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第二次战役开始时我随346团行动。1950年11月26日，已经很晚了，大约夜里11点多钟，部队开始行动。团里派出1营走在前面，趟过结着薄冰的九龙江，向着云山以南的上草洞一带插入，准备截击北进的美25师24团主力。

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的有准备的运动作战。但是对我们39军来说，情况多变任务也多变。先是为了诱敌深入，"志司"命令我们从泰州以北一带继续后撤，对敌示弱。紧接着命令我们东移，接替40军的一部分防线，充当"口袋阵"的袋底。还在运动中，战役已经打响，第38军、42军从韩国军队的防线中开了战役缺口，由东北向西南实施迅猛的战役迂回。"志司"又命令我们紧密配合战役行动，抓住敌人。这样，一切都是在匆忙运动中进行。军的指挥部离各师较远，师的指挥部离各团也较远。接到行动命令已经是大半夜，离天亮只有五六个小时。

我和吴宝光团长、栾风如政委打着手电筒照着地图，对着指北针寻找坐标，指挥部队行动。一会儿，传来消息说，1营找不到了，怎么联络也联络不上。在这炮声隆隆，四面是山，村落稀少，语言不通的战场，到哪儿去找1营？于是，我们决定变更部署，让2营上来，顶替1营的位置。等到2营上来，天已经亮了，敌机又开始贴着山头轰炸扫射，部队行动受阻。这样，2营未能切实完成占领山头，卡住公路，阻断敌人的任务。让美24团顺着公路跑了上千人。

尽管跑了一部分敌人，但在346团右翼的348团穿插比较迅速，抢占了上草洞以南的一个山头，其2营在营长王林的率领下构筑了简单的工事。这时，友邻115师的一部分部队也到了这里，还是把美24团的主力给围上了。估计有几千人，受我军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战斗意志动摇。这时，天已经大亮，部队无法展开战斗行动。116师建议贴住敌人，收拢包围，待夜间四面出击，吃掉美军这个建制团。但在二次战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下，军指挥所另有考虑。部队按照"志司"的要求，主力向宁边方向发动进攻，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未能打成这个十分可能的歼灭战。

就在我随346团行动时，师指挥所来了通知，说347团在大菜洞俘获美军1个黑人建制连100多人，要我们师政治部抓紧研究处置办法。北京和志愿军总部都十分重视。

原来，347团在师的左翼行动，向上九洞、大菜洞发动进攻，也是抓住了敌人的一个尾巴。但是该部的求战积极性十分高涨，前卫4连发现一股敌人正准备渡九龙江向南逃窜，离得很远就组织兵力、火力，严密封锁敌人退路。把这100多敌人压在小山洼里，动弹不得。紧接着又增加迂回兵力，四面包围。4连指导员周风鸣趁机发动政治攻势，利用俘虏对敌喊话，交待俘虏政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天刚一亮，美25师24团3连的115名黑人士兵，在连长的带领下集体缴械投降，举着手走过来。这是朝鲜战场上仅有的两次美军成建制连集体缴械的场面之一，另一次发生在二次战役东线9兵团战场上，但比这要晚一些。这一战果，团里马上报告师里，师里报告军和总部，受到高度重视。我们师政治部敌工科、保卫科的人几乎都赶到前沿，帮助347团处置俘虏，审讯记录，登记上报。这一消息后来震动了美军高层，对其黑人部队的战斗意志打了大大的问号。从此美军部队中黑白人混编，不再设立单独的黑人部队。

我志愿军在二次战役中勇猛出击，特别是38军果敢地执行战役迂回任务，兜住美军主力几万人，西线各军一起往前压，打了大胜仗。战场上敌人丢弃的装备车辆绵延几十里。从而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这时，北京开始考虑解放朝鲜的临时首都平壤问题了。

12月4日，毛主席给彭总发电报说："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彭总当即决定，先以三个师分路南下，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如可行，指定我们116师向平壤以北的舍人场方向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关系国际视听。很快，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又发来指示，要求116师占领平壤后担负一个时期的卫戍任务，组成一个小班子，处理相关的军政问题，并确定了三项任务：(1）对敌警戒；(2）清查和看管物资；(3）宣传群众，维护治安。

军和师领导经研究后确定，由张峰副师长和我组成这个小班子，负责处理相关的军政问题。当时，张副师长带346团行动，我则领着348团向南进军。

12月6日下午2时左右，346团和348团的前卫分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从东北和正东两个方向先后突入平壤市区，率先攻占了朝鲜首都平壤。张峰同志和我也分别到了，指挥部队扩大搜索，占领要害部位，清理战利品，看管物资。又进一步发动进攻，第二天在大同江畔，与朝鲜人民军一军团的部队胜利会师。不久，师主力也到了。我们开始执行平壤市区卫戍任务。

占领平壤不久，一天，接到通知，朝鲜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要接见并宴请负责卫戍工作的张峰同志和我。这是一次应视为涉及两国、两军间关系的活动。我和张峰同志尽量换了干净的军装，带上翻译，准时到达平壤西门附近等候。不一会儿，朝鲜领导同志到了，有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内务相朴一禹、民军一军团军团长李权武等。我们上前敬礼问候，走到朴一禹跟前，说了声"朴副政委好"。因为朴一禹同志不仅是朝鲜内务相、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还兼任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副政委、党委副书记，也是我们的领导。

宴请活动在一座楼房里进行。当时平壤市区还没有完全炸毁，一些楼房还保存完好。烧着炭火的室内摆着地桌，上有七八道菜肴，还备有酒。这在当时来说是标准很高的宴请。朝鲜同志说着客气的话，我们也礼貌周到地回答，很快双方就没有什么拘束了。

当时，朴宪永是朝鲜的二把手，是朝鲜南半岛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朴一禹和李权武都在中国工作过。朴一禹在山西担任过县委书记，两个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回忆起在中国的往事，甚至知道我们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哪一年在哪里工作过。

116师在平壤执行卫戍任务大约一个多星期。这期间，志愿军政治部专程派出工作组下来调查了解情况。据工作组的同志告诉我，彭总对杜平主任说："部队占领平壤，军事上比较顺利。政治工作方面碰到什么新问题没有？要派个工作组去，多方面搜集反映。"志愿军的领导对这方面的工作极为重视。

我派师政治部敌工科长邵亚修同志陪同工作组，并作具体汇报。其中谈到执行三项任务的情况。谈到部队清查和看管大批军用物资，没有发生群众哄抢现象，也没有发生部队私自动用现象。谈到全师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语言不通，就带着联络员挨门挨户走访。有的部队召开居民座谈会，到处宣传志愿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平壤市民感到十分新鲜。谈到指战员不分干部战士市民抢修水管、修理电线、挑满水缸、扫院子，甚至把牡丹峰剧院被炸坏的门窗也修好，主要街道上的垃圾清理干净。平壤市民夸奖志愿军说：你们中国同志太好了。工作组的同志听取汇报，明察暗访，耳闻目睹，感到十分满意。

12月26日，志愿军政治部向全军发出《政工通报第一号》，表扬了116师认真执行人城规定和做好群众工作的事迹，全师指战员受到很大的鼓舞。

二次战役以后，美军企图速战速决侵占全朝鲜的野心彻底破产，被迫向三八线实施总撤退。我们首批入朝的6个军经过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也打得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补充。在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志愿军党委和彭总的意见是暂时不过。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从国际政治高度考虑问题，指出必须打破"三八线"这个人为设置的心理障碍，要求部队立即发起突破三八线的新年攻势。因此，第三次战役，用彭总的话讲是"军事服从政治"的仗，就在这种情况下打响了。

1950年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116师离开平壤的半个月以后，我志愿军6个军齐聚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畔。傍晚，炮火准确地砸向三八线敌人的既设工事。担任主攻的116师经过周密准备，仅用13分钟就突破美伪军重重设防的临津江防线，趟着交错的浮冰冲向对岸，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史上的又一项"纪录"。

新年的第一天，部队在三八线以南分路插向敌人的防线纵深，向着议政府、汉城方向前进。许多部队连饭都顾不上吃，踏着大雪，赶着山路，一气前进十几乃至几十公里。

师里接到命令攻打距离汉城30来公里的一个村镇釜谷里，把这个任务交给李刚团长、任奇智政委率领的347团。师参谋长薛剑强同志也随团行动，加强指挥。

釜谷里的敌人是英军29旅的皇家来复枪团，也是建团很早的老牌部队，装备很好。战斗于下半夜打响。一开始，师指挥部通过报话机，不断接到347团战斗发展的消息。拂晓前，薛剑强参谋长用报话机向汪洋师长报告：347团冲进了釜谷里街里，抓了300多个俘虏，都是英29旅的，在那个小学校里憋着呢。348团部队赶快上来，往这边发展战果吧。

再往后，就没有音讯了，也不知道347团打得怎么样了。师指挥所里空气沉闷。我们都在心里想着，会不会347团出了什么问题？不久，347团通过军的电台转报师指挥所：那里战斗发展不太顺利，部队伤亡很大。师长立即决定派人率部队过去。

当时，石瑛政委不在师部，并且以后就调到军里任职去了，师的领导干部没有几个人。我主动要求带领348团上去，得到同意，就和师炮兵营营长杜博同志一起，立即出发。

一路上，炮弹、炸弹声不断。道路两侧的树林里，隔不多远就"砰"地一声升起一颗照明弹，把山路、雪地照得一片白。一开始还以为有敌人的伏兵，经历多了，才知道这是敌人撤退前预设的装置，起精神威慑作用的。

快到阵地了，就见前面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下来。我们迎上前去问是谁，薛剑强的警卫员从人群中出来，带着哭音说："是参谋长，牺牲了。"

我叫担架放下来，和杜博同志一起掀起白布，仔细端详薛剑强同志遗容，举手致以庄严的军礼，就叫担架抬走了。

薛剑强同志牺牲时还不到30岁。这是我们116师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牺牲师级指挥员，是我师的一大损失。

釜谷里战斗是攻占汉城前打得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347团著名的"钢铁连"，曾在辽沈战役义县战斗中独自支撑吴家小庙，立下大功的3营7连，最后打得只剩下七个人。连全国战斗英雄、副连长王凤江同志都在此战中牺牲。但7连又涌现出一位英雄人物：司号员郑起。他在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的情况下，挑起了指挥战斗的重任，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后来，郑起同志作为战斗英雄，参加了志愿军英模归国团，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1年1月4日，116师接到"韩指"（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指挥所的简称）命令，从北面向汉城发动进攻，执行攻取汉城的作战任务。我与高克团长、王兢政委率领348团在军师的编成内行动。348团派出了一支由副团长周问樵同志带领的先遣分队，走在前面。四日下午4点多钟就冲进了汉城，首先占领李承晚的总统府。这时，传来了命令，要求攻占汉城的志愿军39军和50军的先遣部队，在汉城不要多停留，迅速向南渡过汉江，向水原方向发动进攻。于是，我要通了先遣分队，与周问樵副团长通话，问他在做什么。他告诉我正在李承晚的总统府，准备洗澡。我告诉他要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不能停留，向南汉江和水原前进。至于洗澡嘛，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们只能速战速决喽。"

116师主力部队占领汉城以后，停留了几天。我们参观了李承晚的总统府。这是一栋多层楼房，房间不算多，有地下室，挂着大幅的军用地图，上面双方的战役态势都是新标出来的。我们还参观了朝鲜的皇宫和主要街区。这时，在汉城看不到几个朝鲜人，见到的都是华侨。据说，汉城有30万华侨，他们欢迎志愿军进城。汉城的老百姓比较富裕，与朝鲜不同，屋里有暖气，有鸭绒被，街道也很漂亮。汉城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前线部队仍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整，在汉城、议政府之间停留了半个来月，就奉命参加第四次战役，南下三七线，参加注岩里等战斗。以后又是运动防御作战和五次战役，一打又是四个来月。在这期间，部队除了补充几次兵员以外，一直艰苦作战。我已经明显感觉到部队的"疲"态，甚至有些很好的连队，打起仗来都有些"滑头"了。我们的部队该休整了。一部机器，如果连续运转，不维修上油也会滞涩。但是在朝鲜战争前七个月的运动战期间，形势迫使我军不得不如此。直到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新的志愿军轮战部队开至前线，我们39军才得以撤往二线成川一带休整。至此，抗美援朝运动作战阶段告一段落。

1951年7月，朝鲜交战双方的代表坐到开城，开始了为期整整两年的停战谈判，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斗时而平缓时而激烈。

我们39军部队撤回朝鲜北部的成川一带，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军政整训。在此期间，部分领导班子有所调整。军政委徐斌洲调离我们军，由李雪三同志接任政委，吴国璋、张竭诚同志调任副军长。大约1951年11月前后，我调离了116师政治部主任岗位，到117师任副政委。

对117师这支部队，我一直有一种亲近感。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在苏北泗阳县里仁集建立的新四军3师独立旅。当年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三年多的淮海二支队，就是这个师的主力团349团。我们那个泗阳独立团编为349团1营，我当区委书记带出的泗阳县4区区队，也编入这支部队。我到117师任职时，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是：师长彭金高，政委杨弃，副师长韩曙，参谋长薛复礼，政治部主任彭仲韬。

1951年底，39军部队重上前线，接替志愿军47军的防御阵地，开始了为期340天的临津江两岸防御作战。

临津江靠近铁原一带，都是起伏的山地，北高南低，对防御战比较有利。但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持久作战，固守阵地，仅靠地形有利是不够的，于是，军党委提出了防御战的三要素："工事、战术、意志"，把构筑坚固的工事摆上重要位置。部队不怕吃苦受累，从挖交通壕、掩体开始，琢磨出了相互联通的坑道体系。在防御正面二十多公里、纵深亦二十公里的阵地上，挖了上百里的坑道工事，十几万米的交通壕和掩体，人马、车辆、装备全部进入地下。

就在我到117师工作不久，从老部队116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师政治部在召集一次业务工作会议时，受敌机轰炸，死伤数十人。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一次应该说可以避免的损失。我调离116师时，政治部还没有主任，从北京派来一位副主任王泉同志主持工作。王泉同志虽然有国内战争的经验，但没有到过朝鲜战场，对美国飞机的规律缺乏了解。当出现敌机空袭的征兆时，他没有命令与会人员进入防空洞，而是将会场挪到树林深处，以为敌机看不到就不会有问题。谁知，美国飞机采用的是密集性的区域轰炸，一炸一片火海。在轰炸中，王泉副主任、师宣传科王更昭科长、几个团的宣教股长和宣传队长大部牺牲，只有少数人生还。这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

五六月份，敌我双方展开了争夺缓冲区的战斗，战事日趋激烈。我们117师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190.8高地争夺战和三打石岘洞北山的战斗。

190.8高地是我方阵地伸向敌方的一个条形小高地，地势复杂，沟多坎密。阵地战初期，双方都没有占领。各自的侦察小分队经常进进出出，发生过伏击、遭遇战斗。根据总部和军的要求，挤占阵地之间的缓冲地带，5月初，师指挥所命令350团1营上了190.8高地，日夜不停地构筑防御工事，这里成了我方的一处前沿阵地。等到敌人的小分队再经过这里，便遭到了猛烈的火力封锁。这一下，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从五月下旬起，围绕着190.8高地的争夺，我们117师和对手美军第45师都动用了团级以上规模的部队和大量的加强兵器，连续争夺一个多月。

6月上旬，敌人在190.8高地前的活动明显增加，炮击频繁。每天落到我们师几处阵地上的炮弹有一万多发。看起来是对每处阵地都增加了压力，实际上主要目标还是190.8高地。果然，从6月12日起，美45师调集了30多辆坦克，成团的步兵，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配合下，重点对我190.8高地展开大规模进攻。那几天，高地上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在几天时间里连续发动了37次密集的攻击，最后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了。350团1营的部分人员进入了坑道。这时，涌现出了一位英雄人物：1连6班班长高云和。他带着全班坚守在最前沿的坑道，与大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成了阵地上一颗拔不掉的"钉子"。在连续五昼夜的艰苦战斗中，高云和与战友们靠牙膏和墙壁渗出的水滴，地上抠出的湿泥解渴，但打死打伤了成百的敌人。他使用的转盘机枪，战后被陈列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190.8高地的争夺和不久后进行的三打石岘洞北山的战斗，改善了我师的防御态势。和兄弟部队一起，我们39军在临津江两岸的防御作战中，不仅确保了基本阵地，而且向前发展推进了14平方公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毙伤俘虏美伪军两万多人。

1953年2月，我调任39军115师政治委员。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接近尾声。

115师是一支老部队，前身是徐海东等同志带起来的鄂豫皖红25军主力。这个师的343团是一个建制比较完整的红军团，有一个红军团部和6个红军连。这在整个人民解放军中都是为数不多的。115师师长王扶之同志是红小鬼出身的年轻指挥员，作战有勇有谋，我们很早以前就相识，工作配合起来很好。

1952年底，志愿军建立了西海岸防御指挥部，重点防止敌人在朝鲜侧后实施大规模的登陆冒险。39军奉命担任战役总预备队，我们115师进至平壤以北的殷山、舍人场地区。当时，各项应战准备工作抓得很紧，灌输给部队三句话：第一句是，肯定敌人要登陆，第二句是，肯定要在西海岸登陆，第三句是，肯定要有大规模空降。这三句话是不是把话说绝对了呢？不是的。是在周密分析敌情基础上制定的备战指导思想。敌人预先有准备要打，如果我们无准备，这个仗"肯定"就打败了。如果我们准备充分，条件也可能起变化。这里的关键是准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115师部队在我和王扶之同志带领下，从军政两个方面紧密配合，抓紧备战。我主持了模范党组织、团组织的评选和宣传推动工作，灌输军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及思想教育动员，王师长抓了反空降、反登陆的战术训练和作战演习。部队克服麻痹思想，鼓足干劲，不怕疲劳，挖了足足够两个师人马全部转入地下的防御设施。后来的实践证明，志愿军部队在西海岸充分的抗登陆准备，确实使美国的新任总统、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无隙可乘。在打无把握和不光彩的两难选择下，不得不选择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这一条道路。

1953年4月底，我们115师奉命与54军部队换防，将防务移交友军，从温井地区登车回国。至此，光荣地结束了为期两年零七个月的抗美援朝参战阶段。

如果从苏北抗日军政干校参军算起，到朝鲜战争结束，我整整经历了十四年的革命战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学员、基层干部，成长为一个主力师的领导干部。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打大仗、打恶仗，立下战功。身边不断有熟悉的战友倒下，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负过伤。我想，这恐怕也是一种幸运吧。这段在党的领导下长期革命战争的生涯，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从而使我能够更好地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去。

【陈绍昆（1921~2020），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宿豫区）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学员、训育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队长，泗阳县4区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泗阳县6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教导员，泗阳县7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教导员，泗沭县总队副总队长，泗沭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新编第1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淮阴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15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6师348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39军116师政治部主任、117师副政委、115师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第39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冶金工业部革委员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