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杨妞花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是继一审判决和二审发回重审后的又一次公开审理，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庭审于上午10点准时开始，持续了长达7个多小时，直到傍晚17时许才结束。
庭审现场情绪激烈，特别是当杨妞花声音哽咽但坚定地讲述了自己被拐卖后的痛苦经历时。
她的每一句话都仿佛重锤敲击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法庭内外多人落泪。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始作俑者余华英那冷漠的眼神和麻木的表情，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
她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悔意，仿佛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她，而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
01
1995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经历了一场彻底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悲剧。
那年夏天，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以带她去玩的名义，将天真无邪的杨妞花骗出家门。
余华英将杨妞花带离家乡后，开始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虐待历程。
在被转卖之前的短暂时间里，余华英为了控制这个无助的孩子，对她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虐待。
她曾用滚烫的开水烫伤杨妞花的头和身体，还经常对她拳打脚踢，这些身体上的伤害给年幼的杨妞花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后，余华英将杨妞花卖给了河北邯郸的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一位40多岁的聋哑人。
在养父家中，杨妞花的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家里条件贫困，她不得不承担许多超出她年龄的家务劳动。
尽管如此，她仍然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爱。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她，在她6年级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被迫辍学，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她是被养祖母买来的，当时进这个家的时候，养父因为家庭条件和聋哑的原因，并没有娶上媳妇。
于是几乎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认定，这买的不是一个闺女，而是老太太给自己的儿子买的一个童养媳。
自她懂事起，不仅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还要忍受无休止的闲言碎语。这些言语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疼痛更加难以承受。
每当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她的身份，杨妞花都感到深深的羞耻和无助。
这种心理压力伴随着杨妞花成长，影响了她的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她变得内向、敏感，常常因为害怕他人的眼光而选择独处。
02
13岁那年，杨妞花决定离家打工。一来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二来她想逃离那个“家”。
在陌生的城市里，远离了养父家庭的环境，她开始更多地思考自己的身世。
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就会浮现在脑海中。
虽然大部分细节已经淡忘，但对原生家庭的渴望却越发强烈。
在打工的日子里，杨妞花遇到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他们的故事让她意识到，自己并非孤例，还有很多像她一样被拐卖的孩子在寻找回家的路。
17岁那年，杨妞花萌生了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
然而，当时的她既缺乏资源，又没有明确的线索，这个想法只能暂时搁置在心底。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妞花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为母亲后，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亲情的珍贵，寻亲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她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打听自己的身世，但在信息闭塞的年代，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直到2021年，一则视频火爆全网，引起疯狂转发。
短短几天内，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百万。无数网友被杨妞花的经历所触动，纷纷在评论区留言鼓励，主动帮忙转发。
这场跨越网络的寻亲行动，让杨妞花重新燃起了希望。
不久之后，杨妞花的姐姐联系上了她。
就这样，经过长达26年的分离，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03
然而，当杨妞花满怀期待地准备与父母团聚时，姐姐却告诉她，父母已经在多年前相继去世。
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她多年来的期盼。
姐姐说父母在她被拐后，曾四处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她的下落。
多年的焦虑和思念，加上生活的艰辛，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杨妞花的父亲在她被拐后不久就因病去世，而母亲则在几年后也郁郁而终。
他们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女儿一面。
得知这个消息的杨妞花悲痛欲绝。她无法接受自己终于找到家，却永远失去了与父母相见的机会。
这种失而复得又彻底失去的痛苦，远比她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杨妞花回到家乡，站在父母的坟前泣不成声。
那一刻，她不仅为失去的亲情而哭泣，更是为自己和父母被剥夺的26年时光而痛心。
这次回乡之行，让杨妞花更加坚定了要追究人贩子责任的决心。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家庭免于经历这样的悲剧。
04
在庭审现场，杨妞花站在被告席对面，目光坚定地望着余华英，开始了她的控诉。
她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但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力量。
而面对杨妞花的控诉，余华英的态度却显得异常冷漠。
她漫不经心的和杨妞花对视，似乎一点都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当法官要求她回应杨妞花的指控时，余华英竟然满不在乎的说自己忘记了、不记得了。
由此可见她是有多么的猖狂，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
随着审理的深入，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余华英不仅拐卖了杨妞花，还涉及其他多起拐卖儿童案件。
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除杨妞花外，还有至少17名儿童曾被余华英拐卖。
这些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最大的不过8岁，都是在1993年至1996年间被拐卖的。
面对这些新增的指控，余华英显得更加沉默，她的眼神阴鸷，狠狠地盯着对面的杨妞花。
在案情陈述结束后，公诉机关提出了量刑建议。考虑到余华英犯罪的次数、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公诉人建议判处余华英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但是由于余华英拒不认罪，再加上时间过去的太久远，有些细节补充不到位，所以并未当庭宣判。
05
杨妞花案件的审理过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公众对杨妞花的遭遇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支持。
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达了对她的关心，赞扬她多年来不放弃寻亲的勇气和毅力。
一些志愿者组织还发起了募捐活动，为杨妞花提供经济和心理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公众对余华英的愤怒情绪也达到了顶点。许多人在网上发帖，要求对余华英从重处罚。
这种强烈的惩罚呼声反映了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案件审理期间，法庭外也掀起了一波寻亲活动。受杨妞花案件的启发，许多失散多年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寻亲的希望。
一些志愿者组织在法院附近设立了临时寻亲信息站，帮助更多家庭发布寻亲信息。
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寻亲的范围，也提高了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认识。
杨妞花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儿童拐卖问题的深刻反思。
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影响深远。
为预防儿童拐卖，各方提出了多项建议。首先，呼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
其次，建议完善社会监管体系，如在公共场所增设监控设备，建立全国统一的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愿天下无拐！
参考信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