所以在不久后便大胆地告白了。
很显然，王伯秋对孙婉也有着很大的好感，但却有一件事挡在了二人之间，那就是他本身是个有妇之夫，而且和自己的发妻结婚已经十余年了。
虽然王伯秋和妻子并无感情，只是旧社会的包办婚姻，但他自己常年在外奔波，家中唯一的老母亲全靠妻子照顾，所以短期内想要离婚既不现实、也不合情理。
当孙婉和王伯秋的恋情逐渐曝光后，黄兴便将此事告知了孙中山，一开始他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赞成女儿自由恋爱，但在得知男方竟然是众所周知已经成婚的王伯秋之后，孙中山惊呆了，并表示坚决反对。
可就算身边的人纷纷规劝，孙婉依旧毫不妥协，其实她的叛逆根本不足为奇，因为父亲十几年来都不在她身边，而如今依旧远隔重洋，不断和自己联系，为的竟然是阻止自己嫁给喜欢的人，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而孙中山亦有自己的苦衷，时值风云飘摇之际，为了无数国人的命运，他在很多时候属实难以顾及家庭，而对于孙婉的恋情，“一夫多妻”本来就是辛亥革命所要推翻的旧习俗之一，他作为领袖，总不能带头违背。
因此，这个矛盾便成了没法缓和的死结，不过孙中山身在国内，毕竟鞭长莫及，到了1914年的时候，孙婉还是跟王伯秋在美国结为了夫妻，之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不过此事并没有就这样平息，在两人婚后，原本在同盟会内部处于核心圈的王伯秋，直接被排出了新政府之外，他虽然苦苦支撑了几年，希望自己的老丈人能够回心转意，但最终还是迫于压力而无奈地选择了和孙琬离婚。
这件事情对孙婉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她本就和父亲不亲密，对他完全不理解，一方面自己如此抗争，却还是失败，万分无力，再加上她看到王伯秋在离婚以后，仍然备受排挤，觉得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太过仗势欺人。
直到1921年后，孙琬回到澳门陪伴母亲卢慕贞生活，往事成云烟，但生活还得继续，为了妹妹的幸福，孙科在不久后为她介绍了一位优秀的青年戴恩赛。
戴恩赛的确足够杰出，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堂，后来从北京清华留美预科学校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历任政府内的要职，为人也品德高尚，孙婉对他感觉不坏，而且哥哥并没有强迫她，只是让两人尝试着恋爱。
几年之后，孙婉选择了和戴恩赛结婚，两人在澳门举办了婚礼，然而孙婉却拒绝父亲参加，最后孙中山只能寄来了四千多元的礼金，但仍然被她拒收，父女二人几乎形同陌路。
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短短一年之后，孙中山便陷入了病危，在临终之际，他不仅草拟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还特意给孙婉留下了一张自己的半身像照片，背后写着孙婉和戴恩赛的英文名，由宋庆龄签名以后寄给了孙婉。
在这之后，一直到了1927年，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于是孙婉便跟随丈夫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旅程，他们在巴西一直生活了五年时间，在1933年才回到了国内。
此后的戴恩赛仍然一直在国民政府内就职，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可是在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家财务一塌糊涂，很多公职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戴恩赛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一家人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
这对夫妻开始了含辛茹苦、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负担起这个家庭，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戴恩赛八年内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本就是一件怪事，而后来实在困难，他们便给孙科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略作救济，但身为国民政府高层的孙科却从来没有回复过。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孙婉曾经对父亲的恨意与不解却逐渐化开了，主要原因是两件事。
一是1944年王伯秋准备出发前往抗日前线时，给孙婉留下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里面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全部真实想法，他再三说明，当初是因为自己犯下了重婚之错，令孙中山难做，而不是他执意要拆散二人，后来工作中受到的排挤也是因为时代原因。
二是戴恩赛长期的劝说。戴恩赛以前长期跟随孙中山工作，孙先生弥留之际他也陪伴在身边，所以他经常对孙婉说起孙中山的经历、情况，逐渐地，孙婉也开始意识到，父亲当年之所以顾不上家庭，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在为了谁而做。
就这样，这家人一直捱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末期，广东即将解放时，孙婉借助着过去的一些人脉和母亲的帮助，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移居澳门的机会。
只有孙婉的长子戴永丰执意要留在广州的岭南大学读书，孙婉只能听之任之，戴永丰很快便考取了校内的畜牧业硕士，可谓是成绩优异。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三年后，戴永丰在学校中忽然感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几同绝症，最终他在咳血中因病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戴恩赛差点崩溃，但他更不敢对孙婉说，于是一直瞒着她，可是他自己却因为过度悲痛，身体健康越来越差，在1955年的时候终于支撑不住而病逝于澳门。
此时的孙婉仍然不知道大儿子的死讯，不过丈夫的离世已经让她足够悲伤，她带着女儿戴成功在澳门艰难度日，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卖光后，先后做了好几种生意，但都不是很景气，更何况孙婉本身长期劳累，也患有不少疾病，繁杂的医药费更是巨大负担。
于是迫于实在难以承担的压力，在上个世界六十年代时，女儿戴成功不得已只能写信到北京，向时任外交部顾问的远房舅公廖承志求助，后来又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写了一封信。
两人收到消息后不久，新华社驻澳门分社便拨出了一笔款项，用于救济孙婉和戴成功，让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着落。
而反观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1968年的时候也曾专程派人到澳门看望孙婉，并提出让她移居台湾，孙婉拒绝后，蒋便表示要拨出一笔丰厚的资金为她建一栋房屋颐养天年，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拿出来。
晚年的孙婉一直定居在澳门，和亲女儿戴成功、干女儿司徒倩生活在一起，直到1971年的春节，大年三十的当晚，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竟然导致盆骨粉碎。
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间，国务院领导们竟然分外关切此事，这才得以让孙婉很快被送入医院，北京还派出了多位骨科专家远赴澳门为她看病。
可惜孙婉本身年事已高，在医院中煎熬了八年，还是在1979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离世后被与丈夫戴恩赛安葬在了一处，而国家则承担了她这八年以来的全部医疗费用。
而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当司徒倩开始撰写《孙婉回忆录》的时候，她才将一张照片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那正是当初中山先生临终前留给女儿的珍贵遗物，而这一张被留存了整整八十五年的老照片，也印证了孙婉早在自己去世之前，就已经解开了心中对父亲的矛盾和怨念。
孙婉的一生艰难、跌宕起伏，但也分明地展现了一个名人子女和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动荡与悲欢离合，让人唏嘘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