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提到一个事，说的是商汤灭夏后，夏王室的去向。其实，这是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论问题，有必要给大家更详细地说一说。
根据传世文献，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联合豫东鲁西的东夷部落，一路向西击溃夏桀大军，推翻了夏朝几百年统治。对于这样一个故事脉络，自古以来无人质疑。问题是，当时的夏桀到底在哪里，鸣条又在哪里？
随着二里头遗址被推定为夏代晚期都城，考古学界顺理成章的看法是，夏桀驻在二里头都城。但是，这种看法面临两种质疑。一种质疑是，二里头只是被推断为夏都，目前尚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确定二里头一定是夏都，或者一定是夏朝的主都。
另一种质疑是，如果夏桀驻扎在二里头都城，那么鸣条必定在二里头附近，但是这与文献所传的鸣条在晋南相冲突。夏桀和商汤联军不可能撇开二里头都城，跑到北方的晋南去决战。
陈民镇根据清华大学所藏竹简，设想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夏桀所驻扎的都城，不是河南二里头，而是在晋南的夏人古都；商汤起兵的地方，也不是豫东的商丘，而是豫北的安阳。商汤联军与陕西合阳有莘氏部落结盟，向西渡过黄河偷袭了夏桀都城。所以，清华竹简说商汤“自西翦西邑”。
从历史大背景来看，陈民镇的设想有一定道理。自先秦以来，晋南地区确实被视为夏墟所在。《左传》和《史记》曾分别提到过两处夏墟，一处是从侯马翼城到霍州霍山之间的唐地，另一处是运城平陆的虞地。同时，很多人认为早已崩溃的陶寺方国，也属于夏文化系统。
如果是这样，那晋南基本就是夏人天下。夏朝将都城设在晋南，或者在晋南和豫西分别设置一座都城，夏桀驻在晋南而非豫西，并非不可能。
但是，这个设想面临更大的解释困境，那就是全完没有考古学支持。迄今为止，晋南没有出土任何类似或规模超过二里头遗址的城邑。夏桀不可能放着二里头庞大的城邑不用，偏偏将都城设在相对简陋的晋南？
再者，如果夏桀与商汤在晋南决一死战，那么夏桀失败后应该向北跑，而不是再向东南方向逃窜。如果说夏桀不是逃跑，而是被商汤流放，那商汤更不会将他流放到东南，因为那里是夏人第二故乡。
结合考古来看，夏桀驻在二里头宫城的可能性最大。鸣条应该是二里头以东不远的一个开阔战场。夏桀在那里摆开阵势，试图阻击商汤东夷联军。只是不曾想，队伍士气不振，被商汤东夷联军颠覆掉了。
兵败以后的夏桀，有两条最佳逃亡路线。一条是北撤晋南，甚至奔向黄土高原；另一条是向东南寻找同宗同族。按理说，前者更为便捷安全。但是运筹帷幄的商汤，肯定会预见到夏桀后路，提前布置了阻击力量。
夏桀没有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向东南飞奔。其实，奔向东南也不错，因为夏朝从大禹开始，似乎就与东南方向存在密切关系。
《左传·哀公七年》曾提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意味着夏朝差不多是从涂山起步的。同时，《尚书·皋陶谟》和《楚辞·天问》还称，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生下了启。
这样看来，涂山对于夏王室太重要了。那里既是夏朝起步的地方，也是夏王室最重要的姻亲所在，简直就是夏人福地。
既然如此，涂山在哪里呢？古往今来，差不多共计有五种说法，分别是浙江绍兴、安徽怀远、安徽当涂、重庆江北和河南嵩县。近年来的考古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安徽怀远禹会村一说。
禹会村现在是安徽中部涂山南麓的一个村庄，但是4000多年前，那里是龙山文化时代淮河流域最大的城邑。城邑中拥有精心设计的T形祭坛、不同类型的祭祀坑，以及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大禹涂山之会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安徽怀远的这个禹会村。
如果禹会村真是当年涂山之会的举办地，那么就意味着夏王室与安徽中部人群存在联姻关系。从禹会村向南走200公里，就是传说的夏桀逃亡和去世之地巢邑，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样看来，夏桀兵败后没有向南或者西南逃亡，而是选择了东南方向，还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其实，夏王朝与东南方向的密切联系，还不止此。先秦以来，还有另外一个流传更广的传说，即古越国乃大禹后裔。
《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历史典籍，都坚定不移地声称越为禹后。具体地说，大禹曾经东巡狩猎至浙江会稽，并且死在了那里，他的后裔始终为其守灵，此即大禹陵。还有传说称，少康复国后将一个儿子无余封到越地，奉守大禹之祀。因此，古越人主体乃是大禹之后。
如果越为禹后是真实的，那么夏王室与越地的血缘关系，甚至比与安徽涂山更为密切。越地有夏王室真正的同宗，夏桀没有在安徽涂山停留，而是越过涂山继续向南，最终死在巢湖附近，莫非是试图到越地寻找栖息之地？
目前的学界研究不太支持“越为大禹后”说。刘皓芳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指出，夏人母系线粒体与山西、河南、山东人群关系最为接近，与南方人群基因关系较远，意味着古越人不太可能是大禹后裔。考古学研究则显示，代表古越人遗存的马桥文化，与河南二里头文化面貌不同，不是同一体系。
学术研究受客观条件限制，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并不等于真相。夏王室与安徽涂山和浙江会稽人群的关系，仍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但是，古今文献一致认为，夏桀确实带领部分宗室逃到了安徽巢湖附近，这是可以确定的。
二里头王宫陷落后，能够跟着夏桀逃走的只能是少数，大多数估计成了商汤联军俘虏，等待商汤发落。从考古挖掘来看，商汤攻克夏都后，似乎没有打开杀戒。相反，他将夏人姒姓的一个王室宗支，分封到豫东的杞地，继续祭祀夏人香火。
商人是一个特别相信鬼魂的族群。他们认为个人死后，会转化为带有神力的鬼魂。至少他们眼中的君王，会升入天庭侍奉天帝，甚至能够直接施法，决定人间祸福。据此，夏朝虽然被推翻，但是他们先公先王的鬼魂，不会因为政权推翻而失去神力。
商王可能觉得，如果夏人先王亡魂失去血食，会脾气暴躁，惩罚商人。因此，商王安排了夏人子嗣继续祭祀，安抚他们的先祖亡魂。不仅如此，甲骨文显示，商王室自己也会定期祭祀，略表敬意。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没有提到夏朝或夏人，但是他们会定期祭祀“西邑”。李学勤、蔡哲茂等人认为，商人在卜辞中所称的“西邑”，就是被他们推翻的夏。他们称他们的前一朝代为西邑，而不是我们惯用的夏。大概，夏都在他们的西方，所以被称为西邑。到了西周，才出现“西邑夏”的说法。
蔡哲茂还强调，商人所说的西邑，最初可能是指夏都或者夏朝，但是几百年后夏都不复存在，西邑就慢慢被抽象为夏朝历代王室亡灵，进而又被神化为能降祸福的西方神灵了。蔡运章更进一步，他说商人后期所说的西邑，不是泛化的西方神灵，而是被夏人奉为始祖神的大禹。
不管怎样，学界公认商汤灭掉夏桀以后，仍然在豫东杞地保留了其祖先祭祀，并试图通过亲自祭祀，安抚夏人先祖受伤的心灵，避免其在上帝面前进献谗言、惩罚商人。
不过，夏王朝毕竟是被自己灭掉的，商王室对于杞地的夏国宗室始终不放心。司马迁记载说，“杞在商时，或封或绝”，意思是说商王室屡次分封夏宗室于杞国，又屡次废掉他们的封国。到周人代商时，杞地夏国可能已经不存在，所以周人又找了一个东楼公，去杞地重祀夏人先祖。
无论逃往东南的，还是被封于杞地的，夏王室成员注定晚景凄凉，抱恨而终。相对来说晋南的宗室成员，可能活得更舒展些。
自古以来，文献和传说都将晋南视为夏墟。运城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后，更是有人将其视为传说的夏都安邑。他们说安邑才是夏朝正统，二里头只是一个副都，夏桀主要驻扎在安邑，而不是二里头。
从考古来看，晋南没有出土超过或者类似二里头的夏文化宫殿，不具备夏朝主都的客观条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夏王室与晋南关系确实密切，东下冯遗址属于夏文化系统，即使不是夏朝都城，也是夏朝在西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
进而论之，二里头政权存在时，夏王室必定安排了王室成员驻扎晋南，作为北方边境的屏障。晋南既是夏朝故地和出入西北的门户，又是拥有铜矿和池盐等资源的战略要地，必须配备可靠之人予以守护。
当二里头都城沦陷时，夏桀带领亲信南逃巢邑，剩余王室成员投降商汤后获封杞地，晋南的王室成员应该获得了逃脱时机。毕竟，商汤联军占领二里头，再北上晋南，需要一段时间。晋南夏王室成员拥有充足的时间谋划逃亡。
考古挖掘显示，二里头夏都陷落后，商人文化很快在晋南、关中东部覆盖了夏文化。这意味着，商汤大军随后追击到晋南、关中东部，取代了夏人王室势力。
晋南夏王室能向哪里逃呢？顺着汾河溯源而上，逃往山西中部或者北部，自然是最合理的选择。那里距离商汤大军遥远，两边又有山麓可以藏身，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而又便捷的栖息之地。
我们不知道晋南夏王室成员逃到了哪里，但是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可以供我们进行合理推断。
甲骨卜辞显示，商朝西北地区存在几个强大敌对方国，其中之一是土方。土方不时侵犯商人边境，搞得商王室不胜其烦。到了武丁时期，商人曾派遣重兵远征土方，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夫人妇好，御驾亲征。
胡厚宣等学者认为，这个西北地区的殷商强敌土方，就是夏王室流亡成员建立的方国。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土方即夏方。
这个土方在哪里呢？考古学家在晋中陕东黄河两岸，发现了一片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命名为李家崖文化。李家崖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明显，与殷商文化明显不同。两者应该是敌对性质。
邹衡、戴应新等人认为，黄河东岸以石楼为中心的李家崖文化，应该是土方遗存；黄河西岸以绥德为中心的李家崖文化，应该是鬼方遗存。李伯谦认为甲骨文不见鬼方与土方密切联系，所以推测土方在太行山东麓北段。不过，殷商北方边境抵达拒马河，土方不可能分布在殷商北方。
总起来看，考古学界还是倾向于认为，黄河东岸山西石楼等地的李家崖文化，就是土方所在地。如果此说为真，那么就意味着商汤灭夏后，晋南夏王室成员顺着汾水北上，进入到了石楼地区。经过一二百年积累，融入黄河西岸族群，酝酿出了李家崖文化。他们这支人群，成为殷商在西北最强大的挑战者。
不过武丁以后，土方似乎衰落了下去，在甲骨卜辞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胡厚宣依据甲骨文推测，武丁征讨西北后，在夏墟之一的唐地设置了军事堡垒，用于监视土方，所以土方无法再威胁殷商边境。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土方自己衰落了。
土方是坚持到最后的夏人王室。夏桀早就死去，跟随他的部下融入茫茫人海；留在商王眼皮子底下的夏朝遗老遗少，只能看商王脸色行事，后期干脆被废掉了封地。武丁以后土方的沉默，意味着夏人势力完全消失在了东亚政治舞台上。
至于西周克商以后，重新获封杞地的夏朝后裔东楼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象征罢了。周人高兴，就赏他们一口饭吃；周人不高兴，就让他们跪地求饶。西周东周数百年，除了“杞人忧天”的寓言故事，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杞国的什么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