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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毛主席接见了华东军区后勤部的一位部长，他是搞生产的，名叫“王勋”。
而回到家后，他的妻子徐寄萍却有了疑惑，丈夫就是一名普通干部，毛主席为何要见他？
于是，她向丈夫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丈夫才讲起了自己最近办成的一件事。
他恢复了自己的原名“毛泽全”，他还说自己其实是毛主席的堂弟，只不过各种原因，他们已经12年没见了。
徐寄萍同志与他结婚8年，到这会儿才知道，丈夫与毛主席是亲戚，这令她惊讶不已。
不过，他周围的战友、同事，这些年也更不知道王勋同志的真实情况。
那么，毛主席和这位堂弟之间有什么交往，后来又是因为什么事12年没有联系。
相别12年
毛主席对于这个堂弟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所做出的成果，担任的职务，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多年以后，在一场宴席上，主席曾对席上的做客的乡亲们说，让他们多向一些人学习。
他说，这些同志都是靠自己，靠组织一步步走出来的，其中就提到了毛泽全同志。
毛泽全同志改名为“王勋”后，他离开了延安，抵达繁昌兵站，做起了指挥员。
他与妻子徐寄萍也是在这一期间认识的，1942年，应组织要求，他到苏中新四军1师2旅，在供给部工作。
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认识了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担任会计一职的徐寄萍同志。
两人产生感情后，逐步走入了婚姻，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妻子对他更为熟悉的是两人在供给部工作的经历。
在工作中，他的同事、战友都非常欣赏他。因为他为人低调、谦虚，生活上也朴素到了极点。
更重要的是，在后勤工作上，他很有心得，帮助同事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由于他从来不提老家的事，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亲属关系，自然更不知道他与毛主席是堂兄弟关系。
时间飞逝，1949年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而毛泽全同志调到南京军区做后勤工作，当着祖国的“粮草官”。
他们一家有了三个孩子，生活稳定、幸福，带着对新中国未来的向往，他向组织申请，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那时，他在华东军区，负责后勤部的生产工作，一次，他得空后，带着6岁小女儿，回了趟老家韶山。
看着家乡焕然一新，大家安居乐业，他心中无比自豪，也就是那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家堂兄毛主席。
上次他们谈话，还是在延安的时候，那次一别，他们已经12年没见了。
毛主席那边，对他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他的这个堂弟从来没有找他帮忙。
1950年，毛泽全同志到北京开会，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想见一面。
毛主席得到消息后很高兴，立马请他来做客，他对这个堂弟印象深刻，革命时期曾做了不少工作，为人低调。
两人一见面，简单寒暄一番，主席就问起他离开延安之后的经历。
到这个时候，主席才知道，堂弟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勋”，一直在大后方当“粮草官”。
毛主席听完他的叙述后，很高兴，还颇为幽默地分析起他的名字。
主席说，“王”这个字好，长得端正，不像“毛”字下面还拖着个尾巴。
就在两人叙旧时，陈毅将军也来到主席的处所，他同将军介绍了自己的堂弟。
陈毅将军一看，这人不是自己的老部下吗，他乐呵呵道：“我知道，在皖南还有新四军军部，我们早就见过面啰！”
可见，当年在新四军工作时，毛泽全同志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年后，过了2年，这年夫妻俩都调到了北京，于是一家人都搬了过去。
得知堂弟近况，毛主席特地请他们一家人过来，一起过中秋节。
作为一名普通干部，徐寄萍同志得知要见主席，还要跟他一起吃饭，心中紧张不已。
不过，等他们一家人到主席的住所后，她有些意外，真实的毛主席比想象中的更加平易近人。
在饭桌上，他们聊起了战争时期的事，关于毛泽全同志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为何改名，一家人都有了答案。
少年的榜样
1952年中秋，毛主席的家里来了特别的客人，这位客人是他的亲戚，曾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从未找他帮忙，这位客人就是毛主席的堂弟毛泽全。
在饭桌上，他们谈及了当年革命时的事，堂弟后来改名，阔别12年的事，也有了答案。
新中国之初的中秋节，虽然大家都很穷，但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日子，大多数人家还是尽全力办得热闹。
但毛主席的居所里没有一点节日的氛围，屋檐和房梁柱都是褪色的模样，没有修缮的打算。
毛泽全同志一看见主席，就朝他打招呼，喊着“三哥”。毛主席听见后，站起来同他热情地打招呼。
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就先同她聊了几句，询问了过往经历和家庭情况。
当年，徐同志是投笔从戎，1941年与同学们约好，一路跋涉来到苏北，找到新四军1军参军，后来就到后勤当了会计。
她的父亲是一名教授，只不过已因病去世，母亲健在，她还有两个妹妹，同她一样都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她们都曾参与过情报工作。
毛主席微笑听着，他向来欣赏像徐同志这样，积极投身革命的家庭。
正是有了他们这样的人民，革命才得以胜利，祖国才有了新生。
紧接着，毛主席又打趣道：“徐寄萍同志，你是上海的高中生，怎么看上泽全这个放牛种田娃的？”
徐同志没有说话，只是笑着，夫妻两人还相互对视了一眼。
主席一看心中了然，他说：“好啊，泽全是工农分子，你是革命知识分子，这很好啊，我们就是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嘛！”
在饭桌上，大家聊着天，而最为活跃的话题就是，毛泽全同志当年是怎么决定革命的，后来为什么要改名。
毛泽全比主席小了16岁，毛主席大了他一轮多，也就是说，主席出去读书的时候，他才刚刚出生。
虽然两家距离很近，主席老家在上屋场，他们家在东茅塘，相距2、3里，不过因为年龄，两人最初没有什么交集。
但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却在后来成了他踏上革命的榜样。
等他长大一点后，虽从没见过堂兄，但家里经常会讲到他，由此他也心生向往，想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长到少年时期，他向家里提出想要读书写字，然而，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乐观。
早年，他父亲已经去世，整个家里就靠着母亲一人支撑。
他母亲何尝不想让他去读书，奈何拿不出稻米给先生，他最终没能读成书。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在农田里穿梭度过，他也曾按家里的安排，安心做一个普通农民。
比如，家里给他定过娃娃亲，他听了家里的话，和对方结为了夫妻。
但很快，夫妻两人发现过不下去，兴趣爱好都不一样，经常会产生矛盾。
那时，他的心里已经酝酿起了一个愿望，他也要像堂兄那样，走出大山，要去革命。
思来想去，他最后决定离开韶山，他出走后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南京。
那里有他的堂叔毛宪，这位堂叔那时在当局工作，担任调查专员一职。
堂叔帮了忙，把他安排做了收发员，他就这样暂时在南京安定下来了。
只不过，抗战爆发后，他的堂叔因病去世，他听闻堂兄在延安建立起了根据地，正积极搞革命。
1937年，他的另一个亲戚，毛远耀同志，在韶山乔装成教书先生，带着他还有另一位堂叔，毛泽青，前往了延安。
他们走的这一路十分坎坷，这年7月份，他们先到了南京，而后才转往武汉。
紧接着，又从广西、四川往延安走，那时，他们没有车，只能靠两只脚走。
除了路途遥远，还要躲避敌人的检查，一路上充满了各种考验。
3个月后，毛主席才见到了，来延安决心搞革命的亲人们，从这里，他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么，在后面的日子里，毛泽全同志又是为了什么改掉了自己的姓名？
真挚的情感
1937年，毛泽全同志做了个影响一生的决定，去延安搞革命。
而在前往新四军工作后，他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与主席失去了12年的联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37年10月，毛主席在延安迎接了前来革命的亲人，他心中非常高兴。
随后，主席安排他们到党校学习，也是在这里，毛泽全同志学习了文化知识，还见识到了许多先进思想。
学习满1年后，他顺利毕业，组织安排他到新四军岩寺兵站工作。
就任后，他积极工作，为军部做出了不少贡献，后方的支援井井有条了不少。
有一天，他刚给大家开完会，时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同志找到了他。
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组织上很认可他的工作成果。
那时，不少同志还知道，军部里来了个新同志叫毛泽全，工作能力特别强。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不少国民党人士也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堂弟。
但奇怪的是，这个堂弟一点关系都没靠，也没做大官，甚至还认为岩寺是新四军内部的一个重要机关。
事实上，这群人只是在染缸里待久了，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实际上，在组织内部，不存在他们那些利益勾结，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而工作。
不过，袁主任得知情况后，心中有些担忧。
虽然双方处于合作期间，但那时明里暗里发生“摩擦”屡见不鲜。
为了保护毛泽全同志，还有机关，袁主任建议他改名，降低影响。
他深以为然，立刻将名字改为了“王勋”，并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繁昌工作。
说起来，他实际上就只见了堂兄一面，但在延安那一次短暂的谈话，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自那以后，他更加低调做人，绝不靠关系，踏踏实实地工作。
中秋做客后，毛主席与这位堂弟有了更多的联系。
而在毛泽全一家人眼中的毛主席，与普罗大众看到的那个“主席”更加不同。
据徐寄萍同志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说到身体健康问题，徐同志说她经常头痛。
毛主席跟她说，有的时候头痛可能是因为耳朵上有疾病，建议她可以去看看耳朵。
不久，她就去医院看了耳朵，进行了治疗，这件事就被她抛之脑后了。
但没想到的是，三年后，1956年4月晚上，他们一家第三次到毛主席家做客时，主席竟还记得这件事。
他问徐同志：“现在头疼应该好些了吧！我看你气色好了不少。”
毛主席一辈子与家人的合照很少，这次见面，他就想起了徐同志上次提议的，大家一起拍合影。
于是，他叫来工作人员，和大家一起拍照，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了毛泽全一家，而这也成了他们一家最珍贵的纪念之一。
毛主席如此细心，几年前的小事他都记得如此清晰，他对每一位家人都是非常用心的。
再说到毛泽全他们一家，毛泽全同志本人一直坚守原则，绝不靠堂兄的关系，认真工作。
他对自家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踏踏实实做人，靠自己、靠组织才是正道。
他的大女儿远慧对此印象深刻，她在北京上小学，一周5天住学校，到了周末家长来接小孩。
他们那所学校有很多首长的孩子，因此，一到周末，学校门口停满了小轿车，还有吉普车，排场很大。
她的父亲也是一位部长，但每次来接她的时候，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
那个时候，小孩子不懂，只知道人家有四轮车，自家只有两轮车，多少有种失落感。
她憋了很久才跟父亲讲了这件事，不过，毛泽全同志心中早有预料。
他很严肃地跟孩子讲道理，他说自行车不差，一样也能载人回家。
他还讲到了自己以前的事，说延安那会儿，他和大家都是靠两条腿，走路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给女儿讲了自己说这些的目的。他认为，在学校，大家比的是学习，而不是别的东西。
他希望以后女儿要和别人比，就比谁的成绩优异，谁学到了东西，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父亲的这番谈话，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全一家人越难见到毛主席了，到了后面打电话也写信也很困难。
他们最后一次通信，是他去内蒙古工作那次，他想要一张主席的全家福。
主席回信说他没有全家福，但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相片，并叮嘱他好好工作。
自那以后，他们就很难联系上了，再见面已经是1976年9月18日，他们一家设法前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那天大会结束时，毛泽全同志伤心到昏了过去，在医院住了1个月才好。
在后面的32年里，他继续认真工作，帮助困难的同志，努力践行着自己的原则
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思想，从不靠主席，只靠自己，靠组织，这也为后来的人们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