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选择了最好的中国年轻球员，并且用专业的、规律的方式去训练他们，他们可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支球队抗衡。”

在说克劳琛之前，不妨先说说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龙王”为什么不喜欢他。那是一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事。

当时“龙王”刚上台，立马推翻了和德国的合作计划，转而和法国方面打得火热，具体原因大概是“德国足协的好处不够”。

在巴特基辛根训练两个月后，克劳琛决定带队员外出调整，计划带领全队到西班牙去放松十天。审批报告到了“龙王”手上，他审核的意见是，“只允许去西班牙三天，经费为一万欧元”，在得知无法改变审批的意见后，克劳琛决定铤而走险。

他在出发去西班牙前告诉队员，“不要带任何与足球有关的衣物到西班牙去”，唯一硬性要求是，“每人带一条小毯子”。

那些去西班牙的队员们享受到了巨大的欢乐，每天都是海水、沙滩和阳光，克劳琛只安排了蹬自行车，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只有这些时候人们才看得出这是一支足球队。

三天期限过后，克劳琛发现队伍依然没有能够完全放松调整过来，于是不再理睬足协的意见，带着全队继续滞留在西班牙，怎么催都不回训练营，任凭北京方面火急火燎。

克劳琛一直拖到了第九天才打道回府，而这一天的时间算是给了足协面子。

回到巴特基辛根训练营的国青队员们已经九天没有碰过球，“陈涛看到球的时候眼睛都绿了”，第十天的训练效果是整个训练营期间最好的。

历史证明，足协最害怕一些特立独行的外教，米卢在率领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后依旧无缘主帅位置，当初选择阿里汉而放弃特鲁西埃，也是害怕后者的脾气。

克劳琛的不听话让有些人非常不爽，当时国青队的热身赛战绩非常差，这坚定了他们赶克劳琛下台的决心。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足坛有帮混蛋。

“龙王”不喜欢克劳琛，于是中国足球媒体里，不失时宜地冒出一帮有着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他们的共同点是总爱紧锁眉头，扮演中国足球的良心。

他们也只干些添砖加瓦，锦上添花的活儿，里面的本质，打死都不说是跪舔，且在姿势上拿捏得相当有自尊。

当年国内诸家报社一个劲地攻击克劳琛的不在少数，把他定性为“水货”。《克劳琛换将摆乌龙，中方教练组成为获胜大功臣》，这是当年鱼龙混杂的报纸标题里的一个。

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克劳琛拒绝了很多次记者们的采访，这让有些媒体记者相当恼火，逐渐演变出了对克劳琛的负面报道。

此时足协和克劳琛的交恶导致了媒体的介入，在选择克劳琛和足协的问题上，个别媒体“为了大局”放弃有限的真理。

国内媒体此时关于克劳琛和国青的报道多是通过这些媒体作为消息来源，在一片山呼海啸中，克劳琛一度成为全民公敌。

克劳琛带队三连胜时，媒体们还吹捧过一阵，输给德国后开始话锋急转，“克劳琛确实年纪大了，连球员名字都叫不上来。”

后来剧情发展到土伦杯，国青的表现非常好。各种媒体报道都在夸大中方教练组，贬低克劳琛，“克劳琛连换人都是乱换的，需要中方教练帮忙纠正。”

当国内大批记者抵达荷兰观看国青队的训练和比赛后发现，以前的很多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和真实，甚至带有某些人为的虚假成分。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克劳琛关于用人的顽固阻碍了很多人的“钱”途，这才是他被驱逐的最主要原因。

有人在这时蹿出来，觉得这样的国青应该让自己的亲信来带，谁带奥运会都能出成绩。所以其实土伦杯的结果如何，克劳琛的离开已成定局。

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克劳琛年事已高，不适合从事足球这样激励运动，为克劳琛的健康考虑，足协另选新帅。”

克劳琛曾经坦率地说，那些强迫他辞职的人现在有些已经在监狱里，“等他们出来，你可以去问问他们，他们或许更清楚原因。”

殷铁生在奥运会前三个月临危受命，如今关于那届国奥，人们只记得在克劳琛麾下不得重用的董方卓打入唯一进球，以及谭望嵩的断子绝孙脚。

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一败涂地，是中国足球当年混乱的缩影。

足协在青少年球队教练员体制上的弊端，让克劳琛的上任源于巧合。

事实上，中国国青队最开始就应该感谢克劳琛，在谁都不愿接手的情况下，他固执地选择了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就如同德国人的性格一样。

“他曾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执教过”，这是当年国青队领队冯剑明的原话。

克劳琛手上的这支国青队，最早属于贾秀全。然而随着零八奥运战略的出台，贾秀全被明确告知不会由其率队参战北京奥运会，一气之下，他愤然挂印离去。

随后足协联系到时任长春亚泰主教练的殷铁生，但由于“始终无法控制这支球队”，殷铁生也在短暂地执掌帅鞭后选择了放弃。

无奈之下，足协不得不将国青队的外籍顾问克劳琛扶正，实际上正是足协亲手将克劳琛推上了前台，最后又将其推落神坛。

当年中德之间的合作也并不顺利，双方的矛盾不断爆发，基地缺少体能教练和守门员教练、允诺的专家迟迟没有出现、比赛缺乏质量和后勤保障不力。

此时“龙王”刚刚出任足协掌门人，他首次赴德考察的时候非常震惊巴特基辛根的条件，在情急之下喊出了“实在不行让朱导接任”的气话。

在荷兰督战世青赛期间，“龙王”不停地奔走于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之间，从巴特基辛根走出来的国青队在世青赛上连战连捷，他却丝毫没有改变他要“另起炉灶”的方针。

法国人开出的三百万欧元以及雅凯出任技术指导的“诱饵”，让“龙王”对克劳琛在世青赛上表现出的能力不屑一顾。虽然他用“是个好教练”评价了克劳琛，但这都不足以让他改变自己心目中的想法：战场要换，主帅更要换。

这种坚持的理由也很容易想明白，世青赛已经证明这是一支可以出成绩的队伍，克劳琛终究是前任“阎王”的任命，北京奥运会这样一个家门前的机会，值得一次没有顾虑的豪赌。

米卢之后，克劳琛大概是中国足坛第一位取得好成绩还要下课的教练，他甚至比米卢还富有争议。这并非想神化克劳琛，只是此前总有人误导了我们，使得外界无法拥有对于这个德国人真正的认知。

阎世铎是个十足的演说家和鼓动家，他总能说些大快人心的话，比如“杀无赦，斩立决”，比如“中国足球站起来了”，比如“足球需要人民”。

于是，那些年“人民足球”很火。

“人民”一词有很实在的指向，但也可以被某些人糟蹋成抽象的命令。“人民”成了压制个体性情的武器，成了追逐锦标主义的借口。

但其实人民足球，是足协官员背上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包袱。因急火攻心而乱了方寸的足协官员，也变成了一只飞来飞去的无头苍蝇，不停地在各级国家队的赛场和亲手描绘的政绩蓝图间胡飞乱撞。

为快出“政绩”而急火攻心的足协官员，不仅变成张口“政治”闭口“人民”的“政治官员”，而且还成为动辄为运动员下任务、压指标并以行政命令瞎指挥的“指战员”。

如此，“人民足球”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官足球”。而如此“长官足球”，则因其早已堕落成为承载长官意志与少数利益团体私利的载体，而最终未能使球迷和投资者都“快乐”。

克劳琛的离开又何尝不是因为如此，有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利益权衡，什么时候中国足球能改变如此尴尬的现状，什么时候中国足球也就走出沙漠迎来了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