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行帮，源自于旧时城镇手工业和商人的同业组织——行会。但自清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雇工队伍的扩大，特别是当初束缚工匠的封建匠籍制度的废除，不包括业主在内的雇工的行帮开始出现。
为什么要脱离业主而单独成立行帮呢，其实原因有三，第一是为了反抗雇主的剥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第二是防止来自外来同行的竞争，第三是为行帮会员谋取福利。
自贡盐工旧照
自贡地区的盐业肇始，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章帝时期，并在清咸、同年间，自流井、贡井地区盐业生产因川盐济楚到达鼎盛时期。但是早在嘉庆年间，盐工们为了便于互相帮助, 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按照行业和工种，就先后组织起了各种行帮组织，比如烧盐工人的“炎帝宫”， 挑盐工人的“华祝会”， 锉井工人的“四圣会”等等 。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自贡成立最早的，由烧盐工人组成的行帮——炎帝宫。
壹
自贡盐厂旧照
自流井的盐业，经过康、雍、乾几代的恢复，到嘉庆年间，已转向繁荣，井灶经营、渐由过去的一家一户转向工场手工业，烧盐工人也多数来自江津、南川等地。他们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解决困难，相约成了一个组织来筹集基金。
当积了百把吊钱以后，他们就在半边街同发井前的太平缸侧修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兴起了土地会。
那时盐场工人在休息时间，就在此地聚会玩耍。参加土地会，须缴纳三斤菜油的底金。后来随着入会的工人与日俱增，积存的钱也一天一天地多了，大家就开始嫌这座土地庙太小了，应该把堂子扯得大一点。又因为井盐都是用卤水烧出来的，于是烧盐工人则将火作为自己的行业崇拜，所以又有人建议把土地会改名为火神会。
但是当时工人都是些大老粗，不懂管理，所以也没有搞不起来。
清人所绘炎帝
这时有一个本地秀才叫邓可玉，平时就能和工人打得堆，没有架子，最先他帮忙给工人写字，后来熟悉了就帮忙出点主意。他认为火神没有出处，应该改供炎帝，炎帝是神农皇帝，炎就是大火，全会工人都赞成。炎帝宫之名，就从此而来，而炎帝也在自流井摇身一变成了烧盐工人的祖师爷。
邓可玉为工人欢迎入会后，提议以会上积存的钱买田土一股作为义田，可年收租谷三十多石。
后来又买河对面陈大婆的地基和三间土筑瓦房。因为是修庙子,陈大婆表示愿意，以一百二十吊钱的低价卖出，工人们就在这里修建炎帝宫。
修建炎帝宫时，行帮已有会员一千多人，但经常有工做的只有几百人。没有工作的和有工作当闲班的会员，就来尽义务搬运石头、石灰和泥土。因此花费不大，整个创建及培修工程才花一万多吊钱。
接着炎帝宫在邓可玉的帮助下，订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庙上设总首（大总管）六人，任期三年。勷首（副总管）十人，任期一年。总首分为三班，每班二人，一班管经济，一班管对外、打官司，三班看管庙子。
勷首分为五担，一担支客、外交，二担帮帐(管帐是外请的)，三担买办，四担管厨，五担杂务。都是义务职，就是为庙上办事，请短班子的钱也是自己出，所以没有什么开支。
当过勷首的可以当总首；当过总首的，只当一次，不能再当。更换首事，要由原任提出，经大家赞成才行。当选后，原任就是保人；有亏挪舞弊情事，要照数赔偿。
会上还规定了会员在灶主家灶上烧盐的劳动定额，比如烧火圈多少人，上手（师父）下手（徒弟）怎么安排，作息时间怎么安排，巴盐、碳花盐又是多少人，作息时间怎么安排，都有一定的定制。
未入会的人不准当上手烧盐。新上工的不准与解雇的见面。不准有偷盗行为，有即开除出会，包庇者同罪。不准赌钱、吸大烟、酗酒、打架、吵骂。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看情节轻重，最重的是开除，开除之后，不准更名入会。其次是处罚演戏若干本(即若干天)的戏钱；或者一定的神灯以及灯油钱。当然也有对抗不缴款的人，那就得来点硬的，曾经有人拒不缴款，被用绳索捆起，拴在戏楼下柱头上，不缴清不放人。
如果是会员之间的纠纷要请会上解决，须先交两桌酒席的钱作为“押席金”。由原告先交，酒席由首事、证人、原被告同吃。会上接受原告的请求后，就用红纸请帖请原被告和证人上庙。叫做“打传帖”。
谈判时，先敬神，然后由首事往天楼上提出跟这事有关的会规木牌，当众宣读后，才开始谈话。原告坐左边，先谈话；被告坐右边，后说话。都不准跷脚、举手、高声、咳嗽、吐痰，如犯了每次就罚点神灯的菜油四十斤。证人乱说、犯规，同样受罚。
当时的富顺县知县陈锡鬯，有一回素衣小帽来庙私查暗访，看见工人打传帖，说这个规矩很好。
烧盐工人的登记入会，每次须由会上首事大家议定，叫做“开簿”。一次只挂十六天，编为十六个字，每天一个字。开始时，每人须交会金二吊八百文。后改为四吊八百文，六吊八百文，八吊八百文，在民国年间也是八吊八百文，再没涨价。
新入会的会员要有一个会员当保人，并将入会人的生庚年月写在簿子上。除了严禁已经开除的人，更名混入外，任何人都可挂名登记入会。后来新会员太多了，会影响老会员的工作机会，所以后来改为了每次“开簿”只限十六天。
“开簿”的期间，是几年或十来年一次，要看实际情况，如老工人死的多了，工作的机会增加了，或者外面要求入会的人太多了，就办一次“开簿”。没有挂名入会的人，可以当下手，但每年交庙上的香钱要多一倍。
烧盐工人每年要交两次香钱。最先下手（徒弟）比上手（师父）要多交近一倍，到了民国年间改为交相同的香钱。
这些条规分条刻在木牌上，存放在炎帝宫的天楼上面，有事才取下来。制度则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戏台底下。
贰
刚才上面提到，行帮就是为了帮众争取利益的，所以经常会出现打官司的情况。其中有几场比较大的官司，在此可以说一下。
第一场官司是就是同盐号中的八大号打的。成立炎帝宫的时候，灶主多半是陕西人，共有八大家盐号，名曰“八大号”。设在陕西庙附近的八店街上。
八大号本来一直不愿盐工抱团有组织，更不愿盐工在工作时间、工钱、伙食上都议有一定的规矩。比如烧花盐的时候，灶主当然觉得是越多越好，但是炎帝宫规定，每人最多烧花盐五口。
而工资上面，炎帝宫主张每口盐工资要一两银子，要有休息时间，对每人每月的伙食也有标准，主张一斗五升食米、菜油一斤，而不是灶主单纯的承诺说吃饱，不定米量、油量。会上还主张每人每天小菜钱四文，八大号只出三文，商量多次都说不拢。八大号就认为这些所谓的条件是大逆不道，于是禀官究办。炎帝宫不甘示弱，推举邓可玉负责跟他们大打官司，费用由大家凑钱。
这时邓可玉的老伴已死，家中只有一个女儿，住在菜子桥佃农家中，邓可玉搬到庙上来，只吃饭，用点很少的洗浆零用钱，女儿的伙食由庙上供给。官司打了几年，拖延不决，后来打上了省城。
邓可玉将去成都时，跟庙上的首人说:“我如果拖死了，我的女儿由庙上供到十六岁，办一铺一盖，‘打发’(出嫁)了就是”。到省上问了几堂，最后一堂问了就“封印”(清朝的制度，官把印封了，不再理事，正月间才又“开印”)，八大号用钱行贿，这堂问来把邓可玉关起了。
原告很得意赶回自流井过年。邓可玉知道事情不妙，也出钱买通，另以一人来冒名顶替入狱。自己白天坐轿子，夜晚跑路，赶回庙子，才在烧“子时香”。稍微睡一下，吃点东西，大初一早晨亲自提起“手信”(糖果烟茶之类的礼品)去与对方拜年。
对方大吃一惊，初一天不说什么，一样摆茶摆酒招待。这时，八大号的人也觉得炎帝宫什么有人，是不好惹的，乘机下台，面子上说邓可玉讲礼信、有人情，官司不再打了，照会上提出的工作时间、工钱、伙食标准等，作为双方同意的规定。
这场官司没有打输，和解下来，邓可玉的女儿出嫁时，庙上还是给她办了一铺一盖。
自贡贵州庙
第二场大官司是打死陈莽三事件。发生在1860年，李蓝起义的队伍来过自流井以后。当李部尚未来以前，庙上借过贵州庙一千吊钱，出有借票。还钱时，贵州庙首人说：“兵慌马乱时，借票搞落了”。
后来有人在灰堆上拾得，送来炎帝宫上，要十吊钱的谢礼。庙上首人说钱我是还了的，还有“过户”，坚决不肯出谢礼。于是拣到借据的那人，就把它交给贵州庙。贵州庙的首人见财起意，硬向庙上凭票要钱，炎帝宫自然不依，于是两边打成了官司。
炎帝宫首人以曾经当过总首的陈莽三能言会说，叫他去富顺县城上堂候审，受审后坐轿回井。陈莽三要会上给轿钱，首人以不合规矩，不出。陈莽三大发莽气，要去下菩萨的灯笼，又搭起楼梯要上房子下瓦来卖钱，首人挡住不准，这才暂时作罢。
以后陈莽三见人就说贵州庙那边有理，要炎帝宫出冤枉钱。首人无法，才打传单召集“花户”(全体工人)开会，看如何办，众人大怒，登时把陈莽三找来，他还是蛮横无理，总首问众人该怎么办？
众人一齐喊:“把他打死！”蜂涌向前，拳打脚踢，一边往外拖，一边拿起板凳在后面打，拖出庙门，甩在河里淹死了。众人推举四个人来顶案，其中有一个姓周，绰号肥头。他们在神前吃了血酒后，拍着胸膛说:“决不拉稀”(意思是硬背到底，不承认打死人)，并且立下规矩：每人每月由庙上付给四吊钱养家，儿子养到十八岁为止；女儿养至十六岁，办一铺一盖“打发”；受了刑由庙上出钱医。
四人上堂成了红衣犯(清制，杀人犯披红衣)，解省三次，拖死了一个“师爷”(做呈词出主意的人)。后由叙州府判决:“六月炎天，河水陡涨，河中打来一个无名汉子，炎帝宫首事等看见心难忍，打捞起来。。。”开脱了案。
第三场官司是大、小会的纷争。民国元年以前，炎帝会内有部分工人成立了一个财神会，称为小会。他们看见大会(炎帝会)举首人，贴红报，也要照样办。大会首人以他们破坏了规矩，把小会的人开革了二十一个，并且不要他们在炎帝官办财神会。
两会的人就打起官司来了，打到富顺县，三费局想“抬包袱”，叫小会出一千两周行银子，由局头请富顺、荣县、威远三县的知事和十大梘到富顺开会，每口火圈添工钱二百文，并送大会一道“乐善好施”的匾来和解。两会首人看到自己人打官司，外人得钱，不答应这个办法，也不好意思在打官司了。
叁
旧时炎帝宫每年都要办炎帝会。在正会的头一天，要发帖请厂绅和十大枧的负责人，他们都会在当天穿着华服来庙里送长钱火炮，敬神看戏。自流井的大袍哥王槐古，也对炎帝宫也很感兴趣，送炎帝宫全付响锡銮驾一套，而且每隔几年就要派人来擦洗，换须子，漆把子，所以办会摆出来时，都是富丽堂皇的。
当时资中县人骆成骧中了状元以后来自流井，看见炎帝宫纯是烧盐工人自己出钱修造的，是他处没有的，送了庙上的一块匾，一般人把它叫做状元匾。
炎帝宫演戏，因大殿上供有关圣人，禁止唱三国戏。如来客不知，点酒戏点了三国戏，支客的首人便劝客改点。两边抱楼男女分坐，不准混杂。
男孩满了十二岁，就不准去女抱楼，更不准演伤风败俗的戏。女抱楼坐的是工人家属，照例要留一间坐李四友堂的女客。这是因为修庙子时，右边抱楼地基缺少一角，由李四友堂捐补上的，故这样来酬报李家。
邓可玉对庙上有功劳，死了之后，庙上把他葬在黑沟。又有李长春者，据传在李永和的队伍来井要烧庙子时，他跪在地下不起来，哭请保留，结果保存下来了，对庙上功劳不小，死后，也葬在黑沟。每年清明节庙上首人齐去上坟。七月半做盂兰会，也会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在前头。
肆
烧盐工人的工资，早同八大号协议定为：火圈花盐每口八百文。上手，以五口计算为四吊钱；下手，以四口或三口计算为三吊二百文或二吊四百文。直到民国初年，因米价上涨太多，才添成每口一吊钱。
后来改用大铜元，每枚有当二十、五十、一百、二百等等，银价逐渐上涨，物价跟着跑，工人生活日益困苦。经会上首人与十大梘(梘商拥有多数灶圈)及灶商开会协商，经过几次增加，加至每口十九吊五百文时，改为银元，按二十四吊合一元,后又改为二十吊合一元。烧巴盐的和烧炭花盐的，各依其所烧圈额，仍分别上、下手计算。
1937年起，国民党的法币开始贬值，灶商和盐务官厅以为是临时的，不愿改变工资。除原有工资不动之外，改加津贴，在商会解决，每人每月津贴一元二角，不久之后又加一元，隔年又加八角，共为三元。两年后，才规定不分什么场产工人，每人每月都津贴三元。烧盐工人原有的三元不动。
这时场商的盐价、卤价，系按细目核价，工资、津贴多少，照样核算入卤、盐价内，与场商没有关系，没有用够工人的，还有点好处。因此，开会讨论时不大说话，不像以前那样光跟工人扯皮。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每人每月又增加五元，后再增五元。
几年后，随着米价天天上涨，工钱拿到手，还没有走到粮店，米价已经上涨不少，根本买不到应得到的那样多的米！后来又才根据实买米价，仍然补发津贴。
根据炎帝宫和灶商的规定，每月要给工人打牙祭，每人每次吃肉天平秤半斤。清朝时每月两次，民国后每月三次。1937年起，每月六次。这从表面上看，工人好象还吃得不坏，而实际上，许多资本家把伙食包给单位管理人员，从中大肆克扣，工人并没有吃到规定的那么多肉。所以盐场上有吃“浮汤肉”(即放几块肉片在白开水内)之说。但是也有灶主为了榨取工人更多的时间，增大利润，所以牙祭就改为发给工人所谓“轮子牙祭肉钱”。
从民国十几年起，烧一个夜轮子(起一回盐为一轮，以前每昼夜烧一轮，此时改为两轮)，有半斤牙祭肉。这是因为盐岩水比黄黑卤咸，资本家想多烧，把围子(盐锅弦上加土砖)改矮了，图多烧盐，大家跟倒碾轮子。
至于烟钱，火花盐烧敞口(票盐包子不封固，上面铺一层粗颗粒)的，每包(重二百多斤)白盐六十文，青盐(下烟子变色)每包一百文，捆盐(引盐)每做(约十万斤)四吊八百文。这是用小钱时的规定。用铜元时，工人就吃亏了。用法币时，由于通货膨胀，无法计算，就无形取消了。
关于遣散费，以前是没有的，工人被开消，有一天算一天工钱。坐灶的喊工人进柜房算账，工人就要发抖。这就是“倒甑子”，钱拿到手就离开，没有二话可说。在工会成立后，才由劳资双方议定：解雇工人必须工管科批准。如工人没有被开除的理由而为资方解雇的，资方须付工人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谁知实行不久，就出了问题。1940年，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眭光禄和他的爪牙高定渊，支使烧盐匠出身，在侯策名的正通井坐灶的林泽甫解雇工人，不按规定发给解雇费，想把这个钱私吞了。
许多工人把林泽甫找回炎帝宫讲理，林仗恃有眭光禄作靠山，仍横蛮已极，激怒了工人群众，将他痛打一顿之后，拖到国民党市党部，找眭、高二人拚命。众怒之下，打毁了一部分房窗家具。
眼看要抓到眭光禄时，宪兵队开来了，开枪乱打，登时打死一人。宪兵把工人驱散了以后，场署的调查员就巡查出四个带头的工人，辗转关押于内江、泸州，最后只剩下一名叫傅子舟的工人活了下来，1947年才被释放回来。
但是经过炎帝宫这次斗争，遣散费的事情总算定了下来。
盐场上有个老规矩，过年工人可吃酒肉六天，元宵、端阳、中秋吃一天。后来灶主为了盘算工人，改为包干：过年给五百文，过节给二百五十文。以后虽然随着物价的上涨，钱有所增加，但物价涨得更快，工人并买不到原来那样多的东西吃。
伍
整灶工人的揽头，名叫灶头。在某一眼井见功出火，要打康盆(木制大盆覆于井口之上，以分散瓦斯)或者新井要预打康盆的时候，如喊某一整灶工人去打，或者由井主找他的有关系的、想沾光的并在炎帝宫挂了名字的人去打，这个人就永远是这个井的灶头。
就是井主换了人，灶头也不能更换。井见大功后，不管出火多少，都照圈口计算，每口每月付给灶头整灶工钱由九十文到一百五十文不等。灶头雇长工住在灶上，吃井主的伙食，工钱由灶头付。灶头从中享受特别权利。如全井火圈二百口，灶头收入十八吊至三十吊，雇四名长工，只支付工钱四吊八百文至九吊六百文。永远享受，直至火圈彻底熄灭，不能回复为止。
民国初年，改为每口一角、一角五分，工钱亦随之改变，灶头都坐吃“老人股子”，只拿钱不做事。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前后，新火井见功，如葆真等井，是棍子班(新起的内行)出身干的，即由本井在炎帝宫挂名字，自己请工人，这个“老人股子”才算打消了。
1930年，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军费开支，拍卖官公营庙会产，盐商恐怕工人闹事，于他们不利，乃由商会出面，主张不变卖炎帝宫庙产，因此才得保留下来。
炎帝宫的历史脚步，走完了一个多世纪的行程。终于在1949年解放前夕，由当时的市长甘绩丕在炎帝宫召开了盐业职工代表大会，动员盐工起来保护盐场，盐工代表当即表示：井灶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决不让人破坏。就这样，坚持到12月6日，解放军到达自贡，从而完成了炎帝宫自己的历史行程。
后记
近代的自贡盐场，已经开始具备某些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渐完善，生产工人的分工日渐繁细。清人温柏在《盐井记》中写道:“其人有司井、司车、司牛车、司篾、司帮、司漕、司润、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 井工、铁匠、木匠。。。一井如此，千井若何?”
又据统计，光绪年间仅“李四友堂”一家就拥有数千工人。到民国初年，自贡盐场的工人已按工不同逐渐形成为诸如山匠帮、机车帮、车水帮、山宽帮、烧盐帮、等十大帮。
鼎盛时期的自贡盐业，河中停满了运盐船
自贡盐业的不断发展，使之聚集了大量的工商人口。而在这些人中，又由于经济势力，社会分工、政治、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会馆、行、帮等团体。这些不同的阶层和组织之间，或各自为阵，或相互渗透，关系十分复杂。
炎帝宫今昔
就像炎帝宫成立后，挑盐工人又成立了“华祝会”， 锉井工人成立了“四圣会”。当然，其中又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特殊的帮会组织夹杂其中，那就是袍哥，上次写李蓝起义时，也专门提到过，当时李蓝起义义军进入自贡后，大量的盐工全部参与其中。
而我们所熟知的自贡灯会，也是在各帮会为了树立社会上自己的形象，在灯会中可谓是别出心裁，一定要显示自己行帮的社会地位和威风，这也使得自贡这些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甚至在后来，灯会也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天灯会。
由于自贡盐场帮会组织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有的特殊地位，对自贡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因此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对自贡帮会组织施加影响，进行政治渗透，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社会力。
参考文献：
舒文成 口述 罗筱元 张志和 王柔德 整理 ：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
黄健：行帮与自流井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