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县城东10公里的高陌乡大北城村曹姓村民，在自家地里翻土时，意外发现一坛窖藏金银器并上报当地政府，易县博物馆及时接收了这批窖藏（图1）。该窖藏发现时被封存在一件绿釉陶坛内，以金银器为主，还有部分玉器、琥珀和水晶制品，共计四百余件。其中金银器多为酒具和首饰，内含18件银铤和181片金叶。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浙江省博物馆黎毓馨获知这一出土信息，调查了该窖藏遗物。2020年，浙江省博物馆与收藏单位易县博物馆、易县文物保管所达成了共同整理、研究易县大北城村金银器窖藏的意向。考虑到这批金银货币的重要性，故将这18件银铤和181件金叶的资料单独发表。
一 出土银铤
现按照易县博物馆文物编号，依次介绍这18件银铤。
1号铤（易博426）。圆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8.8、上宽7.2、腰宽4.3、下宽7.3厘米。底面长16.5、上宽5.9、腰宽3.4、下宽6.1厘米。厚2.1-3.2厘米。重1983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半面密布蜂窝状孔，有一道检查成色的刀痕。正面錾刻铭文“建州军资库买到户部上供银/客人叶询”，共2行16字（图2）。
2号铤（易博427）。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6.1、上宽9.6、腰宽5.1、下宽9.7厘米。底面长14.6、上宽8.5、腰宽4.2、下宽8.6厘米。厚2.1厘米。重1992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有少许蜂窝状孔，有一道刀痕。正面錾刻铭文“兴城场买到/大礼银□□□专/知王甲/监”，共4行16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图3）。
3号铤（易博428）。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4.4、上宽9.3、腰宽7.2、下宽9.7厘米。底面长12.8、上宽8.2、腰宽5.8、下宽8.5厘米。厚2.2厘米。重1982克。正面有水波纹，边缘略突起；底面有少许蜂窝状孔及一道刀痕，刀痕上补有银楔。正面錾刻铭文“永兴场银伍□□行人/赵寔谢显秤子许聪/专副唐李张/监官周/周”，共5行26字。第一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第一字仍能辨认为“伍”，第二字残存提手旁（图4）。
4号铤（易博429）。平首束腰形，缺一角。正面长14.1、上宽9.6、腰宽5.6、下宽8.5厘米。底面长12、上宽6.2、腰宽3.6、下宽6.1厘米。厚3.2厘米。重1979克。正面边缘突起明显，錾刻铭文“福州元丰四年折博银伍拾两/监专副翁善□/张温”，共3行20字。第一行“折博”二字，被凿痕覆盖，但仍能辨认；“张温”二字刻痕和字体与前文不同（图5）。
5号铤（易博430）。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4.3、上宽8.8、腰宽5.5、下宽8.6厘米。底面长11.8、上宽6.6、腰宽3.7、下宽6.4厘米。厚2.6厘米。重1980克。正面边缘略突起，上部錾刻铭文“行人黄十八范三十九/角面并全/监”3行14字，下部錾刻铭文“司户参军商（花押）/□军事推官刘（花押）/权通判军州事叶（花押）”3行21字，花押均算作一字（图6）。
6号铤（易博432）。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3.2、上宽9.2、腰宽5.9、下宽9.7厘米。底面长11.2、上宽6.1、腰宽3.9、下宽7.1厘米。厚2.5-3厘米。重2001克。正面边缘略突起，錾刻铭文“尤溪县买到上供银每挺□□□/银行张谊典秤程誉林幹倪琼/官（花押）”，共3行27字，花押算作一字。第一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背面“尤溪县”三大字反写戳记（图7）。
7号铤（易博433）。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4.3、上宽8.5、腰宽5.5、下宽8.6厘米。底面长11.7、上宽6.7、腰宽3.8、下宽6.8厘米。厚2.4厘米。重1978克。正面边缘略突起，上部錾刻铭文“行人张堂郑廿一/角面并全/监”，3行12字；下部錾刻铭文“司户参军商（花押）/权军事推官刘（花押）/权通判军州事叶（花押）”，3行21字，花押均算作一字（图8）。
8号铤（易博434）。平首束腰形，束腰弧度小，缺一角，银色光亮。正面长16、上宽7.7、腰宽7、下宽8厘米。底面长14.4、上宽6、腰宽5.7、下宽6.5厘米。厚2.1厘米。重1980克。正面边缘略突起，上部錾刻铭文“张荣/徐格/卻载”3行6字；中部左侧錾刻铭文“詠”1字，字略大（图9）。
9号铤（易博435）。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6、上宽9.4、腰宽5.1、下宽9.6厘米。底面长14.7、上宽8.4、腰宽4.2、下宽8.4厘米。厚2厘米。重1994克。正面有水波纹，边缘略突起，底面有一道刀痕。正面錾刻铭文“兴城场大祀银/□□□专副王申/监”，共3行14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图10）。
10号铤（易博436）。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4.8，上宽9.8，腰宽6.5，下宽9.5厘米。底面长13.5，上宽8.6，腰宽5.4，下宽8.5厘米。厚2.6厘米。重1992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有五道刀痕。正面錾刻铭文“永兴场银伍拾两/行人李亭秤冯政/专佘侯陈/监李”，共4行20字。第一行有二字被凿痕破坏，但仍能辨认为“伍拾”（图11）。
11号铤（易博437）。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5.9、上宽9.6、腰宽5.2、下宽9.5厘米。底面长14.7、上宽8.5、腰宽4.3、下宽8.8厘米。厚2.1厘米。重1997克。正面边缘略突起，上部錾刻铭文“西城场/银□□□/专知王伸/监”，共4行12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图12）。
12号铤（易博438）。弧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7、上宽8.8、腰宽6.5、下宽8.9厘米。底面长16.3、上宽8、腰宽5.8、下宽8厘米。厚2厘米。重1994克。正面有水波纹，边缘略突起，底面密布蜂窝状孔。正面錾刻铭文“真州府司收买到本路/提刑司进奉/夏祭银□□□计壹拾/挺每挺伍拾两从事郎/司仪曹事李寀”，5行38字。第三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在第四行和第五行之间，还錾刻有“王九员外（花押）”五个大字，方向与正文颠倒。左上角和右上角，各有“王九”两小字戳记。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助教王九”四小字戳记（图13）。
13号铤（易博439）。平首束腰形，束腰弧度小，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5.4、上宽7.9、腰宽7.6、下宽8.1厘米。底面长13.6、上宽6.2、腰宽5.8、下宽6.2厘米。厚2.5厘米。重1981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有少许蜂窝状孔。正面錾刻铭文“聂友卖建州常平/邵武军和买常平银□拾两/专知官张公南/司法参军监邹”，共4行30字。第二行有一字被凿痕破坏，残存提手旁（图14）。
14号铤（易博440）。弧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6.5、上宽10.3、腰宽6.8、下宽10.1厘米。底面长15.3、上宽8.8、腰宽6、下宽8.8厘米。厚1.9厘米。重1999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密布蜂窝状孔。正面錾刻铭文“成都府军资库起发政和六年分钤辖东衙进奉/天宁节银一铤重伍□□万兴李卿等/承议郎监军资库臣任宗易”，共3行45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第一字仍能辨认为“伍”字（图15）。
15号铤（易博441）。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3.6、上宽8.2、腰宽6、下宽8.3厘米。底面长12、上宽6.3、腰宽4.1、下宽6.3厘米。厚2.4厘米。重1969克。正面边缘略突起，有三道刀痕。正面錾刻铭文“连州桂阳县手分陈柔/买到银□拾两验人陈符/卖人严昕”共3行23字，第二行有一字被凿痕破坏。背面錾刻铭文“匠人曾莒”四字（图16）。
16号铤（易博442）。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正面长15.5、上宽9.5、腰宽6.5、下宽10.3厘米。底面长12.6、上宽7.9、腰宽5.2、下宽8.3厘米。厚1.8-3.1厘米。重1977克。正面边缘略突起，錾刻铭文“惠州河源县买大礼银壹锭伍拾两/监”（图17）。
17号铤（易博444）。平首束腰形，断为两截，银色光亮。上半长6.5、上宽8.9、下宽7.4厘米，厚2.9厘米，重1042克。下半长6.5、上宽7.3、下宽9.2厘米，厚3.1厘米，重952克。总重1994克。正面边缘略突起，錾刻铭文“兴城场/银□□□知/蒋彦/监曹”，共4行12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图18）。
18号铤（易博533）。平首束腰形，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正面长14.4、上宽9.2、腰宽6.5、下宽9.1厘米。底面长13.3、上宽7.9、腰宽5.1、下宽7.6厘米。厚2.1厘米。重2036克。正面边缘略突起，底面有少许蜂窝状孔。正面錾刻铭文“袁州分宜县买到课利银壹锭计/□□□文林郎司仪曹事权县事苏公允”，共2行29字。第二行有三字被凿痕破坏（图19）。
二 易县出土银铤的初步研究
（一）制作年代
18件银铤中，有明确制作年代的，仅有4号铤的“元丰四年”（1081）和14号铤的“政和六年”（1116），均为北宋时期。其他16件银铤，虽未錾刻年代信息，但从重量、形制、錾刻文字等信息，均能印证这批银铤是北宋时期制作的。
（二）重量
这18件银铤，实测在1969克至2036克之间，重量十分接近。唐代以来，大约40克为一两，2000克约为五十两。从重量来看，这18件银铤，均为五十两大铤。
加藤繁根据史料考证，认为五代和北宋时期通行五十两重的银铤。目前发现的北宋银铤全为五十两大铤，而南宋时期流行的主要是五十两大铤、二十五两中铤和十二两半小铤三种。易县银铤均为五十两大铤，符合北宋时期银铤的特征。铭文中注明自身重量的，有4号铤、10号铤、12号铤和16号铤的“伍拾两”。此外，3号铤的“伍□□”，13号铤的“□拾两”，14号铤的“伍□□”，15号铤的“□拾两”，原本均应为“伍拾两”三字。进而可知，2号铤、6号铤、9号铤、11号铤、17号铤和18号铤中被刮去的“□□□”，原本均应为“伍拾两”三字。12号铤的“夏祭银□□□计壹拾挺每挺伍拾两”中的“□□□”，则应为“伍佰两”三字。北宋银铤自铭通常为“伍拾两”，南宋银铤自铭主要有“伍拾两”“贰拾伍两”“拾贰两半”三种。但是这些铭文标识的只是银铤的种类，并非准确的重量，在实际使用中，仍然要称重。
这18件五十两银铤，实测重量实际在1969克至2036克之间不等，并不是如铭文所说的“伍拾两”那么精确，往往有数钱的偏差。北宋银铤，在使用时通常会刮去银铤上的“伍拾两”自铭。目前内蒙古辽上京遗址等地出土的北宋银铤，表面的“伍拾两”字样，往往有被刮去的现象，但有时刮得不太仔细，部分文字依然能辨认。如1959年巴林左旗出土的北宋银铤，重2000克，铭文有“每铤□拾两”字样；1983年巴林右旗出土的北宋银铤，重2001克，铭文有“□□两”字样。
易县出土银铤刮除“伍拾两”自铭的行为，符合北宋银铤的使用特征。相比之下，金代通行的银铤，在铭文上会精确写明银铤的真实重量。如1964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征集的5件金代五十两级别的大银铤，分别有“四十八两九钱”“肆拾玖两肆钱”“肆拾玖两捌钱”“肆拾捌两捌钱”“□拾玖两玖钱”的字样，称量精确到了一钱。
1988年河北沧县出土的2件金代五十两级别的大银铤，分别有“肆拾玖两”“肆拾玖两捌钱半”的字样，后者更是精确到了半钱。因此易县银铤，不同于金代银铤的精确重量铭文。在宋辽时期，五十两大铤的价值巨大，难以在日常使用。因此当时人会截断大铤，将其分成两部分或更多的部分。易县第17号铤，截断为上下两部分，分别重1042克和952克。1958年巴林左旗出土的5件北宋银铤，有4件截为两段，可能即是这个原因。
（三）形制
从形制上来看，这18件银铤均为正面大于底面的束腰银铤，又可分为平首束腰形、圆首束腰形、弧首束腰形三种形制。平首束腰形15件。正面长度在13-16.1厘米，正面上下宽在7.7-10.3厘米，正面腰宽在5.1-7.6厘米，厚度在1.8-3.2厘米。平首束腰形的弧度变化较大，腰宽最窄者，接近上下宽的一半，如2号铤和11号铤；腰宽最宽者，接近上下宽，如8号铤和13号铤，平面近似长方形。
圆首束腰形仅有1件（1号铤）。正面长度为18.8厘米，超过了其他形制的银铤。同时，正面上下宽7.2-7.3厘米，正面腰宽仅有4.3厘米，均小于其他形制的银铤。厚度为2.1-3.2厘米。平面呈“8”字形。弧首束腰形2件（12号铤和14号铤）。正面长度在16.5-17厘米，正面上下宽在8.8-10.3厘米，正面腰宽在6.5-6.8厘米，厚度在1.9-2厘米。2件尺寸较为接近。
《宋会要辑稿》载，“雍熙四年，诏诸道州府军监课利上供银，今后煎作摺角铤送纳，不得更作板石子铤。”在北宋初期，朝廷就规定了各地的上贡银，应制作成“摺角铤”的形式送纳，而不能制作成“板石子铤”的形状。板石子铤，指的就是唐代流行的笏形铤。
而“摺角铤”，指的就是平首束腰形银铤，四个角均有“摺角”。这种官方规定的银铤样式，也与出土的北宋银铤十分吻合。目前发现的北宋时期银铤，大多为这类平首束腰形的“摺角铤”。易县出土的15件平首束腰铤，正体现了北宋时期银铤铸造的形制特点。但其中平面近似长方形的8号铤和13号铤，依然还保留着部分唐代“板石子铤”的古风。
需要注意的是，5号铤和7号铤均有“角面并全”四字。这两铤均是平首束腰铤，即是所谓的“摺角铤”。“角面并全”四字，即是该铤在制作或交易时，质量检验合格的一个标识。也说明这类平首束腰铤，尖锐的四角容易损坏，4号铤和8号铤就各缺了一角。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南宋时期，平首束腰形铤迅速被淘汰，完全让位给了弧首束腰形铤。
圆首束腰形，案例极为罕见。此前仅见于1971年巴林左旗辽上京汉城址出土的一件北宋崇宁四年银铤。1号铤，是已知的第二件圆首束腰形银铤，应该同样为北宋银铤。
弧首束腰形，主要见于南宋、金时期的银铤，此前未有北宋时期此类银铤的明确案例。14号铤，铭文中有“政和六年”字样，第一次明确证明了北宋末期即已出现了这种形制的银铤，具有重要意义。
（四）制作地和流通地
易县出土的18件北宋银铤，仅有3件缺少地名信息，有15件具有地名信息。
有银场名称的有6件，分别为“兴城场”（2、9、17号）、“永兴场”（3、10号）、“西城场”（11号）。银场负责开采银料和销铸银铤，这些具有银场名称的银铤，应该就是在对应银场中销铸生产的。
据加藤繁的研究，《元丰九域志》记载，有63处府州军监产银，而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则有54处府州军监产银。潭州浏阳县和建州建安县均有永兴银场，而兴城场、西城场，具体所属府州军监不详。
9件银铤没有银场信息，但有属地信息。分别为“建州”（1、13号）、“福州”（4号）、“真州”（12号）、“尤溪县”（6号）、“邵武军”（13号）、“成都府”（14号）、“连州桂阳县”（15号）、“惠州河源县”（16号）、“袁州分宜县”（18号）。其中建州、福州、邵武军、连州、惠州自身拥有银场，而真州、成都府、袁州则没有银场。这些地名信息是各地方机构在收买银铤的过程中留下的记录，所以并不一定代表着这个地区存在银场。但至少可以说明的
是，这些地区应该是当时白银的流通地区。
（五）署名
银铤在销铸和流通时，也会留下各种署名，代表了在这些环节上的责任人。
有些是银场或州军的监造官员署名的银铤，如“兴城场……专知王甲监”（2号）、“永兴场……专副唐李张监官周周”（3号）、“福州……监专副翁善□张温”（4号）、“兴城场……专副王申监”（9号）、“永兴场……专佘侯陈监李”（10号）、“西城场……专知王伸监”（11号）、“邵武军……专知官张公南司法参军监邹”（13号）、“兴城场……知蒋彦监曹”（17号）。宋代各类管事机构的主官名为“专知官”，下属官员有“副知”“专副”“监官”等。这些署名应该是在银铤销铸时，银场或州军监造银铤事务的主管官员留下的记录。属于此类的银铤，还有“司户参军商（花押）□军事推官刘（花押）权通判军州事叶（花押）”（5号）、“司户参军商（花押）权军事推官刘（花押）权通判军州事叶（花押）”（7号）两件银铤，虽然没有写明具体军州名称，但其形制、尺寸、重量几乎完全相同，应是同一时期同一军州监造的同一批银铤。与这两件类似的，还有一件中国钱币博物馆藏银铤，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也是同一批制作的。
也有其他官员署名的银铤，如“真州府司……从事郎司仪曹事李寀”（12号）、“成都府军资库……承议郎监军资库臣任宗易”（14号）、“连州桂阳县手分陈柔”（15号）、“袁州分宜县……文林郎司仪曹事权县事苏公允”（18号）。这几位官员的职责应该不是监造银
铤，而是在银铤的买卖、交纳过程中留下的署名。
此外，在“尤溪县买到上供银”（6号）上，出现了“银行张谊”字样。“银行”，全称“银行人”，也称“行人”，是民间从事销铸金银行业的人员，同时也负责为官府和民间看验流通金银的真伪、成色、等级等。1958年巴林左旗出土的“虔州瑞金县纳到政和四年分
奉进天宁节银”五十两银铤上，也有“银行汤□□”的签名。
多数情况下，银行人略称为“行人”。在易县银铤中，有“行人赵寔、谢显”（3号）、“行人黄十八、范三十九”（5号）、“行人张堂、郑廿一”（7号）、“行人李亭”（10号）等署名，且多为两人一同署名，确保了看验的公正可靠。此外“连州桂阳县手分陈柔买到银”中，有“验人陈符”的署名，陈符可能也是一名“行人”。第8号铤的“张荣、徐格、卻载”三人，可能也是行人。
负责称量重量的人员，称为“秤子”。“永兴场银”五十两银铤（3号）中，有“秤子许聪”的署名。另一件“永兴场银”五十两银铤（10号）中，有“秤冯政”的署名。“尤溪县买到上供银”（6号）中，程誉、林幹、倪琼三人负责典秤。如前文所述，北宋银铤上不会标识精确的重量，而是统一写五十两，因此秤子可能只是负责查验其大致重量，符合一定重量标准的银铤，即可验收为五十两银铤。
私人销铸的银铤，也有几件。如“连州桂阳县手分陈柔买到银”五十两银铤（15号），最后留有“验人陈符、卖人严昕、匠人曾莒”的署名。这应该是一件私人销铸的银铤，由匠人曾莒销铸，并由严昕卖给官府，由陈符看验。
在“建州军资库买到户部上贡银”（1号）中，有“客人叶询”字样。客人，指出外经商的生意人。这是建州军资库从客人叶询手中买到银铤，用于上贡户部的意思。在宋代史料中，就有盐钞上写有客人姓名的记载。在宋铤实物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客人”字样的记载，十分珍贵。这一件应该也是私人销铸的银铤。
不同于南宋银铤，北宋银铤在销铸时留下的戳记较为少见。“真州府司收买到本路提刑司进奉夏祭银”（12号）上，留有“王九”“助教王九”两种四处戳记，这是北宋银铤第一次发现的戳记文字。“助教”为官方头衔，新销铸的银铤上盖上这些戳记，表明了这家金银铺主人王九的社会地位。后世南宋金银铤上流行的“助教”戳记，或许即滥觞于此时。
（六）用途
从银铤上留下的铭文信息，可以知道易县出土的18件银铤，均为官方销铸或收买的银铤，因而大多也在铭文中详细注明了银铤的用途。
有些是地方上贡银。如“建州军资库买到户部上供银”（1号）、“尤溪县买到上供银”（6号）。上贡银指地方上交中央的财赋。一般来说，银铤上錾刻的“上贡银”，指的是定额的上贡正赋。有些银铤虽然没有明确写出上贡银，但从内容来看，应该也归入上贡银的范畴，
如“连州桂阳县手分陈柔买到银”（15号）。
有些是地方敬献给皇帝的祝寿银，也称圣节银。如“成都府军资库起发政和六年分钤辖东衙进奉天宁节银”（14号）。天宁节是徽宗皇帝的寿诞，这件银铤是政和六年时，成都府钤辖东衙进奉给中央的天宁节银，从成都府军资库提出。1958年巴林左旗出土的“虔州瑞金县纳到政和四年分奉进天宁节银”五十两银铤，1971年巴林左旗出土的“京西北路提举学事司进奉崇宁肆年天宁节银”五十两银铤，均是徽宗时期的地方上贡天宁节银。
有些是地方敬献给皇帝的大礼银。如“兴城场买到大礼银”（2号）、“惠州河源县买大礼银”（16号）。大礼，指的是宋代的郊祀大礼，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1958年巴林左旗出土的“杭州都税院买发转运衙大观元年郊禋银”五十两银铤，即是郊祀大礼银。
“夏祭银”也是大礼银的一种。“真州府司收买到本路提刑司进奉夏祭银”（12号），即是淮南东路提点刑狱司进奉中央的夏祭银，由淮南东路下属的真州府司负责收买和交纳。徽宗后期，确立了冬至日于都城南郊祀天的冬祀制度，以及夏至日于都城北郊祭地的夏祭制度，大礼因而分化为“冬祀”和“夏祭”两个特定词汇。这也是北宋末期特有的郊祀制度。“兴城场大祀银”（9号），应该指的就是冬祀银。因此这两枚银铤，应该都是徽宗时期特有的南郊冬祀和北郊夏祭的两种大礼银。
有些是常平银，如“聂友卖建州常平邵武军和买常平银”（13号）。常平仓为各军州县所设，秋冬和丰年时买入粮食，提升粮价，春夏和荒年时卖出粮食，平抑粮价。该件银铤至少经手过两次，第一次是聂友卖给建州常平仓，第二次是作为邵武军的和买常平银。
有些是折博银，如“福州元丰四年折博银”（4号）。折博是以金银折换实物，或物与物相折换。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讲到：“客旅无见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福州元丰四年折博银”，就是商人为了折博茶盐等大宗货物，向政府交纳的白银。与之类似的还有巴林左旗出土的“福州绍圣二年折博银”五十两银铤。
还有课利银，如“袁州分宜县买到课利银”（18号）。宋代有买扑制度，实际就是私人向政府获得某一领域的承包许可的制度。在买扑制度下，承包人需要向政府交纳课利钱，而课利钱通常需要折成银两，即“课利银”。这件课利银是北宋时期袁州分宜县征收了课利钱后，折成银两上交给上级政府的。
（七）易县出土银铤的埋藏
这批银铤的出土地位于河北易县。易县，古时为易州。后晋开运三年、辽会同九年（946），易州降辽。后周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周世宗收复易州。北宋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989），辽夺回易州，此后长期为辽所有。
自北宋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起，北宋每年献纳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庆历二年（1042）起增加为每年银20万两，绢30万匹。因此辽每年可以获得的北宋五十两大铤为2000铤，后期则为4000铤。易县出土的这批银铤，均为北宋官铤，可能曾作为宋辽岁币输入辽国。
这批银铤，最晚纪年为政和六年（1116），最终与金银器一起埋入窖藏。据初步分析，这批窖藏金银器具有宋辽时期高级官员的身份特征。而窖藏所处的位置，正位于北宋东京至辽燕京的交通要道。宣和四年（1122），北宋开始北伐，辽军大将郭药师以所辖的涿州、易州归降北宋，属燕山府路。宣和七年（1125），金军东路军经易州南下，郭药师再叛，易州得而复失。靖康元年至二年（1126-1127），金军攻陷东京后，大肆搜刮金银后北归。易县出土窖藏，可能就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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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魏祝挺 （浙江省博物馆）
方 华 （易县文物局）
黎毓馨 （浙江省博物馆）
——中国钱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