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士秋夜斗灾星，

风寒露冷云飞腾。

试问深州城郊月，

于今记否昔日惊？

194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对我冀中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之后，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以前，冀中区第六军分区曾经办了两种油印小报，其中一种叫做《情报》，每天一期，全部内容都是刊登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五月反“扫荡”以后，由于敌人十分猖獗，经常“清剿”，我军转移频繁，居无定所，即使出版这样的小报，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又不能不出。因为冀中区各种报纸已经停刊，在根本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要了解国内外及解放区的新闻就全靠《情报》了。所以对全区党政军民来说，它就成了衣食一样重要的东西。

为了向大家提供新闻，特设了一个情报社。它的组织机构很简单，有电台一部，台长、报务员、译电员五、六人，刻印组一个，有誊写员三、四人；此外还有编辑、通讯员等，虽然如此，随队抄收、编辑、出版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得不把情报社暂时从前方转到后方，从公开转为秘密，所谓后方，就选择在深州县城。

1943年春，情报社又转移到深县城南一带。刻印组住在离城五里地的东安庄，其它人员都住在东安庄南边五里地的东阳台。电台设在村子东头的一户人家，我和译电员住在村西头的另一户人家。我们就在这里建立起堡垒户，开始了工作。

（一）

当过八路军的人，谁没有在夜间行过军，谁没有在征途中见过月亮呢？然而深州城郊的月亮却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它怎样缺缺圆圆，怎样初升下落，行云在它的身边如何游移，田野在它的银光下多么神奇……，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因为自从转到这里以后，作为社长兼编辑的我，必须经常于黄昏后独自往返于东阳台和东安庄之间。伴我而行的多是空中的月亮，不过那时并没有被它的光辉引起欣赏的雅兴，有时反因它的皎洁而略感不安。因为既然要密来密往，薄云遮月总比玉盘悬空更好一些吧!当安全与否已成为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时，关于堡垒户的工作做得怎样？地洞挖得是否安全适用？备用洞应选择在哪里？保密工作做得如何？工作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应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走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下，哪还有闲情赏月呢！

五月的一天夜里，当我踏着月色走进东安庄刻印组的堡垒户时，誊写员小高、小李、老康都见到了，唯独不见组长李亚彬。经了解才知道他找人挖洞去了。据大家反映，他选择的地方条件不好，可是当人们提出意见时，他却蛮横地说：“你们别管了，挖成后我自己搬过去。”因此，誊写员小高很气愤地说：“真是头号自由主义，太不像话了!”大家就这个问题又议论起来。李亚彬年约二十三、四岁，是六分区政治部的老誊写员，也是个有名的自由主义人物。到情报社是他多次要求的，他曾对人说：“在前方整天打仗行军受不了，到后方一呆，又安全又自在。”来了以后，为了活动方便，他留起了小分头，冬春戴礼帽，穿长袍；夏天戴草帽，着汗衫，嘴里不离烟卷，腰里总装着“良民证”。当有人说他像个商人时，他有点洋洋得意。如有人说他像个汉奸时，他照例要报复一句。这天夜里，大家正在议论他时，他突然回来了，还没等我问，他就先说道：

“现在敌情非常紧张，据说深县城里的敌人又要出来清剿，我们需要赶快再挖个洞，要不，这地方万一被破坏了，我们连个退身之地也没有，常说狡兔还有三窟哩，何况我们是八路军呢!”他说到这里，睁开大眼瞪了瞪小高、小李和老康，接着说：“可是他们几个就是不同意，说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挑毛病谁不会，好地方哪有！这年月谁愿意窝藏八路军啊！我看人家同意在家里挖就很不错了，还有什么可挑的!”

我说：“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是必要的，你选择的新地点与高村长研究过没有？”

李亚彬含糊其词说：“说过。”

“村长说什么!”

“也说过几天再研究。”

“那你怎么就开始在那里挖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但要尊重高村长的意见，还应由他来决定，我们是不了解情况的，不要麻痹大意啊！……” 李亚彬说：“已经快挖成了，难道还能停下来吗？”

誊写员小高参军时间虽不长，但斗争性却不弱，李亚彬的自由行动早把他气坏了，所以当李亚彬说到这里时，他冲口而出：“先填上也费不了多大事，村长不同意就算，村长同意了不会再挖开吗！”老康和小李表示赞成小高的意见，而李亚彬的火却一冒三丈，大声还击道：“看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这样辩论起来，越辩论越激烈，吵闹声快把房顶掀起来了，简直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虽然这样，谁也没有把谁说服。

过了几天，通讯员老于从东安庄送稿子回来说：“小高他们说，李亚彬把洞挖成后，一个人过去住了，大家气得不得了，问你怎么办？”

我听了这事也气得不得了，就对老于说：“你休息去吧，我明天晚上到那里去了再说。”

老于同志四十多岁，原是个贫农，三年前入了党，看问题又直又尖锐。他说：“我看李亚彬这人太不地道了，你明天到那里狠狠地批他一通就好了。”

老于同志的话是多么正确啊！可惜已经晚了。因为次日傍晚，我还没有动身时，小高同志突然来到了东阳台，见了我连喊几个“糟糕！”后说：“今天上午李亚彬被深县城里的敌人抓走了！”事情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据小高说：这天早晨，深州城里的敌人突然把东安庄包围起来。而李亚彬并未钻进他新挖的洞里，反而叼着香烟从他的“堡垒户”走出来，刚出大门就被两个伪军拦住。他立刻把护身符掏出来递过去，一个伪军把“良民证”抓过来一看说：“啊！你就是李亚彬啊!走！”

我听了这话，不得不暗自谴责：在这种环境中，对同志错误的宽容就等于对党不负责任。李亚彬的错误已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为什么那天没有进行严肃批评，坚决制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在作祟呢？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霎时间，一大堆问题一起涌到心头：李亚彬的问题说明了什么？东安庄的人民，特别是高村长必然要受到连累。这该怎么办呢？那里的老堡垒户显然不能再住，该转移到哪里去呢？越想越烦恼，只好问小高：

“为了大家的安全，你们是不是立即往南边转一转？”

小高说：“我们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可是高村长说：‘不用了，我又给你们琢磨了个好地方，比保险柜还强哩，不要慌，听我的。’”我问：“是什么地方？”小高说：“我来时老康正跟他研究哩，还没有定下来。”

听小高这么一说，我的心情松宽了许多。为了尽快做好转移的准备，我立刻同小高、老于往东安庄走去。一弯初升的新月被连绵的浓云遮盖着，不时地从云缝中窥视着三个心烦意乱、急速向北行进的人。

来源：英烈选——衡水地区抗日斗争故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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