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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古代有三大自然灾害，瘟疫、旱涝、蝗灾，明朝末年可谓灾害频发。崇祯时期，先是大旱、接着是蝗灾、最后是瘟疫，饿殍遍野，人相食。
明朝末期的官僚体制本身就很腐败了，再加上这等天灾，可谓天要亡大明，从万历至崇祯年间发生的蝗灾是明朝历史上的高峰期。
明朝初期也曾遭受过一些蝗灾，不过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均远不及明朝末年，其中北方的蝗灾比南方更为严重，而北方众多地区又以中原地区为重灾区！
开封府作为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核心经济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时期被誉为天下第一府，《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当时的繁华，这片土地创造了令后世为之敬仰的文化艺术。
但鲜有人知的是开封府，也是一个蝗灾多发的地区，千百年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不知因小小的蝗虫而遭受了多少的人间惨剧！
今天笔者就以明朝时期的开封府为一个窗口，浅谈一下蝗灾之下的中国古代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不正之处望诸君指出。
蝗灾所造成的的人间惨状，究竟有多恐怖据开封府地方县志记载：
“嘉靖十九年钧州新郑密县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至，又罄，则人相食。”
看着满天的蝗虫，开封新郑密县的灾民都以蝗虫为食物，吃完蝗虫，无食果腹，就出现了吃人肉的惨状，说到这里有的朋友或许会疑惑。
既然灾民可以吃蝗虫，那么蝗虫也不至于成灾吧，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民解决不了的，实则非也！
蝗虫虽然可以吃，甚至现在某些地方都有吃蝗虫这道地方特色菜，但如果遮天蔽日的蝗虫从头顶飞过，足以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
打个最浅显的比方，当蝗虫吃了一斤的麦苗时，农民损失的不是一斤麦苗，而是这一斤麦苗完全成熟后的五斤粮食，相当于农业生产的进程被蝗虫打破了。
尤其每当旱灾过后，蝗虫往往会大量出现，扑打、网捕、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在蝗灾发生的初期，人们或许还能靠着存粮或捕捉蝗虫为食物。
可当粮食吃光了，蝗虫也吃完了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吃树皮了，甚至吃观音土的都有，大批大批的百姓被饿死，路上尸体到处都是。
有力气的往外迁徙，到别处找条活路，寻口吃的，没力气走不动的，直接就倒下了，沦为豺狼甚至同伴的食物。
这时候别说有没有蝗虫吃了，只要是活物，除了人之外，基本都是拿来吃的，至于什么吃耗子肉、吃田蛙肉，那都是极其幸运的了，放眼望去四周一片光秃秃的，大夏天的就跟快要入冬似的，除了黄土，没有一点颜色！
蝗灾直接作用于农民的庄稼粮食，粮食欠收所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
如果饥荒严重时，尸行遍野，会进一步导致瘟疫，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毁灭性打击，明朝的覆灭就有这一方面的因素。
嘉靖、万历、崇祯三朝——开封府蝗灾的高发期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蝗灾，是明朝自建国以来较为严重的，旱灾、蝗灾交替进行，山东、河南、山西皆受蝗灾。
当时的百姓称嘉靖一朝是“家家皆净”，嘉靖在位46年，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年份有19次。
万历时期的情况与嘉靖差不多，万历在位48年，开封府发生蝗灾19次，其中崇祯在位时，开封府的蝗灾，直接达到历史最高峰！
虽然崇祯在位只有17年，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年次只有10次，但崇祯时期的蝗灾比万历和嘉靖时期都要严重得多！
开封府发生蝗灾的县次数量，从嘉靖时期的62次、万历时期的70次，直接飙升到了崇祯时期的95次，这里的县次意为一个县发生一次蝗灾，这样统计的。
明朝时期，开封府下属30多个县，发生蝗灾县次却在60多次，甚至90多次，这说明有些县区是反复多次发生蝗灾的。
尤其是崇祯时期，加上当时的瘟疫流行，旱灾后蝗灾、蝗灾后瘟疫，地方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再加上明朝末年的官僚的腐败，中央对地方也逐渐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力！
明朝初期虽有蝗灾发生，但也不至于如此大规模，开封府的蝗灾之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成为动摇地方统治的根基，其原因有二。
一是天气的影响，明朝中后期全球气候转入小冰期，水滴都结成冰块封起来了，海陆水循环自然也就放缓了。
雨水不足导致各地出现大面积的干旱，干旱过后的土壤，特别适合蝗虫卵的孵化，大旱生蝗灾，民不聊生。
二是明朝官僚体制自身的腐败，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文官集团拉帮结派，宦官专权弄政，中央与地方的监察体制大大失效，官僚阶级对百姓的盘剥，日甚一日！
在大旱、蝗灾来临时，地方政府对于百姓的盘剥，无异于伤口撒盐。明朝崇祯末年的朝政腐败是众所周知的，加之要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军费开支巨大。
不得不对百姓加大了税收力度，当时的百姓称崇祯一朝为“重征”，当蝗灾发生时，中央朝廷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还有心思管那些被蝗虫侵扰的百姓。
明政府末期的天灾不是王朝覆灭的挡箭牌，开封府的百姓忍饥挨饿，也不完全是天灾，地方政府的盘剥，朝廷的不当举措，都是一场场蝗灾反复发生的催化剂。
一场天灾往往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客观标准，平时无论当局政府如何吹嘘太平盛世，可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政府的各种无脑操作，官僚体制的贪腐，都会暴露无遗。
这一条检验执政标准的铁律，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在保证政局足够清明的情况下，也要从根源解决蝗灾问题，从科学治理的角度入手。
气候特征、地理环境、农作物结构，开封府蝗灾的三大诱因明朝开封府之所以容易发生蝗灾，原因有三。一是当地的农业结构，刚好迎合东亚飞蝗的胃口，玉米、小麦、高粱、稷等禾本科植物，都是东亚飞蝗非常喜欢的食物。
二是开封府辖区内，河网密布，其流经水量大多有雨水补给，但随着明朝中后期全球小冰期的来临，海陆水循环受到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像开封府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到的影响更大。
所以每当旱灾或洪灾过后，河床上极容易形成浅滩荒地，这些浅滩荒地恰恰又是沙秋科植物的最佳生长土壤。
大量的浅滩荒地不仅为东亚飞蝗的产卵提供了适合的环境，浅滩上野蛮生长的沙秋科植物，也是东亚飞蝗喜欢的食物。
三是开封府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本身就容易形成洪涝灾害，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就是汛期来临时，河道水位猛涨，汛期过后水位又极速下降，忽高忽低的水位很容易形成浅滩荒地！
加之，上中游的黄河频繁改道，这就导致下游的开封府内的河道更加不稳定，水位的极速变化致使农田被淹，大水过后就是一片大荒地，这些荒地成为了东亚飞蝗的天堂！
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八年春正月，河决开封城；洪武二十年河溢，冲汴梁；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崇祯十六年秋九月，河决入涡河。
开封府的农作物结构、气候特征、地理环境，三者均完全满足了东亚飞蝗的生长繁殖条件，在加上当时全球的小冰河气候影响，开封府的蝗灾就更加频繁了。
从开封府蝗灾的频繁发生中，智慧的中国人民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
一是兴修水利，这是从根源上减少蝗虫的产卵场所，只要河道不泛滥，浅滩荒地的少了，蝗虫的产卵场所就少了。
二是开垦荒地，如果已经形成了浅滩荒地，应该立马开垦，将“蝗土地”变为“黄土地”！
三是改变农作物结构，这一条实行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中国各地的粮食作物基本上都是千百年来的总结，基本上已经是做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优化。
也就是说这片土地上，只能种这种作物，除非在改变作物结构的前提下还能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不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贸然改变其农业结构的，这个风险农民很难承担。
再说了，大规模的蝗灾也不是经常有，小量的蝗虫对于农作物的经济损失，远低于改变农业结构所带来的损失，因此“改变农业结构”以治理蝗虫的措施，可以认为是纸上谈兵，可行性不大。
四是积极保护有益生物，自然界的所有动物都是处于生态平衡的状态，蝗虫的克星大多是鸟类、蛙类、小型肉食昆虫。
因此保护好自然的生态平衡，也相当于在抑制蝗虫的极端繁殖。
中国蝗灾的高发区一般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也就是黄河泛滥的主要区域，还有就是蒙古草原地区。
由于黄河水的经常泛滥，造成了河道两岸极容易形成大面积浅滩荒地，其中开封府的兴衰更是与黄河息息相关。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毁河南黄河花园口，而开封府直辖下的大片区域恰恰就是位于黄河花园口下游，滚滚的黄河之水泛滥成灾，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造成许多人间惨剧！
果不其然，就在黄河花园口被炸毁的第四年，河南爆发了1942大饥荒，这一年河南大旱，之前泛滥的黄河浅滩荒地，一下子就变成了蝗虫繁殖的温床。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这句古话又被应验了，只是这次的蝗灾多多少少都有蒋委员长的责任，之前炸毁的黄河花园口，此时的副作用凸显出来了。
蒋委员长当时的饮鸩止渴，在现在看来无异于拿百姓的生计去堵日军的枪口。
卖草席出身的刘备大军撤退时，尚且知道要带着百姓一起走，自称文章天下第一的蒋委员长却不知道！
与明朝崇祯末年发生的饥荒一样，国民政府在处理河南饥荒上，也是存在官僚贪污腐败的情况，使得本来就糟糕的灾情，又进一步扩大！
崇祯时期是内忧外患，国民政府时期也是内忧外患，二者处理大旱饥荒时的表现，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又转回了原点，开封地区的百姓又遭受了一次人间惨剧。
结语：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和政府对于农业的生产是极为重视的，针对于我国的蝗虫泛滥重灾区，即黄河泛滥区域、蒙古草原区域，我国都设置了大大小小的蝗虫监控指挥部。
时刻监控蝗虫的种群数量，当发生蝗灾时，就立马派遣飞机喷洒特制的蝗虫农药，以达到杀蝗而不伤农的效果。
在党和政府的英明治理下，曾经泛滥的黄河水也变成了真正的生命之水。
开封府地区的百姓又重新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如今的河南开封已经是中国华夏文明的象征，各种古建筑和文化祠堂静静诉说着“天下第一府”曾经的荣耀。
现今的开封已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是河南众多文化名片中的一张，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有着坚韧的品性，他们战胜了旱灾、消灭了蝗灾，传承着五千年的文化血脉。
参考文献：
《中国飞蝗生物学》
《河南蝗虫灾害史》
《明史》
《明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