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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的时候，75岁的父亲病倒了，主要就是头昏眩晕。当时的我身在外省，收到大哥的电话后连夜赶回了家。经过一夜的反复劝说，总算在第二天把老人家送到了市里的医院检查。
这一检查不得了，父亲的CT结果显示，脑子里有个10mm大小的黑影。主任医生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老人家的脑子里有个占位性病变，预后不是很好，建议手术。
我自己原本就是学医的，虽然改行多年，但医生的这个建议我却不敢贸然同意。毕竟关心则乱，考虑到父亲这把年纪，身体素质原本就欠佳，还能否承受得住这么大的手术呢？
连我都拿不定主意，一直在老家务农的哥哥姐姐们就更慌了神。正当我们全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病房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培桃婶带着女儿星芳姐来了。
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培桃婶了，但和星芳姐却一直有联系，可这次父亲生病住院，我还没有和她说，主要是还没来得及。
培桃婶一进病房就走到我父亲床前，拉着父亲的手说了很多的体己话，安慰他不要担心，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好，很快就能出院的。
老父亲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他也一直对我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了，活得已经比一大半人都多，就算现在走也没有半点遗憾。
但面对培桃婶的劝慰，父亲脸上还是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星芳姐，稍微寒暄了几句，就示意我出去有话说。
星芳姐简单问了一下父亲的病情，然后带着我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看得出来她和医生是老熟人，两人当着我的面聊了一阵，最后才对我说：
关老弟，如果是其他人，我也会赞同宁医生的建议。但考虑到伯父的状况，我建议不要手术，还是做点保守治疗比较稳妥，所有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你不用担心。
星芳姐也是医生，如今在省城的医院上班，她的建议自然是可信的。而且这么多年来，在卫生保健方面的问题，我们全家都会向她请教，她的建议就是我们老家所说的“天蝴蝶”。
既然连星芳姐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也就拿定了主意，和哥哥姐姐们商量了一阵，下午就出院了。
而星芳姐也没有闲着，和父亲的主治医师商讨了很久，最后写下了满满两张A4纸交给我，让我们回家按照流程做就行了。
培桃婶和星芳姐母亲俩扶着父亲下楼，我则准备去办手续，看着他们的背影，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那些遥远而又熟悉的场景来……
培桃婶并不是我们村的人，准确来说，她所在的村子和我们村还隔着一条大河。
虽然两个村子之间也就一里多路的距离，但当时村口没有桥，两岸的人们来往都得涉水，要不就得去下游一里多的地方走木桥。这一来一去就多出来三四里路，如果遇上河里发洪水，那就干脆只能望河兴叹。
我父亲年轻时在全公社都是挺有名的一个人，刚解放不久时，十四五岁的他就成了老大队的会计。后来下放食堂，父亲不出意外地成了我们大队的会计。
因为也算是年轻有为的人，再加上那么多年和钱打交道，还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后来就受到了公社书记的赏识，调去公社当了几年总会计。
只是后来公社变成乡了，老一辈的领导陆续退休，不善于钻营的父亲就回到了村上，第二年就当上了村支书。
那时候刚刚从大队变成村，以前的小集体经济似乎在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但我父亲却固执地认为，一家人过得好绝对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有一个地方的人齐步前进才算造福地方。
也幸好父亲在我们村上这么多年的威望，父亲的想法才得以顺利实施，也没有遇到太多阻力。
那些年里，其他村子的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包产到户，虽然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一些弊端也慢慢体现出来了。
比如人际关系，邻里之间不再像以前亲密无间，更多了一些提防和戒备，唯恐别人比自己过得更好，有什么赚钱的消息也尽量瞒着别人。
只有我们村，虽然包产到户了，但父亲却带着乡亲们又搞了一些集体经济模式，比如带着大伙在后山的荒坡上开垦，最后成了一个几百亩的桔园。
经过一些年的发展，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那个桔园每年都能给我们村每户人家带来一两百块的收入。
大家可别小看一两百块钱，八十年代的农村，除了头脑灵光的人确实能有发财致富的门路外，大多数人家其实都只是吃饱穿暖而已。
每户人家分到一两百块的红利，只要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也就能基本保证一家人不至于为吃喝发愁了。
在山上种上桔子树发展成桔园后，父亲又考虑到村里的水利建设，带着乡亲们把村上的几眼山塘扩建成了小水库，还修缮比较完善的灌溉渠道。
也就是从那之后，我们村上至今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干旱而导致水田减产的问题。
父亲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陆续长大了，我这个幺儿也都八九岁，自己家的条件在村里也算不上好，却也不是最差的。
大概是82年的年尾，父亲在村里看到几乎穷困人家连过年场面都没有，别人家杀猪宰羊过大年，那些人家则冷冷清清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父亲就想着，是不是再搞点门路，能够在过年的时候给乡亲们分点吃的。
父亲也是个说干就干的人，83年年初，他和村里的党员们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村上养一群鸭子。
用父亲的话来说，我们村口那条大河常年都是“闲置”在那里的，鸭子就是在水里生活的东西，只要有人看管一下别让它们上岸糟蹋人家的作物，村上还有个农科队每年上交粮食，与其卖粮食，倒不如用来喂鸭子。
主要是当时农村的养殖水平不高，养鸭子比养鸡要随便很多，喂养方面也随便多了。鸭子长大后还能下蛋，鸭子老了还能宰来吃，一举多得的事情。
于是，83年春天，我们村上就买了好多鸭子。依稀记得父亲的安排，那就是按照村里户口的数量乘以二来养殖的。
按照他的设计，鸭子长大后，每家每天能分到一个鸭蛋，年底还能分到一只鸭子，虽然不多，但能彻底杜绝过年没有肉食的现象。
鸭子的第一年是净投入没有产出的，乡亲们背后难免也有点嘀咕。但到了84年，鸭子开始下蛋了，每天早上就能收到满满一担的鸭蛋，每家每户都能分到鸭蛋，那些闲话也就自然消失了。
84年年底，一些老鸭子会被淘汰，父亲早就和大伙商量好了，年26那天分鸭子。不管家里人口多少，反正就是每家每户一只，那个场景确实是火爆异常，就连那些以前说闲话的人，也由衷地赞叹起来。
我们村就真的像过年一样热闹着，村委门口那个晒谷坪里人山人海，拿到鸭子的人也没有离开，大家都在夸奖我父亲这个设计不错。
父亲也很开心，对他们那代人来说，自己做的事，自己受不受益还真的无所谓，只要不被人说闲话，收到乡亲们几句“很好”的评价，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我们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全村一千人上下两百多户人家。而且根据我父亲的提议，只要是分家了的人家，也不管你户口本是一家还是两家，都能分到一只鸭子。
标准就是看你家里有没有两个厨房做饭吃，反正这样的事在乡下是瞒不住装不出来的。
几百人在晒谷坪里分免费的年货，也不乏一些路过的外村人，得知是我们在分鸭子时，也会毫不吝啬地奉上赞美之词。
这正是我父亲最期望看到的一幕，在他那种朴素的认知里，我们村因为门口的那条河，客观上导致交通的不便，也导致一些外村姑娘不愿意嫁到我们这边来。
如果能凭着这些“福利”提升本村在外人眼里的地位，或许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年人择偶的压力。
正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场面，却突然冒出来一个不速之客，培桃婶出现了。其实早就有人发现了她的存在，只是她一直站在那里不出声，也就以为是路过看热闹的。
衣衫褴褛的她看了一阵之后，竟然颤巍巍地走到分鸭子的摊子前开口了：我能不能讨一只鸭子？
这话一说出来，鸭子摊前就稍微静默了一些，负责分鸭子的人也很奇怪：今天也有不知情的外村人来过，一开始也有人问，你们的鸭子卖不卖，人家愿意掏钱。
得知我们这个是村上分配的，根本没有卖钱的安排，有的人还深表惋惜。当然，也有人家分到鸭子后，转手就卖给别人的。
分鸭子的人听到这个“讨”字，心里马上就明白了，人家兜里没钱，想要白送一只鸭子呢。
幸好那些年，农村还经常有外出讨米要饭的外地人经过，但那都是外地人啊。前些年我们公社也有外出讨要的人，都会走很远去那些没人认识的地方，因为在熟人面前很难说出那个“讨”字。
分鸭子的人做不了主，便大声招呼我父亲过去，简单两句就介绍完了，这个主意只能你当领导的拿。
培桃婶虽然是外村人，我们村的人其实大多也认识她。她的丈夫去世好几年了，留下三十多岁的她带着女儿，家里还有公公婆婆两个病壳子。
外人想要给她撮合一场半路亲也被拒绝，说怕后爹亏待孩子，更不能丢下生病的公婆，这几年来确实过得很凄凉。
尽管只要我父亲开了口，送人家一个鸭子也没有人会反对。但我父亲还是没有信口开河，清点了一下篓子里的鸭子，然后又翻了翻桌子上的分配表，竟然发现刚好一户一只没有多的。
旁边的人也就开口了：培桃嫂啊，真的不是不给你，你看刚好一户一只没有多的，送一只给你，就会有人家拿不到，这样别人肯定有意见吧。
但我父亲却拦住了大家继续说，自己捉起一只最肥的鸭子，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塞到了培桃婶手里，嘴里还说：
既然你开口了，年三十夜的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就拿我家的走吧，回去炖一锅汤，给老人孩子喝完热汤。
得知我父亲把自己的份额送给了她，培桃婶一开始还不想要，最后似乎也没有忍住鸭子的“诱惑”，想要跪下给我父亲磕头道谢也被拦住，便接过鸭子千恩万谢弟走了。
那一年过年，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了鸭肉，只有我们家没有，幸好父亲也去买了其它的荤菜回来，我们几个小的才不用眼馋人家。
第二年正月初二是我父亲的生日，出乎意料的是，培桃婶竟然带着女儿、也就是星芳姐来给他拜年。
母女俩虽然是空手来的，但一进门她就不讳言地说：我家穷拿不出礼信，但您家里今天有客人，我们母女就来帮把手。
不管我父亲怎么阻拦，培桃婶母女就开干了，那时候的星芳姐也才十三四岁，做起事来却也有模有样。
后来，父亲给他娘俩封了一个红包，多少也是一份心意吧，又听人说，培桃婶那个女儿正在上初中，成绩还相当不错。
于是，父亲就去了学校找校长求情，希望能多照顾点会读书的孩子，还主动放了几十块钱在校长手里，让他到时候给星芳姐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从那一年期，每年的大年初二，培桃婶都会带着星芳姐来给我父亲拜年做寿，这一来二去，我们也就几乎成了一家亲戚了。
星芳姐后来考上了中专卫校，毕业后在区医院上了几年班，那些年也经常来我们家，甚至也影响到我后来也读了卫校。再后来，星芳姐突然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竟然就留在省城的医院了。
这一转眼就是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父亲已经七十好几，就连我都已经年过不惑了。
只是由于大家长大后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也不再像以前都在乡下那么频繁来往。但这一回，父亲生病的消息，竟然很快就传到了培桃婶那里，中午知道消息，下午就带着星芳姐回了市里。
父亲的病，后来真的按照星芳姐的设想在发展着，脑子里的那个东西虽然一直还在，但每年的复检都在变小，尤其是身体上的变化，更是稳中向好。
这些年父亲一直在我们耳边唠叨，如果当年真的去动那一刀，说不准现在骨头都能打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