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贱中国封建社会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始设，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除，共绵延1319年之久。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为殿试，殿试第一名者称状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清代科举，从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结束，258年中共举行112科，共有状元112人，其中最后一人，也是自科举制度确立后历代王朝科举的末科状元，就是直隶省肃宁人刘春霖。（肃宁县历史上出过元朝文状元魏元礼、清代武状元哈攀龙、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3名状元）
刘春霖（1872——1944年）字润琴，号石箕。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民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内史，并兼任中央农业试验场场长、直隶高等学堂监督等职。后隐居不仕，73岁时病逝于北平。
一、仕途艰难
刘春霖出生在河北省肃宁具北石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魁书，排行第四，是个老实纯朴的农民。后为保定府衙皂隶。哥哥刘春堂(1903年进士)与刘春霖兄弟俩自幼聪颖好学，同就读于本村开蒙老师刘春熙。春霖几岁时就能写一手好字，并能出口成诗。他十来岁时扎着红头绳赶集上庙，书写对联出售，抢购者颇多，有“小书法家”之称。当时他的家乡土地盐碱，水、旱、蝗虫灾害连年发生，十年九不收，加之苛捐杂税，闹得民不聊生。为生活所迫，他的父母到保定投奔一个亲戚家，经熟人介绍，他父亲到府衙当差。春霖兄弟二人则跟其伯父在家，白天下田劳动，夜晚便挤在一盏小豆油灯下深钻苦读。有时吃了上顿少下顿，过着清贫生活。其伯父对他二人倍加喜爱，乡邻对他们也非常同情。有一次，春霖读书到深夜，饥饿难忍，但家中没有吃的，这时想起白天看到邻居院内放着“酱曲”(炒熟的豆子或杂粮磨成粉，再团成面团，发酵后用以做酱）。春霖便越墙而过，抓起酱曲就大口吃起来，邻家主人闻声，隔窗望去，认为是贼，便悄消出屋，猛一下将春霖手腕按住，春霖吓了一跳，忙对邻家解释说：“大伯，我晚上读书习字，又冷又饿，白天看见你家有酱曲，所以就……。”邻家大伯听后，忙唤春霖进屋，拿出几个窝窝头给了他。刘春霖幼年时代就是这样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艰难生活中发奋苦读的。
在封建时代，地位卑践的人要想登上仕途，科举考试是主径。刘春霖刻苦修学，也正是为此。
但是，清代科举，规定苛刻，凡应试童生在考试时必须有廪生（清时对已取得秀才并在县、州或府内领取一定银饷的读书人称为“廪生”）保举。应试童生还必须“家世清白”，凡娼、优、隶、卒的子孙，均不得应试(娼指娼妓，优指优伶，隶指皂隶，卒指军中执役之人）。凡此四种，均谓身家不清，须退免三世后方可应试。
光绪十三年(1887年)县试，春堂、春霖兄弟二人遭到一些童生和廪生排挤，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家兄弟出身贫寒，看不起他们；二是他早已知道他二人才华出众，怕超过自己。更因春堂、春霖的父亲当时为保定府皂隶，故犯科条。本县四合屯村一位老廪生便以此为柄，竭力弹劾，一些妒忌者也横加阻挠，讥讽挖苦。因此，刘家兄弟二人没能参加此次科考。但他们并未灰心，回家之后，读书更为刻苦。隔两科后，二人又去应试。考前花费了些钱财，山中堡店村一老廪生力保，才得以应试。结果，二人都中秀才。从此，春霖便步了入仕之途。
刘春霖考中秀才后不久，又考入保定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在当时是直隶省最高学府，在全国也很有名气。刘春霖在此就学时，这所书院的院长是著名学者吴汝纶（吴挚甫）。吴汝纶是安微桐城人。同治进土，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文宗法桐城派，气势纵肆，曾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备极称道。由于刘春霖学习刻苦，颇善思考，见解独到，又因其字在当时就已影响于保定书坛，所以倍受吴汝纶的赏识，常予单独授课，对其要求颇为严格。
刘春霖在这里学习长达10年。学习了语言文学、史学、世界各国政治、诗词格律，还兼学了英、日语等。这为他殿选一举成名打下了基础。
二、状元及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春堂、刘春霖兄弟俩一同参加殿试，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榜上无名。然而他毫不恢心，坐着驴车哼着小曲回了保定。科举取土一般为3年一科。可是就在这次殿试第二年（1904年），适逢慈禧太后70寿辰，所以特加甲辰科，并称之为甲辰恩科。是年7月4日，刘春霖参加殿试，可谓鲤鱼跳了龙门，获一甲一名，得中状元；同试的朱汝珍获一甲二名，为榜眼：商衍鎏获一甲三名，为探花；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时年29岁，也获二甲名次，为进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停止科举，推广学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刘春霖这位鼎名状元成了“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是如何考取状元的？是因其文章好，还是因字写得好，或是其他原因？社会上传闻不一，但相同的说法是：刘春霖原非一甲一名。
在刘春霖的故乡传说：一甲一名本是朱汝珍，由于朱是广东人，广东是康有为、孙中山的故乡，慈禧便对广东人有隙，故对朱不喜欢。而刘是直隶肃宁人，毗邻京都，“肃宁”二字也颇感吉利，肃为“肃靖”，宁为“安宁”。“春霖”二字含义也很好，春风化雨，普降甘霖。慈禧想到这里，遂拿笔圈点，把春霖定为一甲一名。
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对刘春霖如此青睐呢？根据相关资料了解，情况是这样的：
刘春霖中举人以后，曾有一段时间寄居于北京地安门外“通益常”布店的老乡徐老板家里，等待科考。“通益常”布店以经营高级绫罗绸缎为业，清廷王公大臣的衣料有很多是从这个布店购买。又因徐老板裁缝手艺高，常出入皇亲贵戚家中，因此，徐老板结识了驻德国钦差大臣陶世筠。这位大臣与徐老板很投机，二人都爱好书画，常在一起叙谈。一次，陶世筠对他说：“有一事不悦，烦请徐老板帮助。”徐问何事？这位王爷说：“我家现缺少个西宾（家庭教师），四下寻觅无合意之人。”徐老板想起了刘春霖，便随口说：“我有一位老乡，字写得好，文章作得也不错，四书、五经尤为精通，还识音文、懂乐律，只是在预备科考，不知他是否愿意。”陶世筠听后忙问：“此人现在何处？可否唤来一问呢？”徐老板当即把刘春霖叫来，谒见了陶世筠。二人相谈，十分投机，刘春霖遂即应允。后来，刘春霖就搬进陶家，边教书，边读书，以待殿试。
慈禧专权独尊尽人皆知，每逢他寿诞之日，都要大庆大典，届时满朝官员都要为她拜寿朝贺，即使她的皇族国戚也无例外。他们谒见慈禧之时，要先呈上禀帖。陶世筠因见刘春霖的小楷字写得很出色，就让他代为书写。陶拜见慈禧时，呈上“陶世筠谒见太后老佛爷，祝太后万寿无疆”的禀帖。慈禧看了好大一会儿，尔后问：“你何时练得一手好字？”陶世筠忙回答说：“禀太后，此字非下臣所写，那是家中西宾替下臣写的，此人预备科考。”慈禧听后喜形于色地说：“既有此等人才，为何不早些告之于我。让他给我抄圣经吧。”就这样，刘春霖为慈禧抄写了《文昌帝君骘文》、《大唐三藏经·圣教序》等经书。其字倍受慈禧称赞。
翌年(1904年）5月，刘春霖在保和殿参加科举殿试。考试完毕，八位阅卷大臣在文华殿审阅。初定：第一名朱汝珍，第二名刘春霖，第三名商衍鎏，第四名张启厚，第五名林世焘……。主考官将殿试考卷呈予慈禧太后钦定。慈禧翻看到刘春霖的考卷，感到字迹非常熟悉，和他那圣经抄本上的字十分相似，遂又想起了陶世筠的话：“此字是下臣西宾所写，在预备科考。”便想，这一定是陶世筠家那位西宾的考卷。再看文章，也颇对心思，便责备主考官为什么没把刘春霖列为头名，遂从第二名抽到第一名，御笔圈定。就这样，时年32岁的刘春霖金榜夺魁。
按朝规，中选举子要等着在文华殿传见，届时需穿朝服。刘春霖没有，说定借用陶世筠家的，让他的学生（陶世筠之子）拿到包袱包着朝服等候。传呼刘春霖时，赶紧穿上，仓促上殿，先是跪拜慈禧太后，然后通报子孙三代，报后立起，被审视是否身有残疾。当多种礼仪通过之后，才正式发榜。
国子监有历届状元名单，新科状元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同时，状元公要给有关的下人发赏钱，刘春霖一摸口袋分文没有，赶紧让学生到陶世筠家借来，才避免了一时漏场出丑。
刘春霖生有三女一子。就在他考中状元之际，生了唯一的贵子刘海云，人们都说刘春霖是“双喜临门”，不少朋友喝了他的喜酒。
三、留学日本
刘春霖得中状元之际，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之时。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打出“君主立宪”的招牌，声称“准备立宪”，先行筹备”，派人出国考察，选派留学生国留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刘春霖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法大学，同往的有谭延闿、沈钩儒、商衍鎏、江亢虎、王揖唐等。当时清政府经济衰败，国库空虚，付给出国留学生的费用是很可怜的，所以留学的生活很清苦。但刘春霖并未因此而影响学业，学习十分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因他的字写得好，有很多日本同窗甚至一些高级官员求他写字。刘春霖常与日本学者讨论问题，有时竞争论起来，但刘春霖见解独到，多使对方叹服不已。在刘春霖赴日留学期间，他的夫人久病不愈，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家人一直没有告诉他。当宣统元年(1900年）刘春霖毕业回国时，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了。
四、总统内史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权，他在预演复辟丑剧之前，欲借状元“鲁殿灵光”以壮门面，便请出了刘春霖这位清朝遗老。1914年，袁将刘春霖请到总统府，任总统内史，改称秘书公室”。搞些文字应酬，实际无实权。总统府内史很多，各有分工，然每个内史每天要为袁世凯搞一篇“尹日览”，即各写一段历代皇帝的言行。袁觉得合意的，就让刘春霖抄录下来，供其赏读。在这段时间，刘存霖是看出了袁的复辟帝制野心的，然而这也是正合他“显达于世”之目的，于是，他对袁给他的差使是欣然应允的。
当时，在北京的“筹安会”声嘶力竭地叫嚷：“恢复帝制是四万万中华之心愿”、“只有恢复帝制方可平息内忧外患。”袁世凯授意其子袁克定指使各省党羽组织“请愿团”进京向袁“请愿”，要求恢复帝制，借以欺骗广大公众。据说，当时刘春霖同谷钟秀曾代表直隶省向袁“劝进”。他这一举动，颇得袁的欢心，袁夸刘“志超正大，前途无量”。
是年，民国政府在万生园（现北京动物园）内开辟了一个农业试验场，称之为：“中央农业试验场”，刘春霖兼任场长。在这期间，他主办了气象和农业两个讲习所。他虽然竭力经办这个试验场。但却事与愿违。由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几年辛苦，一无所获。学员们大都学无致用。农业试验场实际成了人们游览观赏的植物园。
刘春霖在总统府任职时，以善于词令推理严密而著称，经常为一些问题与同僚们争得面红耳赤，观点多与众相悖，但仍不弃己见，这样便遭到一些人的妒忌和排挤，不甚得志。他曾说：“项城(袁世凯因籍河南项城，故称袁项城）师奏留襄新政，然自知性乘直，火气太盛，不可揽大事矣！”此后，他便尽量躲避政事，闲游公园，读书写字。民国政府付给他月薪300块银元，他在北京王恭厂买了一处住宅，前后两套院，宽敞幽静。他自家有一辆汽车，雇着一个司机，4个佣人，生活颇幽闲，就这样至总统制终。
五、爱国忧民
刘春霖在总统府任职时，对袁世凯预演复辟丑剧小有推波助澜之举，然而，在国难当头之时，他还是具有忧国忧民之心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春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是年，正值他60正寿，他的儿子海云和朋友们欲为他操办寿典，他坚决反对，说：“国家存亡尚且未定，祸福难测，搞什么寿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封建社会，60寿辰为正寿，有条件的人都要大庆大典，以图吉利，尤其象刘春霖这样一位文星泰斗、鼎名状元公，更无可非议了。但他想到国家存亡，寿辰之日，作《六十自述》长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一句：“忧国忍能看彩戏，为传雪已兆丰年。”唯一心愿，只求年丰了。
1933年农历七月，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三角地带受灾十分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刘春霖同段绳武等知名人士发起“河北移民协会”，刘春霖为该会理事。他不顾年迈，四处奔走，募集物款。并出面与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联系，让本省各地政府给以资助。后来在包头城东15里的南海子一带建立了河北新村，先后移民两次，计有330多户，1100多人。
1934年农历三月，伪满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从东北赶到北平，以“满州国”名义特邀刘春霖前往，遭到刘严辞拒绝。当时趋势者认为：旧主相召，并许以高官厚禄，刘春霖坚辞不就，简直是固执迂腐，而他这一爱国之举，却为众人所敬慕。抗日名将宋哲元原是刘春霖在北洋学堂的学生。宋对刘的爱国行为极为敬佩，两次赋诗给刘春霖，邀刘赐和。
宋哲元尊孔读经，颇推崇刘春霖，经常到尊师刘春霖的寓所请他讲《史记》、《春秋》、《左传》，谈古论今，颇为投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宋哲元所部怀着爱国激情奇力抵御日军。这时，刘春霖的好友金选三惊闻北平发生的这一事件后，深怕刘遭不幸，以“病重”为由，让刘到天津。刘春霖接到金选三的信，随即赶到天津。见到金选三，才知金并没有病，只是为了让刘躲避战乱，并已在英租界为刘春霖按排好了住处。刘春霖居住了一段时间，听到北平惨遭日军践踏的消息，潸然汨下。他对金选三说：“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丁逃兵，真有些愧对先祖之训导。”不久，他告辞金选三回北平，金劝他说：“日军在北平四处烧杀，北平不大安全，还是把全家都接到天津来暂避一时吧。”刘春霖说：“兄之盛情，弟深为感激，但东藏西躲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他毅然又回到北平。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也有一些人失去了民族气节，充当了汉奸。王揖唐、江朝宗、王克敏之流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他们效忠日本侵略者，在北京成立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因与刘春霖是同科进士，平素交往不错，在王揖唐任“委员长”时，便多次出面邀刘任职。
一次，王揖唐西服革履，头戴日本军帽，来到刘春霖寓所，并带了很多礼品，对刘说：“兄之品德、才华，胜我十倍，望兄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刘春霖从藤椅上蓦地站起来，将一杯茶泼在地上，险些溅王一身，怒视王说：“我决不能依附外国人！”王揖唐不欢而辞。王走后，刘春霖对着门说：“这些筋骨软的东西！”
刘春霖中了状元之后，在放里北石宝村兴建了一所学堂，并为该学堂书写了“铸学炉”门匾。房舍教具尽为刘春霖捐资。凡本村学生学杂费用均由刘春霖负担，还让他的大女儿担任校长。当时村里立石碑一方，碑文为刘春霖好友尚秉和书撰。
刘春霖还同一些河北省旅京知名人士一起，共同筹办北京“燕冀中学”。刘曾为该校捐款、赠书，并任该校董事会理事。
1909年刘春霖从日本回国后，任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该校后与北洋学堂合并)监督，常到莲池书院讲学。还开办了直隶书局。后来虽任总统府内史，仍兼任该校监督，还聘请了外籍教师，培养了大批人才。
六、隐居生活
北伐成功之后，刘春霖便退居林下，以诗书自慰。他在文、史方面造诣很深。他喜藏书，多达万余卷，可谓汗牛充栋。他对小学研究也很有见解，曾说：“现在语体文时兴，古文更将难读，愿对古文致力，以资稍有贡献。”他在《六十自述》一诗中.亦有“陈迹六经弃物，雕虫敢说壮夫为”之句。
刘春霖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尤以小楷见长。早年曾苦临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页、褚遂良的字，熔百家之精华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清末民初，刘春霖的小楷字帖出版有10余种，尤以《大唐三藏经·圣教序》、《兰亭序》、《文昌帝君骘文》、《雷飞经》最为著名，流传最广，当时习小楷的人多以他的字为慕本。刘春霖的遗作原在家乡留传甚多，可惜大部分精品毁于十年动乱之中。1986年甘肃省候某寄来其多年珍藏的刘春霖所书团扇一面，保存完好。据说是当年其兄刘春堂在甘肃做知县时，嘱刘春霖为当地一有名绅土所书。鉴其字迹，确为真品。可见，刘春霖的字在当时影响之大。
刘春霖也乐于为人书丹作画，撰拟碑文。1921年，直隶省省长曹锐，巡阅使曹锟聚敛财物，重修古莲池时，立石碑一方。刘存霖应邀书写碑文，此碑尚存于保定。1944年，是崇祯自裁身殁300周年，在京部分清朝遗老傅增湘、潘龄皋、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等发起凭吊活动，刘春霖为其所立碑文书丹。
在那时，欲借刘春霖“状元”之名装点门面的大有人在。有人以聘请了状元为其亡属题主为荣(封建社会的达官显贵，亲属亡放，都要为其“点主”。点主是先备制一块一尺左右高的木牌，请有名望的人以墨写上某某之灵主。可是写主字时不写上边一点，写成“王”字；尔后再聘请最有名望之文官用朱砂点那一点，谓之“点主”，也叫“题主”）。而刘春霖对这些人的邀请，要么不去，要么以高价相护。
民国初年，上海有名奂籍资本家哈同死后，他的满族夫人罗迦陵特邀刘春霖为哈同点主。外敌的入侵，使刘春霖对外国人很厌恶，尤其哈同这样的人物。刘春霖坚辞不去。后来，罗迦陵恳请再三，刘春霖才勉强应允，但提出了如下条件：要罗迦陵用八抬大轿从上海火车站将刘抬到哈家；要每餐盛宴；还要银元一万。罗迦陵只好答应了他的这些条件。
还有一次，北京一位达官，要刘春霖为他书写一块门匾，刘知其奸邪可恶，尽管那人许以重金，但刘春霖始终未予应允。
献县北峰村姓齐的大地主也曾请刘春霖为其死属题主，刘春霖闻知齐家专横跋扈，拒聘不就。齐家4次进京恳请，刘春霖才应允就道。当他与作陪的人在保定火车站一下车，省、府、县官和齐家约百人早已等候。当即用轿车把刘春霖接到献县北峰村。这次点主，也要了很大一笔钱。事罢返里，把点主的钱全部捐资于北石宝小学，购置课桌。这是刘春霖中状元之后的首次衣锦还乡。
刘春霖不献媚于达官显贵，但对亲朋、挚友、平民百姓，却非常热情，凡求字者，有求必应。
保定北大街原有个布店，店主梁掌柜邀刘为其书写了“复兴和”的匾额后，门庭若市、买卖兴隆。店主感激不尽，给刘春霖送了很多礼品，刘坚辞不受。梁感其慷慨，又拉他入股，刘春霖风趣地说：“我生性不是个作买卖的料，只会舞文弄墨。”婉言谢绝。1930年，家乡的一位书法爱好者慕名前往他的寓所（北京王恭厂知义伯大院）求取墨宝，他看到家乡人倍感亲切，分外高兴，遂濡毫展纸，为其书写了大幅中堂。当时有人出100元银元的高价来买，这位老乡视如至宝，决不售人，一直珍存了30多年，可惜焚于“十年”动乱之时。
刘春霖不但学识渊搏，爱好也十分广泛，尤喜昆曲、京剧，和名家韩世昌、余叔岩、言菊朋交谊甚密。1944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应言菊朋之邀到西长安街长安大戏院听戏，散戏后又到一亩田饭庄就餐。回寓后，他对其家人说：“明日我带你们到大棚拉去吃烤肉。”次日清晨，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享年73岁。刘春霖死后葬于保定市东鲁岗，其父母哥嫂和祖父母尽葬于此。
刘春霖逝世后，悼仪很隆重，哀悼的人络绎不绝，送挽幛的人很多，有各界名流，也有普通学者和百姓，其中前清遗老翰林吕梦符所送挽联是这样写的：
婪尾科名，鳌头峻立；
天殒文星，闻声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