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的，一直以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区犯下的这些“屠杀罪”，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国家的百姓看着实在是非常气愤，但谁拿它也没有办法，你总不能因为气不过就给它来上一颗“小男孩”吧？

所以，除了在社媒上的一些建议和谴责，其余我们能做的，似乎太少太少了。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5日在一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的一番讲话，的确让我们非常郁闷，你能清楚的感受到心中那种“农夫”被自己救了的“蛇”咬了一口之后的那种“捶胸顿足的后悔。

内塔尼亚胡说：“在大屠杀中，没有一个国家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我们再次面对摧毁我们的敌人，如果以色列被迫独自战斗，以色列将独自战斗，我们将击败我们的敌人，永远不会再发生（大屠杀）这样的事情。”。

听完是不是很想骂人？是不是很不爽?难道当初二战期间，我们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将那数万张签证发给狗了吗？

所以，不得不站出来给他展示点什么，也许他看不到中文平台上的这些内容，但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让人们不要忘记：被“蛇”咬了之后一定记得“彻底清理消毒”。

话不多说，我们先用内塔尼亚胡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来反驳一下他前天刚讲过的话，然后再来聊聊“日犹同祖论”，以及为何犹太人当初会打算在我们的东北落户。

2013年5月7日，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上海，当时他带了一支非常庞大的随行队伍来华，先是和妻子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然后在和中国工商业人士会谈时，内塔尼亚胡亲口说：“上海代表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我相信以色列也能成为这一未来的一部分。同时，以色列也不会忘记过去，二战期间上海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恐怖统治，为他们提供了避难场所，以色列对上海永远心存感激。

当然，内塔尼亚胡出发来中国之前说了，增加以色列对中国的出口是其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依然是）。

内塔尼亚胡和妻子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怎么的？十一年而已，就忘记了？不至于像拜登一样健忘吧？稍微提醒一下，顺便将内塔尼亚胡先生和他妻子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两张照片发给大家看看。（详细资料可查询《京华时报》于2013年5月9日06：10发布的新闻，标题是：《以总理：对上海帮犹太人逃离纳粹统治心存感激》）

内塔尼亚胡和妻子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当然，当时的《环球网》也有报道他访问上海的行程，原标题很有意思，《以总理访华首日避谈叙 被指像“没事人”》，懂得都懂。

现在内塔尼亚胡先生说二战期间

好了，我觉得提醒的已经很充分了，不多说了，接着聊下面的内容。

谈起这个“日犹同祖论”，估摸着很多人都不知道，但的的确确，这个理论是存在的，而且是由苏格兰传教士诺曼.麦克劳德为传教方便总结出来的，他还在187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日本古代史略图》，里面就讲到说日本人是犹太人曾经“失落的十支派”这样一个概念。

早在同治（1862-1875）时期，麦克劳德为了方便日本传教，于是就异想天开的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没想到，他这样一个正儿八经的“胡说八道”居然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很受欢迎，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一个“远东孤岛和异教国家”的尴尬地位，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恰恰让他们感觉自己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日本人开始与受到西欧国家排斥的犹太人有了所谓“共情的基础”。

于是，一些日本的神学家开始前赴后继的加入这场“伟大假说”的构建工作中，先是有中田重治在《圣经中的日本》中提到说：日本人与犹太人同为“神的子民”。

接着又有佐伯好郎提出所谓的“名字论”，说是京都郊外的日本古代望族秦氏，定居的地方叫做“太秦”，而这个“太秦”日文读法是“uzu massa"，对应的恰恰是希伯来语中的“i-shu(耶稣）”和“massa(弥赛亚）”。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佐伯好郎，也是奇葩一人，写了不少书，还被认为是所谓的景教研究专家，他也经常有一些“惊天言论”，比如说，他认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就是中国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吕洞宾表面上是道教，但其实是隐藏的景教教徒。不得不说日本学者脑洞真大。

甚至还有日本民间的一些修行者被称为“山伏”，他们身穿白衣，头顶一个黑色小方帽的形象也被传与犹太教的传统相吻合。

山伏的帽子现在也变化很大，不像以前了！

怎么说呢？但凡能与麦克劳德这一番“失落的十支派”假说沾上边的理论，在当时的日本都还是能受到热烈欢迎的。以至于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总能从中找到一种莫大的“心理慰藉”。

关于这个“失落的十支派”一说，回头我们会有专门的一篇来介绍，这里就不作详细说明，要不篇幅实在太长，读者会没有耐心哦！

而这个“慰藉”很快就转变成了犹太人对日本的实际帮助，让日本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

1904年2月24日，也就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后的两周后，时任日本帝国银行副总裁的高桥是清（后来做过首相、大藏大臣）就远赴美国纽约筹集战争需要的款项，指标是1亿日元。

日本政府元老、原外务卿井上馨送别高桥时含着泪说：“高桥，如果你不能顺利募集到这笔资金，军费问题无法解决的话，日本将遭受到灭顶之灾。”。

但结果高桥在纽约游说了老半天，一点效果都没有。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产业振兴的上升期，他们自己都在想尽办法吸引外资来美国投资呢，怎么可能还有闲钱去购买你日本的公债呢。

于是，在纽约备受打击的高桥只能再去老牌帝国英国人那里碰碰运气，没想到，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也算是最后一搏吧，居然让英国人同意由银行收购其价值500万英镑的日本政府公债，分七年期偿还，以日本关税做抵押。

这一下，高桥就筹到了任务1亿日元的一半，500万英镑约等于0.5亿日元，可剩下的0.5亿日元可就把高桥给愁坏了，该找谁借呢？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伦敦旅游的全美犹太人协会会长、美国著名金融家雅各布.希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就表示愿意借钱给高桥，条件也很简单，剩余的这0.5亿日元的日本战时公债必须在纽约发行，高桥自然是满口答应，自己的任务也能顺利的完成。

希弗之所以愿意借钱给日本，其实也是为了帮犹太人“复仇”，因为就在日俄开战前的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一场反犹暴行中，有多达45个犹太人死亡，86人残废，500人轻伤，还有1500间房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而俄国当时有500万犹太人，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

不过，高桥还是低估了希弗想让日本战胜俄国，从而拯救那些在俄犹太人的决心，他不仅自己给日本筹款，而且还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纽约所有银行购买日本战时国债，一下就让高桥从美国和欧洲筹得2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时日本政府给他定下的筹款指标。

《日俄战争秘史》中有这样一句话：雅各布.希弗在日本进行一赌国之战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后来，美籍犹太人雅各布.希弗俨然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日本媒体也都是时不时的大篇幅报道此事，日本天皇更是设国宴款待，还给他颁发了一个“旭日章”。

而日俄战争中被日本俘获的俄军中，也有不少犹太人，这些人来到日本后都受到了优待，其中一些人日后也定居在了日本。

可能也正因为有这一档子“美谈”，日本国内自此有了一大批的“亲犹派”人士，他们对于犹太资本的青睐和无条件信任，在后面的一些大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河豚鱼计划”。

要说，我们这代人还是安宁的日子过的太久了，很少静下心去读一本纸质的书，其实，张铁江先生就写过一本书《中国东北犹太人研究》，里面就有介绍到这个计划。

今天重提这个，也不是说奢望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本书，但至少，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大家都应该记住，免得日后说起来，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未来哪天日本再次秘密实施这样一项“河豚鱼计划”时，我们还蒙在鼓里。

话不多说，希望以下这些内容能给大家介绍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的大概起因、过程和为何最后会夭折的。

前面谈到“日犹同祖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日俄战争，就因为那一笔“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筹款，所以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形成了一大批的“亲犹派”，那些军国主义者更是对于犹太资本的推崇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

尤其是后来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时，又受到此前沙俄出版的一本反犹著作《犹太贤士议定书》的影响，这本书可谓是“犹太人操控世界阴谋的集大成”，让日本人更加深信自己的这位“犹太兄弟”和恩人一直都在暗中操控着这个世界。

一直到二战时期，当德国人开始反犹后，日本人又开始设想着利用德国犹太人的资本和那些技术去开发中国的满洲，提出这个计划的带头人是一个由日本政府官员和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头领是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其他成员包括日本的“犹太专家”——海军大佐犬塚惟重和陆军大佐安江仙弘，还有日本实业家鲇川义介，以及其他的关东军军官，他们也被称为“满州系”。

坂垣征四郎

坂垣征四郎大家应该都知道，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就是他和石原莞尔等人一起积极策划的当年的“九一八事件”，导致东北同胞3000多万人饱受14年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鲇川义介，日本日产汽车和富士财阀的创始人，也是甲级战犯，但后来出狱了，直到1967年才因为急性肺炎去世。他的母亲是日本民治维新的功臣井上馨的侄女，姐夫是三菱总理事本村久寿弥太，其中一个妹夫是久原房之助，二级战犯之一，但战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一点贡献，还受到过教员的接见。

鲇川义介

鲇川义介的亲属还包括后来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等人。

扯远了啊！回到正题。

前面说到这个“河豚鱼计划”是这个政府官员和军官等小团队的主意，他们一直认为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会使得日本和美国犹太人的永久坚定支持。于是，1934年，鲇川义介就在日本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随后又建立了一个由考夫曼主持的远东犹太人理事会，承认了那些在东北的俄罗斯犹太人的地位，又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欢迎美国资本和犹太移民来开发中国东北。

到了1937年时，时任哈尔滨犹太人社区领袖与安江仙弘谈话后，就开始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时间持续数年。

1937年12月26日-28日，三天的时间，来自全世界1000多名犹太代表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届远东犹太社区代表大会，还发表了犹太人愿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声明。

这次会议选举考夫曼为远东犹太民族自治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中国各犹太社区联合会主席，而亚伦.摩西.吉谢列夫被选为远东犹太人社区的总拉比。

其实犹太人来东北可以追溯到1894年，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5000多，但因为白俄反俄势力的影响，包括抢劫绑票之类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日本势力的因素，导致一大批居住在东北的犹太人被迫迁往上海。

但为了吸引犹太资本，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和德国的犹太人资本，日本人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除了能加速中国东北的开发外，还能影响到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让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可以更快实现，因为这样做之后，东北就可以成为其南下北进的最坚实的战略基地。

但日本人先是加入三国轴心，打破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垄断格局，然后又高估了自己对那些美国犹太人的了解，事实上，以考夫曼为首的东北犹太人游说团去美国时，直接被美国犹太人社区领袖斯蒂芬.威斯怒斥为“卖国分子”，说他们“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情”。

然后，日本人还发现，真正逃到中国东北的那些犹太人并不如他们期望的那么“腰缠万贯”，甚至只是来避难，根本无法响应他们开发满洲的计划。

以至于后来他们还要限制那些犹太人的入境数量，甚至还要收取500美元的保证金。

正如当初向日本政府申请批准“河豚鱼计划”时，在一场会议上说的那样：犹太人如河豚，如果有好的“厨师”，河豚便是美味，否则可能就是毒药。

果不其然，以至于后来日本攻占上海租界，纳粹德国不断向日本施压，提出了一个彻底“清除”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日本军队还把上海的犹太人给赶到了虹口区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当然，他们在东北的那个“河豚鱼计划”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而最让日本人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在上海的犹太人在被限制在隔离区之前，虽然自己的生活都非常困难，但他们还是会想尽办法去接济那些被关在集中营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侨民。

———下一篇：《苏格兰传教士麦克劳德的“失落的十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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