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湖南省衡阳市长安乡派出所户籍科的门前，出现了一位面容憔悴、头发花白的女子。这位女子看起来约莫五十多岁，她的神色带着一丝激动，一坐下来就开始流泪，声音也结结巴巴的。她向户籍民警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她自称名叫李存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十九岁那年，她从应坡乡嫁到了长安乡。然而，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她遭受了丈夫的家暴。在忍无可忍之下，她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她决定返回故乡时，却发现自己已被注销了户籍。
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后，年过半百的李存英希望能够回到故乡，重新落地生根。户籍民警对她的遭遇深感惊讶，并立即根据她提供的信息调取了相关资料。他们发现，李存英的户籍确实在很久以前就被注销了。那时正值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由于她多年的杳无音讯，乡里为她开了一张失踪证明。可能是认为她早已离开人世，她的丈夫便为她注销了户籍。
尽管失踪了二十多年，注销户籍的条件已经满足，手续和流程也都没有问题。然而，既然李存英活生生地回来了，她的户籍就应该得到恢复。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并非易事。眼前的女子与档案中的照片相差甚远，而且她无法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糟糕的是，她的娘家和婆家的亲人都已经去世了，就连她的丈夫也在几年前因病离世。虽然她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离家时他们还很小，对母亲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情况上报后，户籍科的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通过片区民警的深入调查和居委会、村里老人的核实，他们最终确认了这位女子的身份。她确实是李存英，并为其补办了户口。
李存英向民警坦言，她当年选择离家出走，完全是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在那个年代，她没有选择离婚，而是选择了逃避。这二十多年来，她从未想过回家看望儿女，因为心中的伤痕始终难以愈合。在李存英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态度一直十分冷漠，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责备或虐待她，只是很少给予她温暖和鼓励。年纪小小的她便开始承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甚至没有机会去上学读书。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女孩子大多都是文盲，能够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虽然李存英的个子不高，相貌也并不出众，但她却非常能干，无论是种地还是做饭，她都能够做得井井有条，无需父母操心。然而，父母的冷淡态度却让她内心深处滋生出自卑感。
在李存英十九岁那年，父母开始为她寻找夫婿。虽然那时已经是1985年，自由恋爱已经开始兴起，但在很多地方，仍旧讲究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李存英并没有太多选择权。
因为李存英的贤惠和能干，很多媒人都到李家来说媒。经过父母的筛选，他们选择了长安乡的廖见。说亲的时候，李存英远远地看了廖美成一眼，他看上去文质彬彬，有些腼腆，相貌端正，媒人还告诉她，廖美成是一个文化人，读了很多书，家庭条件和礼节也都还不错。
在李存英的印象中，读书多的人通常都知书达礼、性格温柔且懂得浪漫。她常常听廖美成说些自己听不懂但又觉得高雅深奥的诗句或者是成语。虽然这会引来大部分不识字的村民的嘲笑，但同时也让他们暗中羡慕。
虽然李存英并不算差，但仅仅是不识字这一条，就让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廖美成。这一点也成为日后她被丈夫和婆家嘲笑最多的地方。这也让她在婆家的地位变得低下。然而，在结婚前，李存英并没有想过这么多，她对这门亲事还是有所期待的。
在两家父母的操办下，没有感情基础的两个人就这样结婚了。懵懵懂懂的李存英嫁到了离家一百多里外的长安乡。婚礼很热闹，村民们也很热情，廖美成也很会说话，表现出来的气质也与众不同。然而，婚后的生活却并没有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美好。李存英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廖美成，原本以为找到了理想的伴侣，却没想到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婚后的生活让李存英从天堂跌到了地狱，那个看似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是个恶魔。在外人面前，廖美成维持着好形象，但回到家，他暴露出真实的面目，对李存英实施家暴。
没有感情基础、缺乏共同语言的婚姻，让李存英倍感孤独和无助。廖美成看不起李存英，认为他配不上自己，从未将他当作真正的妻子。而李存英则默默承受着家庭琐事和公婆的照顾，却换来了廖美成的无情打骂。
那个晚上，廖美成喝得烂醉回家，李存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却遭到廖美成的猛烈攻击。连续的巴掌让李存英几乎失去意识，他愣在那里，脑袋里嗡嗡作响。虽然父母对他不够好，但从未动过手，这一刻的李存英彻底懵了。
廖美成的行为在农村并不罕见，但如此无理取闹、毫无缘由地打骂媳妇儿的人还是少见的。毕竟大家都是为了过日子，总得有个是非曲直吧。
刚结婚不久，李存英遭受了丈夫的暴力，原因仅仅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李存英当即与丈夫大吵起来。然而，廖美成却借着酒劲越来越凶猛地打她。更令人气愤的是，公公婆婆在听到动静后，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帮助丈夫训斥她，这使李存英更加痛苦。酒醒之后，廖美成毫无悔意，反而更加嫌弃李存英，认为自己娶了一个文盲媳妇是耻辱。他完全无视了李存英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那一次，李存英哭了很久，但刚结婚，她不想闹出笑话，所以选择了忍耐。然而，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廖美成在外面总是笑容满面，但一回到家就变得冷漠而脾气暴躁。他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要稍有不顺心或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对李存英拳打脚踢。如果李存英反抗，他打得更凶。由于没有公婆的支持，在长安乡也没有亲戚朋友，李存英孤立无援，根本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忍受。日子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后来，李存英实在无法忍受殴打，不得不逃回家，请求父母为他主持公道，因为这是他们安排的婚姻。然而，李存英再次失望了。听完他的哭诉后，父母竟然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农村人打媳妇是很普遍的。两人不仅没有为李存英主持公道，反而劝他要忍耐，顺从公婆和丈夫。他们在当天就把她送回了家，并明确表示希望他不要再随便往娘家跑。
李存英的心中一片冰冷，对娘家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廖美成看到没有人支持他，气焰更加嚣张。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拳头却越来越多。李存英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虽然不至于伤痕累累，但她的皮肤从来没有正常过。至于离婚，只能停留在想法上。在那个年代，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甚至回娘家次数太多都会受到指责。离婚的女人，在旧时代的眼光里，往往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她们不仅遭受社会的冷眼，连自己的娘家也往往无法给予庇护。李存英，一个被丈夫暴力所笼罩的女人，她早已失去了提出离婚的勇气。然而，母爱的本能驱使着她，当她怀上孩子的那一刻，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孩子能成为她在婆家地位的保障，也许还能让丈夫有所转变。
几个月过去了，李存英的肚子渐渐隆起，这确实让丈夫廖美成的手暂时停了下来。但他的态度依旧轻蔑，公婆也对她不闻不问。当得知李存英生下的是女儿，廖美成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甚至没有看孩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新生的生命并没有带来期待的转变，反而让李存英深感绝望。
她不明白，身为文化人的丈夫为何也如此重男轻女。月子期间，她独自承受着身体的虚弱和心灵的痛苦，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家务琐事也依旧繁多。这些沉重的负担为她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时常让她感到全身酸痛。
即使如此，李存英仍然努力地维持着家庭的和睦，期待着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出月子不久，丈夫的暴行再次开始，一次比一次更狠。
1988年，李存英再次怀孕，并幸运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次，丈夫和公婆的脸色终于好转。李存英心中暗自松了口气，以为苦日子终于要到头了。的确，生下儿子后，挨打的次数减少了，虽然丈夫依旧冷漠，但她的内心已经有了些许安慰。她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两个孩子身上，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李存英不仅要照顾他们，还要处理繁重的家务。生活的重担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而丈夫却始终袖手旁观，除了打骂之外，没有任何帮助。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廖美成对李存英的轻视和指责一直不断。他总是认为李存英没有文化，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但实际上，他自己的行为却常常与他的高谈阔论背道而驰。他眼高手低，只会指责别人，却不愿亲自付出努力。这导致了不良的后果，也给李存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遇到问题时，廖美成总是将责任推给李存英，甚至在孩子面前也不留情面。
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李存英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妇人。她从未过上过一天好日子，对未来感到惶恐和绝望。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也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开始考虑逃离这个家，逃离丈夫的侮辱和暴打。
终于在1997年的一天，李存英下定了决心。在又一次遭受丈夫的暴打后，她偷偷地收拾好行李，搭车去了县城，然后买了最近一趟火车的车票。她没有目的地，只是想要离开这个家，离开丈夫的魔爪。在离开前，她犹豫是否要带走孩子，她舍不得孩子，但她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她们，也不能给她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火车上，李存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下了火车后，恐慌感再次袭来。她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还要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作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在陌生的城市里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想要谋生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李存英认为就算饿死，也比在家里强。她不怕吃苦，也不怕累，甚至不怕被人欺负。她开始在餐厅洗盘子、刷碗，为了生存而奋斗。在工地上，他从事过各种底层工作，从保洁到传单派发，每一项工作都尽心尽力。尽管薪水微薄，劳动强度大，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对于家庭和丈夫，他已感到冷漠，唯一让他牵挂的是他的孩子。他深知，为了孩子的未来，他必须坚持下去。
李存英的梦想曾是赚了大钱后，衣锦还乡，以豪掷千金的姿态傲视丈夫，为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让那些曾经嘲笑和轻视他的人羡慕不已。然而，梦想虽美好，现实却冷酷。年岁已高的李存英，文化水平有限，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有限，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他频繁更换住址，一方面担心被丈夫找到，一方面也在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二十多年来，他辗转于各个城市，虽然见识有所增长，但生活并未因此有所改变。他最好的工作就是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然而，广东、深圳等地的机遇并非如他人所说，随处可见。在打工期间，他不慎丢失了身份证，这使他陷入了困境。他不敢回老家补办，只能成为黑户。没有身份证，他的生活处处受限，只能打黑工。受人欺凌、工资被克扣都是家常便饭。无奈之下，他听从工友建议，办理了假身份证，用假名生活。从此，“李存英”这个名字被人遗忘，他的所有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导致后来他的户籍被注销，人们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生活的艰辛、漂泊的无奈，都比不上对孩子们的思念。然而，他始终没有勇气灰头土脸地回去。直到年过半百、身体日渐衰弱时，他才决定回到故乡。这么多年过去，丈夫或许已经再婚，孩子们也不知所踪。他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是否还在恨他。李存英并不奢求孩子们的谅解，只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现状。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赚到足够的钱，无法给予孩子们更多的补偿。李存英鼓起勇气踏上了归途。抵达村口，他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二十年间，长安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模样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村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认出他来。
“陈英啊，你没死啊。” 村民们惊讶的声音响起，他们上前握住他的手，询问着各种问题，让李存英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虽然村民们很热情，但明显流露出了一些疏远和同情。李存英很快明白了同情的原因：他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处破败不堪、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
这二十年来，廖家也发生了许多变故。公公婆婆早已离世，丈夫廖美成没有再婚。虽然他努力维持着文化人的形象，但自从李存英离家出走后，家暴的传闻就开始流传，再加上收入低、负担重，没人敢嫁给他。四年前，廖美成因病去世，据说死前十分凄凉，几乎没有亲人陪伴，后事由村委会操办。
对于丈夫和公婆的离世，李存英虽然有些感慨，但并不怎么在意。他对这个家庭早已没有感情，在一次次的家暴中感情早已消磨殆尽。他更关心的是女儿和儿子的状况。
从村民的口中，他隐约感到了不安。女儿和儿子怨恨他也就算了，为什么连父亲的后事都不理？是不是也遭受了委屈或伤害？李存英急切地追问女儿和儿子的状况。听到答案后，他泪流满面。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儿，父亲脾气又暴躁，她的处境可想而知。在李存英离开后，她吃了很多苦。直到嫁人后，情况才有所改善。丈夫和公婆对她都很好，脱离原生家庭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她不仅怨恨父亲，更恨母亲，而且早就认为李存英已经去世了。
至于李存英的儿子，他的命运也是波折不断。在成长过程中，他遭受了不少磨难。父亲脾气暴躁，母亲离家出走，这些经历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儿子渐渐长大，开始意识到家庭的不幸并非完全是自己父亲的错。他开始反思母亲的离去对家庭的影响。他意识到母亲的选择也是出于无奈和痛苦。
尽管如此，儿子仍然对母亲心存怨恨。他认为母亲抛弃了自己和父亲，让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一直伴随着他成长。
在努力走出家庭阴影的过程中，儿子逐渐学会了独立和坚强。他努力工作，为自己和父亲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帮助那些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走出困境。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儿子逐渐走出了家庭不幸的阴影。他成为了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他意识到家庭的悲剧不应该成为自己人生的限制，而应该成为成长的动力和教训。尽管李存英小时候未曾经历过苦难，但由于缺乏管教，他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甚至在高中时期，他竟然伙同他人进行了抢劫。因此，他被判入狱。至今尚未释放，这也难怪他的家庭会变成如今的局面：家人离散，家不成家。李存英深感愧疚、悔恨和懊恼。他痛哭失声，也许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离开，一切都会有所不同。然而，经过半生的漂泊，他究竟换来了什么呢？
当李存英的哭泣告一段落时，有人提醒他，由于失踪时间过长，他的户口已被注销。他们劝他尽快到派出所恢复户籍。李存英并未立即前往派出所，而是先去看望女儿。不出所料，女儿仍未原谅他。看到他时，女儿愣了一下，随后便关上了门。隔着门，女儿边哭边指责他的不负责任。她将多年的委屈和心酸一并倾泻而出。她表示，既然他当初选择抛弃女儿，那她也不再认他这个父亲。
听着女儿的指责，李存英心如刀绞，再次痛哭起来。他向女儿诉说了自己的过去，希望女儿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许是李存英的真诚感动了女儿，在村民的劝说下，女儿终于打开了门，两人抱头痛哭。女婿知道丈母娘的遭遇后也深感同情。夫妻俩商量后决定让李存英住进家里。
有了安身之处后，李存英又前往监狱探望儿子。因为在他离开时，儿子还很小，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儿子对母亲没有怨恨，但态度冷漠。要让儿子重新接受自己，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李存英不想依赖女儿和女婿养老。这20年的漂泊生涯使他变得独立而坚强，更让他明白了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在重新办理户籍后，他仍要继续工作，但不会离家太远。他要等待儿子出狱，尽自己所能地帮助儿子和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李存英的经历充满了坎坷与曲折，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陋习、重男轻女观念以及教育的缺失，这些因素导致了许多女孩悲惨的一生。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些不幸的陈规陋习已经被时代抛弃。在当前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而法律的普及也为防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有力保障。像李存英这样的悲剧案例，如今已经变得极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