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好不好看，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有人说读张爱玲的作品读不下去，我刚读大学的时候十分喜欢看。

记得我有一次寒假，我在路边的书摊上花10块钱买了一本超厚的《张爱玲经典全集》（盗版），回到家里用不了多久就读完了。

要说张爱玲写得不好，我是不赞同的，10年过去了，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内容已经模糊了，但是脑海里依稀能够想起一些特别的画面，总之就是很“张爱玲”的那种。

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同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些小说，都被拍成影视剧，直接以画面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张爱玲的作品似乎没有几部被改编过影视剧。

以文字的功底、对故事的架构、场景化的搭建，自民国到现在，还真就没有几个写小说的能写得这么好。

据说全球有超过3000万的“张迷”，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张爱玲的热度好像从未停止过。

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不好拍，大多数导演不敢挑战。

实际上，中国的导演大多数没有什么底线，什么样的良作不敢翻拍成烂片？

真正的原因我认为是过审的原因，张爱玲的作品想要在大陆上映似乎不容易。

曾经的香港导演比较热衷拍张爱玲，比如许鞍华曾在1984年拍摄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97年又拍摄了《半生缘》。

大多数是在香港回归以前，在香港回归以后，似乎只有2007年李安拍摄的《色戒》，这部作品即使放到现在来看，无论是讲故事，还是情感处理，还是尺度，都堪称经典，一度轰动影坛，但是这部电影却在内地遭到封杀，从此以后，几乎就没人敢拍张爱玲的作品了。

为什么，因为张爱玲曾经的“文化汉奸”的身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张爱玲就被受到了各种在她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攻击。

当时上海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知源头的小册子，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国民政府公认的，将张爱玲与陈璧君、川岛芳子等女汉奸相提并论。

在1945年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为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等17人被冠以“文化汉奸”的名声。

在抗战胜利后，一片惩治汉奸的声音当中，张爱玲肯定是处于风口浪尖当中，以至于她不得不出面回应：“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

她表示，当时有一个叫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叫她参加，她虽然拒绝了，但是名单中依然有她，如果以此来评定她是“文化汉奸”似乎有点不公正。

当然，能够直接找到她是“文化汉奸”的证据，应该是她和胡兰成的男女关系，因为胡兰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给汪精卫执笔，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为汪精卫卖国行为洗白。

胡兰成作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自然有摆脱不掉的嫌疑。

对于人们指责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的回应是：“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

应该说，说张爱玲是“文化汉奸”从来不是官方的定性，而是一种坊间的指责。

很多读者朋友也都坚持，张爱玲不过是利己了一点，一个爱写小说的女人，在乱世中没有写到一点有关政治的东西，给她扣“文化汉奸”的帽子，太过分了。

如果大家看看张爱玲小说发表的时间就会发现，说张爱玲是“文化汉奸”也并非是捕风捉影。

尽管张爱玲曾经说过“成名要趁早”的话，在1931年时就开始尝试发表作品，1932年首次发布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载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校刊上。

到1937年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在《国光》杂志发表《霸王别姬》，但是反响平平，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此后也就拉倒了。

那个时候的张爱玲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那就是：“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可以说，那个时候她想出名，想过好日子，但是不一定是要当作业，似乎当画家也可以。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的时候。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侵略香港，当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读书，学校停止办学，张爱玲未能顺利毕业，于是只好返回上海，在上海为一些杂志撰稿。

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使得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十分受欢迎，此后张爱玲便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发表《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就是在日伪侵略，她在上海的那两三年。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沦陷区的百姓精神层面比较匮乏，很多内容肯定是上不了报纸的，只有一些言情小说能见报。

自九一八事变后，就有大量文人离开沦陷区，辗转于国内，最后退却到重庆等偏远地区，如萧红和巴金等作家。

还有的不愿意到重庆去，便前往延安，直接以笔抗战，比如丁玲和艾青等文人。

他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政治性的东西，主要目的是要鼓舞全民族抗战。

张爱玲也是有机会到内地去的，香港沦陷的时候，张爱玲的不少同学就转赴内地，而张爱玲却返回到沦陷区的上海，当时上海也滞留了不少文人，但是这些文人也都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都选择是“低调”，不发表作品。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沦陷区百姓是需要文学作品的，恰恰很多文人不愿意“媚日”，因此都留下一个巨大的文学市场。

这无疑在客观上给了张爱玲一个机会，只要你有好的故事，读者肯定买账。

当时有很多朋友劝张爱玲，发表文章一定要慎重，尽量不发，或者少发，甚至还帮她出谋划策让她到重庆去，却被张爱玲一口拒绝。

对于张爱玲来说，从来没有在上海沦陷区这么舒服的生活过，成为受人追捧的名人，“能出风头，能穿最别致的衣服……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才叫生活！

把自己沉浸在一个没有责任的空间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数人的作品读来都没劲，政治味太浓了，专门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如果我们再不反抗，就成为亡国奴了。

看这种作品，太累、太揪心、容易唤起人的责任心。

当时很多沦陷区的百姓虽然不喜欢当亡国奴，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在这个时候，张爱玲的作品无疑是逢迎了沦陷区百姓的情感诉求。

能够让读者产生麻痹的心理，不在关心时局，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这不是靡靡之音是什么？

张爱玲在《私语》写道：“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到炮声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亲住处住了两个礼拜。”

这是写于1944年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到，在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张爱玲只是认为太吵了，耽误睡觉。

除了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外，在胡兰成《今生今世》写道，他们恋爱期间，也时常很自然地谈论日本的绘画与文学，还与日本文人池田笃纪等保持密切往来。

应该说，张爱玲对日本人并不仇视，也不视日本人为敌人，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胡兰成因为汉奸的身份在中国待不下去了，张爱玲建议胡兰成跑到日本去。

在张爱玲的作品《小团圆》称：“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

这种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对于沦陷区的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如灵丹妙药一样治愈人的心灵，国破山河，不存在的，只要家有余粮，心就不会慌。

如果张爱玲只是在抗战中这样写，顶多算是格局小了，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代言人，张爱玲向来不怕人打上这种标签，但是抗战胜利后，有一些做法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小团圆》是在1975年成书的，张爱玲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之雍在看报，下午的阳光照进来，她在画张速写，画他在看波资坦会议的报导。

“二次大战要完了，”他抬起头来安静的说。

“哎呦”她笑著低声呻吟了一下“希望它永远打下去。”

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麼许多人，要它永远打下去？”

九莉依旧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

这种为了一个人，宁愿世界大战不停下来的爱情观，实在是有些震慑，可见张爱玲对于日伪时期的人和事，带着怎样的怀念。

应该说，张爱玲基本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爱国意识，还有点不近人情。

张爱玲后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属《色戒》，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故事，而且是有历史原型的，上海名媛郑苹如加入中统后，从事情报工作，利用美色周旋于日伪高官，从而获取情报。

1939年，汪伪政权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汉奸在上海极斯菲尔路成立76号特务组织，专门负责镇压抗日救亡的特务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统与军统曾与汪伪76号展开激烈对抗，中统上海区决定利用郑苹如色诱丁默邨，实施锄奸，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默邨诱至上海西伯利亚皮草店，当时早已有中统特工埋伏在这里，准备动手，然而丁默邨进入皮草店后发现有异常，当即逃跑，暗杀行动失败，郑苹如被捕后不久被76号特务秘密处决。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以郑苹如为原型的王佳芝，在刺杀行动中，因为一颗大钻戒爱上了汉奸，然后置国仇家恨于不顾，停止暗杀计划，然后把行动小组的人坑了，虽然张爱玲后来也一再否认王佳芝的原型不是郑苹如，但是谁信啊！

这个爱情确实轰轰烈烈，看完李安导演的电影，确实是有点惊天地泣鬼神了。

只不过如果读者把她和胡兰成的那点粑粑事后联系到一起，谁都会想，这不是给自己爱上汉奸的事情洗白嘛？

在张爱玲的身上充满了太多的争议，她的作品确实好看，但是太过于自私利己，格局不大，在大是大非面前拎不清。

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网-2020年09月22日-《张爱玲小说改编起来为什么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