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以血缘为纽带，成为一种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等价交换之外形成一种隐形却强韧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有条件下，你很难说这是一件坏事。

撰文丨青柳

春节期间，也是相关舆论议题的高发期。

和往年一样，诸如年味淡了、不想走亲戚、过年回家住宾馆、回家却开钟点房之类的话题又火了。

这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谓“断亲”，即人们（主要是年轻人）不再和亲戚往来，渐渐地脱离原有的大家族，不再受家族结构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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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很酷，也很时髦，和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有点像，自带一种进步主义的色彩。

但我想，高呼“断亲”，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还年轻。当一些中年人的烦恼真的涌到眼前，就知道这其实有点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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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去年我妈妈走路时把腿摔伤了，摔得非常严重，立即就不省人事，是路人打急救电话把她送到了医院。

当时诊断是左腿粉碎性骨折，医院一开始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照顾她。后来爸爸形容，病床车他都推不动，真的觉得自己老了。

而我那时候在外地，妻子快要生产了，三两天要跑一趟医院，实在无法抽身离开。事实上我知道妈妈摔伤都是她已经住进医院之后的事了，父母一开始并没有告诉我。

再之后，就是我家几位亲戚轮流去照顾她，有陪床的、有送饭的、有跑医院手续的。父母怕我担心，甚至连病情都不告诉我，我只能悄悄问我的一位堂弟。

“哥你放心，这边我们照顾。”看到这则信息，我真的是长叹一口气。那种无力感，相信有类似经历的人自然能体会，颇有点“此时有子不如无”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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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无论七大姑八大姨，但凡有亲戚能够稍微帮一点点忙，我都十分感激并且庆幸。至于“断亲”，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这或许是一代人的无奈，自己离开家乡了，但家乡发生的一切，都只能交给亲戚了。在求学阶段倒还好，一旦到了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年纪，你就发现那剩下来的一点支撑，只剩下那些平时说不上几句话、说不定你还不太喜欢的亲戚。

我的个人经历，相信也有一点共性吧。

就像我一位朋友，有两个孩子，请了家乡一位远房亲戚来照顾；还有位朋友，他妈妈长期生病，每个月都靠一位表哥骑摩托带去县里的医院检查。

这些家庭里的鸡零狗碎，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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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断亲”的话题我也能理解。城市里一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一种个人化的意识形态，一定会催生对家庭价值的远离。

聊天有微信，吃饭可以点外卖，活动还可以找搭子，这一切都让年轻人相信“一个人”是可以的。这是一种进步，本来现代社会也应当有一些机制，让个体成为可能。

加之一些以团体生存为特征的家庭模式，确实也让人窒息。就如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的描述：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

传统的家庭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单元而存在时，其底色就是集体主义、父权特征的。所有的个人事务，全都可以由此宰制。

在以前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天没这么夸张，但依然可以演变为不相干的亲戚，问问你月收入多少、有没有编制、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生二胎。这些确实很烦，但这就是原本的家庭事务，你的一切，关系到家族的兴旺，也关系到家族的DNA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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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年轻人不喜欢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亲戚，并表示要“断亲”，这可以理解，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进步，人终于可以不依赖家族的支撑而可以在社会生存。

而且家庭的事业功能确实也开始部分失效了，传统家族的功能，诸如集体事业、融资借贷、婚丧嫁娶集资等，纷纷有了可替代的社会性方案，“断亲”也似乎了现实的可能。

但是，真的要走到“断亲”这一步，并且成为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哪怕从功利的角度，我都有点怀疑——这真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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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仔细看看，“断亲”这类话题，出现最多的是微博和豆瓣。“断亲”是微博的常驻热搜，豆瓣则催生了诸如“父母皆祸害”这样的小组，姿态更加更决绝。

但这俩其实是最“年轻”的互联网平台。2021年微博曾发布热搜半年报，热搜用户年龄大多分布在19至29岁，占比76%。2021年也有第三方平台发布豆瓣用户画像，24岁以下的人群占比33.28%，也是占比最大的群体。

年轻人最多的地方，一边追着爱豆、刷着超话、盯着四六级出分，一边高呼着要“断亲”、要自我。怎么说呢，只能说是这也是一种声音，一种年轻的也是单纯的声音，一种不带生活粗粝感的声音。

但从现阶段看，从现有救助保障体系和社会生存规则来说，这真的很难。

一个入学的指标、一个医院的专家号、一个突如其来的救急等等，亲戚依然是最可指望的支援。当这些年轻人再成长一些，他们的社会生活再复杂一些，或许也就看到了这些“讨厌亲戚”的另外一面。

当然，这么说似乎也有点功利，把亲戚等同于一种价值索取。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写过一本《资本主义的未来》，里面专门有一章谈到了家庭。在他看来，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互惠性义务。

这种非互惠性义务带有点“奉献”和“索取”的意味，但又是家庭乃至国际社会所必须的。在一种契约化、合同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缺乏这种非互惠性义务恰恰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大规模绝望的社会”，以及“缺乏基本正义的社会”。

这个话对于我们理解家庭、亲人的意义，或许也有点启发。亲人之间的互助，并不完全以合同和金钱为媒介，一位亲人的支援，也许只是因为一种建构于血缘的行为规训，甚至是一种先验的、无意识的本能。

而如果能以血缘为纽带，成为一种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等价交换之外形成一种隐形却强韧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有条件下，你很难说这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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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戚相处模式是一成不变的。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也会形成划下新的人际边界，会形成新的禁忌，重新调整家庭规模，诸如大人不问工资、小孩不问成绩、核心家庭的范围进一步明确等。这些都不是难事，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但如果“断亲”成为一种充满诱惑力的号召，这倒是让人隐隐有些不安。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狂飙突进的姿态宣誓，一种对传统价值决绝的告别，大多意味着对某种自然人情、社会实然状态的全面否定，这未必是明智的，也真切地酿成过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