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湖北省黄安以北，乌鸡山附近。

战斗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敌人却似乎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而来，所有部队的伤亡都极为惨重，时任红军第25军75师师长的周希远下令集合干部开会。

所有人很快到齐，只有225团2营的政委李世煌姗姗来迟，但还没等师长问话，李世煌直接冲上前一把将他扑倒，门外早已等候的一干人鱼跃而入，将师长五花大绑起来带走。

到了半路上，在李世煌的命令下，队伍里的司号员周世忠毫不犹豫地直接拔出小刀捅死了周希远。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一个营政委如何敢绑架师长?一个司号员如何敢杀害师长？

当此事的消息传到上级军长的耳朵里后，军长竟然作出了表扬，并当即下令让“绑匪”李世煌直接官升一等，从营政委跳到团政委，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我们可以从那位年轻的司号员说起。

周世忠

1918年，周世忠出生于湖北省黄安——曾经名为红安，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县，他的家境十分清贫，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母亲则是被卖来的童养媳。

在周世忠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带着大哥外出辛勤地打工了，而母亲则独自在家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小儿子，他当过小贩、做过长工，小小年纪便背负起生活的重担。

而到了1930年，红军来了，黄安当地很快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周世忠的叔叔当选为了乡主席，带领着一众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搞的热火朝天，不久后周世忠也加入了进去，并被选为儿童团的大队长，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

看到红军一心为人民的念头，周世忠决意要参军，年仅十二岁的他和当地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在咽下了母亲做的一碗鸡蛋挂面送行后，便毅然决然地报名进入了部队。

对于这种年纪很小的战士，一般红军领导们都会加以照顾，将他们分配到较为安全一些的岗位上，而周世忠就成为了一名司号员，他中气十足，总是能用嘹亮的号声鼓舞战友们前进。

不过周世忠入伍的时间可不算太好，因为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陆续调动百万大军对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围剿”，而红军方面虽然数次击退来犯之敌，但自身损失也相当巨大，很多部队都经历了各种整编、改建。

周世忠所在的第25军也正是如此。

这支队伍一直奋战在前线，当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苏区后，他们就被任命为留守部队，军长是吴焕先，下辖74师、27师、军部特务营，加上周边各地方的游击队及其他武装，把伤病员都算上，总数在两万人左右，战斗力还参差不齐。

当主力部队已经西进后，25军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孤军，想要生存下来，必然需要依赖出色的游击战术，这一点军长吴焕先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带领部队迅速向北面第10师的友军靠拢，在敌人的包围中穿插反击，效果很好、战绩显著。

但此时我党内的“左倾主义”正在大行其道的时候，众所周知，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看到吴焕先英勇抗敌后，鄂豫皖省委竟然觉得己方优势很大，甚至可以主动出击了。

要知道，“左倾”主义在当时的表现就是和毛主席的思想截然相反，主张完全按照苏联十月革命的方法，先进攻大城市。

于是鄂豫皖省委便给25军发来了一道严令——主动向周边的城市发起进攻，第一战便是在七里坪动手。

在地处偏僻的江西边界，七里坪这个不起眼的敌方，却已经算是城市了，当时的25军虽然战绩斐然，但那都是建立在游击战的基础上，原本我方就擅长于此，而且人数、武器装备、物资都不是强项，主动进攻以逸待劳的敌人更是难上加难。

可惜军令难违，吴焕先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带队去打驻扎在七里坪的国军第2纵队的两个师，在同等人数下，更是主动进攻，战况很快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红军原本就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重火力、攻城器械，强行用人力攻城，所带来的必然是重大伤亡的代价。

更别提不久后驻扎在黄安线程的国军另外两个师又迅速支援了过来，在这种前后夹击之下，25军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苦苦坚持了四十多天，但终究还是无法抵抗，被迫迅速撤离。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士气会受到空前打击，虽然红军战士思想坚定，但没有任何人愿意打这种送死的仗，而且明知不能打，却背着上级的命令非打不可。

而在七里坪战斗结束后，第25军所蒙受的损失也是极为惨重的，整个部队甚至被迫改编重组，变成了“新第25军”，而人数只剩下了七千多人,可见多少英勇烈士战死沙场。

从红军到解放军，中共引领下的革命队伍都是以百战不挠而著称的，但如果说这群人意志最薄弱的时期，恐怕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到长征中的这段时间了，因为此时红军的大脑——党中央出现了重大危机。

重建后的第25军内，75师的师长还是周希远，没有变动，但这位师长的内心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他对于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而在一段时间之后，25军所部在撤退转移的半路上又遭遇了一次重大袭击，整个部队被截成两段，十万火急之下被迫分别转移，但结果仍然是损失惨重。

这次袭击成了压倒周希远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琢磨着再打下去，恐怕跑也跑不掉，兵也都打光了，那自己就算想要投诚，也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本钱了，于是他正式开始考虑叛变投敌的计划。

在好不容易从演麻公路成功突围到乌鸡山脚下以后，周希远很快就召开了一场会议，要求所有连级以上干部到场。

时任二营政委的李世煌自然也是要去参加会议的，此时部队缺人缺得厉害，他便只带了一个平时表现突出、十分年轻的小战士随行，这位小战士正是已经颇有战斗经验的周世忠。

由于二营驻扎地离师部比较远，所以李世煌匆匆赶路也还是晚到了一会，等他来到师总部门前的时候，发现有些不对劲。

师部门口的卫兵比平时明显要多，各个面色严肃，按理说常规的会议何必搞成这样，他留了个心眼，绕到后面偷听，结果隐约听到里面剧烈的争吵声，接着他便听到师长周希远直言准备去投敌！

李世煌惊得冷汗直冒，心里知道出大事了，他冷静地思考了片刻，马上跑到营房外，借口自己闹肚子要上厕所，拉着周世忠一溜烟就摸出了师部的驻地，沿原路马不停蹄地狂奔而去。

而此时的师部指挥所内是怎样的情形呢？

周希远当天召开会议后，倒还真是开门见山，前两句就向各级指战员交代了自己的打算，鼓动他们一起投靠国民党方面，并大肆宣扬其好处。

在这个屡战屡败、士气最为低迷的特殊时刻，大家听到这话的表现各不相同，有几个人当即表示可以随同前去。

有一部分人则沉默不语，另外一群人当即拍桌子怒骂，转身就想要走，但周希远哪里会毫不设防呢，外面那一批沉着脸的士兵早已持枪挡在了那里，这些都是周希远的亲随。

整个75军的上下领导此时全都被控制住了，无论他们内心究竟愿不愿意，都没法走出营帐了，周希远很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安排真是万无一失。

但奈何他在紧张和兴奋的双重刺激下，还真出现了唯一的“一失”——他没有发现这里少了个干部。

片刻后，当周希远还在“苦口婆心”劝说众人的时候，忽然门外进来了一个人，他愣了一下，仔细去看，发现竟然是二营的李政委，他有些疑惑和不悦，质问李世煌怎么晚了这么久才到。

李世煌满脸堆笑地解释，说自己在半路上遇到了国军的巡逻部队，四下躲避绕了路才迟到的，他一边说一边走近周希远。

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李世煌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拳将周希远打倒在地，然后猛然拦腰将他抱住，周师长当即惊慌地大呼门外的警卫，一群人呼啦啦就冲了进来，可却并非是警卫，而是一大帮二营的战士。

原来李世煌在跑出师部后，一路回了二营驻地，在通报营长后火速调集了五连和交通班的全体战士奔赴师部，周希远那一批亲随早已被制服，他看着眼前的情况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只能惊慌失措地大喊着：“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师长!你们要造反吗?”

可惜他的真实嘴脸早已暴露在当场所有干部眼中，他们冷冷地看着周希远被数位战士扑倒，然而被捆成了个粽子吊在一根扁担上，就像待宰的公猪一样被抬出了营帐，准备送往军长吴焕先的军部审判并正法。

但在半路上，却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负责押送的人员不多，在途径一个偏僻处的时候竟然遇见了近在咫尺的一群敌军，此时周希远一旦发出半点声音，恐怕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李世煌以惊人的果决，当即下令让周世忠将周希远处决。

周世忠也同样片刻没有迟疑，马上掏出腰间的小刀结果了叛徒的姓名，而后几个人才绕道抵达军部所在地，见到军长吴焕先说明情况以后，吴军长大大表扬了李、周二人的检举之功，随之任命李世煌为团政委。

一次有惊无险的叛逃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两年后，25军也加入了长征的队伍，而曾经立功的李世煌和周世忠两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周世忠

李世煌毅然服从安排，带领队伍留在当地组织游击，结果却在1935年一次敌人的大规模包围中鏖战数日，最终落入敌手，英勇就义。

而曾经的那位小司号员周世忠却跟着大部队一路跑到了陕北，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决心，一步步从连队干起，陆续升任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务，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斗的洗礼，成长为了我军中一名中流砥柱般的高级指战员。

新中国建立后，在1955年举办的全军授衔仪式上，周世忠荣获开国少将的头衔，几年后被任命为武汉军区总司令员。

1992年10月9日，周世忠将军终于走完了从七里坪到北京的漫长旅程，其骨灰被葬于家乡红安老宅门前的柏树下，在几十年前那个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他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信念，既值得被后世称颂，也对得住老首长李世煌烈士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