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前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基于伦理本位或血缘关系本位的宗法社会，其社会形态表现为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家国同构，立法并举，而每个个体在这个纷繁的网络中，即受其控制，又对其予以保护。
但是从清代开始，由于人口持续和快速增长，历次战争后大量被裁撤兵勇的无法安置，以及接连不断的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了清代社会中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形成。
这些脱离了宗法社会管控的个体，在为了获得生活资源的情况下，逐渐疏远和脱离了原有宗法社会结构，变成了没有固定户籍和住所的社会群体。他们包括了破产农民、矿工、城乡雇佣劳动者、失业的纤夫水手、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散兵游勇及江湖郎中、测字算命者等。
为了获取生活资源，他们不得不长期在社会上漂泊和游动，因而在地域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互帮互助，应对生存危机，使他们需要寻找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他们往往通过中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方式，结社拜会，组成小团体，为彼此提供生活上的相互帮助和照应。
这应该就是陕西刀客、巴蜀啯噜形成最主要的原因。
陕西刀客一、起源与发展
刀客，是清代陕西地方社会所形成的一个游民群体，这些颇有侠义精神，并不受官府法令约束的人经常身带一种所谓的“关山刀子”四处闲逛，这种刀子是临潼县的关山镇所制造的，长约三尺，宽不到二寸，形制特别，刀锋极其锋利，既用来作为自卫武器，也用来作为报仇搏斗，在那时的社会上，人们就把这些人称作刀客。
道、 咸、 同三代, 刀客虽然流窜范围比较广泛, 但主要源于陕东及三省交界地带, 大的团伙分布于关中平原地区, 民间常以集聚地称呼这股势力, 故又被称为关中刀客、 陕东刀客、 东府刀客、 同州刀客、 渭北刀客、 夹滩刀客。
这些刀客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及防御冤家对头的袭击，一般都爱好拳术功夫，经常舞枪弄棒，因此体质健壮，臂力过人。他们开始只是三三两两，携带着关山大刀，贩卖运送私盐、私茶或者是给个别的商家做保镖。
当时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盐和茶只能在一定是地区内贩卖和销售，并且收取极重的税款。山西省的盐是以关中各县为起点；蒙古、西藏人喝的茶大多数都是湖南产的茶叶，运到陕西制成成品茶叶后再分销各处。做的这两项生意，不仅要缴纳很多的税款，更要经受沿途各地税务局的额外勒索和为难，引出商人们也很乐意雇佣他们为保镖。
这种保运在彼此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逐渐扩大起来。跟着保运数量的增大，作为保运人的刀客也就同时增多，携带着关山刀子结成一大帮派，遇到税收人员就拦阻检查，便威胁着要强行通过。
税收人员惧怕于刀客们的人多势大，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贩运，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半公开的走私。但是由于这些走私的影响，陕西的税收减少了许多，然后陕西官吏们就坐不住了，于是采取了一些对付刀客的镇压办法，运用追捕和围剿等及其残酷的办法迫害他们。
因为刀客立根是在基层社会，官府捉拿的时候则四散为民，不仅与匪甚难区分，与民也混杂处之，令地方官束手无策，难以一次性肃清。
到了清朝末年，大概是光绪、宣统年间，随着民间由来已久自发的交流，在川陕、晋陕、豫陕、陕甘、鄂陕之间进行渗透和整合，刀客会以关中为核心地带向外辐射, 底层成员及组织根株蔓延，基层名目变幻不定，而且所谓刀客已经不单单地携带“关山刀子”，中间开始夹杂着少数的长短枪支，但是当时人们还是沿用旧名，称他们为刀客。
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陕西农民和全国所有农民的一样，在传统经济纷纷破产之下，农民的经济日益趋近于破产；小城市小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机制产品倾销下，他们逐渐走向失业。
这些人和一些受到地主、恶霸的压迫陷害；在维护自己地主利益的封建政府得不到公正处理，含冤莫伸，走投无路，愤起而杀之，为了避免追捕、报复的人们，共同结合起来，这就是后期刀客发展起来的主要方面。
三秦子弟都很有古时的侠义精神，打抱不平、拔刀相助，在他们自己中流行着所谓的拿命帮的侠义精神，即使被他们认为受冤屈的一方，挺身替他报复，虽然牺牲了性命，也毫不后悔。他们也不要什么钱财，事情完成了之后只需要一桌饭菜就行了。
因此，清政府的逮捕和围剿的刀客，在百姓面前却是受拥戴的，因此刀客颇有群众基础，某种程度上参与地方治理，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拥护。
二、组织形势
虽然说刀客是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纪律，会众之间没有严密的禁规, 凡意气相投、 品行相近、 彼此熟悉者, 皆可称兄道弟， 草根特征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存在诸如红钱、黑钱等名目，有首领，一般称为XX哥，刀首或者一些地方特色的绰号，比如大荔县李牛儿（满盈），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四煽狼）、杨鹤龄（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飞）、柳红（红老九），宫里石象坤（仄楞子）、严锡龙（野狸子）。
组织则围绕这个首领，不时进行一些集体活动，虽然他们没有诸如天地会提出的如“反清复明”的政治目标，但是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清朝政府对立的。
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不细分等级，平素围绕着他活动。他们自称“孝义家”“凭信家”等，形成“一摊”，结伴营生。《光绪朝东华录》中有记载，称他们“宰鸡滴血, 传授口诀, 绰号排行, 与会匪无二”。
刀客结社之后, 时常借助庙会、 集会和街市从事一些商业活动。 渭北名邑关山镇就是刀客的聚居地之一, 他们经营茶叶、 煤油、 食盐、 卷烟、 绸缎、 扫帚、 煤炭等货物。后来也被山陕商人雇为保镖, 以避免贸易沿途各地税局的额外勒索和非难。
但是他们之间，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也会发生争斗，这就是刀客口中所谓的“栓对头”或者“打对头”。
从结社初衷讲，刀客成员们崇尚侠义，采取“开山立堂、叩拜宣誓、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会众，在组织结构上还是传统封建大家长制下的映射，同时他们虚构会党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尚义气，忘生轻死，成股行动时号称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 有一定道德预设和信义要求。
三、组织变迁及结局
刀客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是地方社会重要的武装力量，其在晚清地方民变风潮和辛亥革命中相当活跃。 刀客势力兴盛之后, 地方名流士绅在拉拢 “刀首” 的同时, 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作为潜在的革命力量, 至辛亥前, 有刀客势力参与的地方权力格局初步形成。
我们看到在晚清民变风潮中, 在参与群体方面具有聚合性, 往往一股勃兴, 随者影从, 与地方灾荒或抗捐、 抗税、 交农等运动相伴而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但是我们上面说过，刀客最初的入会初衷，主要是为生活所迫，缺少政治需求。但是在清朝末年，随着革命思想风起云涌，在一些进步团体的引领之下，刀客开始发挥起了特殊的作用。
因为其良好的民众基础。很多刀客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像陕西著名刀客王一山、高峻、王绪朝、党玉琨、党海楼、白喜、马豁、崔式卿、杨衰、王兴奎、曹育生、李兆祥、胡彦海就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
李虎臣
随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政权初稳，作为变动时代的刀首及刀客成员成为过渡时期游离的群体性象征。除个别刀客首领及其追随者，大部分刀客都通过战争形式，逐渐转化成新军或地方军阀及其爪牙。曾任陕西督办的李虎臣，其绰号“径儿老四”，便曾是刀客一员。
未能被“正式组织”吸纳者，一部分转化为散兵游勇，唯利是图，武断乡曲，服务于地方社会各色势力；
另一部分刀客上山入伙，落草为寇，其中不乏流氓地痞，抽大烟，抢劫掠货，欺压无辜，威胁治安，蚕食疮痍的地方社会，撕裂基层秩序，危害大于零星散匪，成为陕西匪患的一部分。
四川啯噜一、起源与发展
啯噜，早期川人多称作 “啯噜子”， 《清实录》 中最早出现啯噜的记载是在乾隆四年，是清代四川等地的一种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游民结社，也是晚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的前身。
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清代巴蜀人口膨胀与社会分化的特殊环境下，未趋整合的移民社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长江上游的四川历遭兵灾，连年的战争，使四川社会一直处于混乱与动荡之中。长期的战乱导致四川人口耗损十分惊人。
《湖广填四川》（刘遂海作）
鉴于土地荒芜、丁口奇少，清初，清政府鼓励在川境垦荒以及大规模地向四川移民，这就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外省移民大量涌入四川，对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许多榛莽荒地得到开发，生产得以恢复，而且，一些农作物品种和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同时传入四川。
但好景不长。由于移民无限制的流入，四川米价便宜、“易于就食”的升平景象很快被打破。乾嘉以后已 “无荒可垦”; 乾隆末期彭县 “山坡水涯，耕垦无余”。
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及如此多的人口，自然是由移民大量流入所造成。然而，在四川这个新的移垦区域中，社会整合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不相适应，社会控制机制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对大量的移民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在清初四川这一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无荒可垦”“无田可耕”的游民。游民中的 “棍徒”、 “侠客”“游手无赖之徒”与本地势力相互勾串融合，产生了一种异姓结拜的松散组织———啯噜。
但是啯噜只能算作哥老会的前身，不管是民间还是清朝官方档案中，啯噜和哥老会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啯噜，在官方文件中记录为“啯匪”，对哥老会则称为“会匪”。
《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曾有记录，报告称他们是 “棍徒”, 来自云南、 贵州、 陕西、 湖北等省, “少则三五成群, 多则数十余众, 率皆年力精壮, 亡命无赖”, 从事抢夺、 奸淫、 赌博、 酗酒等活动， “小民被其害者, 皆忍气吞声, 莫敢与较”。
其中还提到啯噜子 “均系不法流民”, 如果他们 “聚而不散”， 就会成为 “地方隐忧”。 所以令各所属境内, “严行查察, 驱逐出境, 不许容留, 致成党羽”。 如果遇到有 “生事扰民者”, 则 “加倍重处”, 使他们 “势孤而不敢逞凶”。
乾隆十八年，四川巡抚纪山也上奏朝廷，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 江西、 陕西、 广东等省外来 “无业之人, 学习拳棒, 并能符水架刑”。 他们还 “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 身佩凶刀, 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 奸淫劫掠, 无所不为”。 他们喜欢聚集在州县交界处所, “出没各有记认, 羽党日多”。
甚至胆敢与官府对抗， 如果 “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拿, 必致遭其惨毒, 为害实甚”。 官府到处张贴告示， 答应可以 “自首减罪”, 以达到解散其党羽的目的。 那些自首的人, 都必须把 “同类姓名” 写出来，除了 “记档存案” 外, 还方便以后 “相机查拿究处”。
纪山说, “此等啯噜, 凶恶异常”, 所以对首领必须严惩, 一旦 “拿获到案, 即照光棍例治罪, 或枷杖立毙, 以其罪名揭示乡镇集场”。 而其他胁从之人, 则 “照律饬审”。
二、从啯噜到哥老会
虽然说不少啯噜曾参加了嘉庆年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但是这次起义并没有对啯噜的组织变化产生什么深刻影响。到了道光年间，啯噜则明显出现了组织形式的变化，那就是开立山堂字号，发展会员利用“牌符”，分天下为五旗制，这些都是一个明显的哥老会组织特征。
但是应该指出，哥老会肯定不是啯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者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啯噜为胚胎，吸收、融合了天地会、地方宗教派别的某些特点，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层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游民组织。
他作为一个盗匪、游侠、流氓无产者的游民团伙组织，以长江中上游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逐渐缓慢而充足的发展。而且相对于会党对广东的渗透所造成的混乱和无组织性，哥老会在长江中游的发展显得更加成熟，发展也更为顺利。在四川多中心或者无中心的基层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单纯的暴力团伙的势力。
所以我们看到，在清后期，越来越多的士绅阶层、商人、知识分子、中下级军官等开始进入这个组织，以至于哥老会就是后来被称为袍哥的这个庞大组织，开始控制四川基层社会，甚至需要分出数个“堂”来容纳各个阶层的人员。
而随着云南李、蓝起事并入川，四川哥老会积极响应，成为李蓝起事的重要力量，虽然李蓝起事以失败告终，但是其背后的势力——哥老会，却因此而强势崛起。
袍哥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道光二十一年的四川按察使李星沅的日记中开始出现，称啯匪为大患，红上、帽顶、咆（袍）哥、老幺，以类相从，争为雄长。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啯噜中开始逐渐这些大量的秘密组织，互相“争为雄长”。
到清末，哥老会已经属于不再避人耳目，半公开的进行活动的这样一个组织，从此开始，哥老会开始脱离了游民社会，不再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江湖组织，而更像是协助士绅管理地方社会的机构。
哥老会因为一贯有其政治主张，因此作为已经由游民组织转变为秘密会党的哥老会，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鉴于其在西南的实力和影响，对其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联络和发动工作，吸收袍哥加入革命组织，袍哥也是几乎“无役不从”，功不可没，顺利实现了西南光复。
到了民国时期，哥老会的势力更是在西南地区影响巨大，作为西南地区社会举足轻重的民间势力，影响到巴蜀民众生活的多个方面。
总结
清代社会是一个秘密会党遍地滋长的社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清代秘密社会的名目有215种。如果加上地方志和其它文书所记载的名目，估计不会少于300-400种。
其地域分布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涉及案件之大，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究其原因，与清代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陕西刀客还是巴蜀啯噜，基本上的人员构成大多来源于脱离了宗法社会管控的游民组织。
而其广泛的游动，更是造成了组织的逐渐扩大和传播，加之构成会党成员的游民客观上缺乏正常的谋生手段，他们没有财产的牵累和宗法社会结构的束缚，这种类似于宗法观念和侠义精神为纽带的组织，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与依靠。
在一定的历史场合，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该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中去探寻其社会缘由，从其所倡导的侠义、互助精神中去找寻清代基层社会失控后所缺如的传统准则。
而不管是刀客还是啯鲁，作为清代游民社会的一个倾向于非传统的带有暴力性质的结社方式，在其形成变迁的历史追究过程中，也为研究在人口快速流动下的地方管理不足时，能够找寻新的管控手段等方面作为参考。
参考文献：
李仲三、宫子鹏等：关中刀客
杨怡鲁：刀客之称谓
王旭：阎闾之痼——陕西刀客的组织...问题(1830～1928)
李约祉、王绍猷：富平刀客的归宿
吴善中：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
王笛：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
潮龙起：试析清代的游民与会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