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指出：一野于本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要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同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7月1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大军50万人（除陈赓率领的4个军外），主力取道入川，占领重庆。另由贺龙率领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康滇黔四省。这封电报明确了把解放和治理西南的重任就给了刘、邓、贺三人。

10月13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时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三人分工清晰明了。

一天后，贺龙参加了由毛主席主持的军委会议，在讨论进军西南的问题时，毛主席询问贺龙：“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

率领10万大军入川，此事非同小可。如果可以的话，贺龙自然希望能率领自己的老部队，这样工作起来可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但是，眼下这些部队都是一野的主力部队，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在西北作战。况且，从47年以来，这些部队长期就在西北地区作战，对西北的情况非常熟悉，经过多年的战争和磨合，彭老总对他们也已经非常熟悉。

贺龙从前的老部队显然无法调离，而从我军当时的部署来看，倒是驻防于秦川和天水一带的18兵团，入川比较方便。

18兵团是徐向前元帅亲手建立起来的部队。1947年6月，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刘邓、陈谢）已经南下经略中原去了，军区留下的正规部队非常少，只能从地方武装升级。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徐向前等同志用这6万地方武装，全歼山西守敌30万，缔造了一支能攻坚、能野战的拳头部队、正规兵团——第18兵团。

1949年4月，太原战役胜利结束。战后，中央决定将18、19兵团划归一野，彭老总即率领着两个兵团去了西北，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眼下正驻防于秦川和天水一带。

贺龙在历史上虽然没有领导18兵团，但是在18兵团中，他却有一位老部下、老战友——时任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周士第。

周士第和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有接触，当时贺龙是第20军军长，周士第是第11军25师师长。后来，贺龙去了湘鄂西，周士第辗转来到中央苏区，长征到达陕北后周士第曾出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而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正是贺龙。抗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贺龙为师长，周士第为师参谋长，协助贺龙指挥雁门关伏击战，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此后，周士第历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可以说，在从1936年底来到红二方面军，到1948年调任华北第一兵团（即第18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这期间的十多年时间里，周士第都是在贺龙的领导下工作的。

由于对周士第比较了解，没有合作上的问题，18兵团又在合适入川的位置，因此当毛主席问贺龙率领哪支部队入川时，贺龙回答道：“我还是带18兵团入川吧。”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当场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领18兵团、7军和19军担负解放陕南、川北的任务。

据《贺龙传》记载：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同志对贺龙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我如果不带18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网上曾有一篇文章《贺龙入川，主席为何指定率领第十八兵团？历史真相是“完璧归赵”》，该文指出，贺龙率领18兵团入川，是毛主席“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原先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8兵团重新回归第二野战军的建制，以弥补二野兵力上的不足（当时二野只有陈锡联、杨勇的2个兵团，25万人左右），更好地经略西南。

这个解释乍一看很有道理，但正如前文指出的，贺龙率领18兵团入川，是贺龙自己的决定，而非毛主席指定。贺龙之所以选择18兵团，是因为当时18兵团的驻防位置便于入川，一野的其它兵团腾不出手来，以及贺龙和周士第工作上配合比较默契，而不是为了让18兵团回归二野。

正如贺老总所说的：“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我如果不带18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不是只能带自己的老部队，二野也不是只能指挥和自己有历史渊源的18兵团。一切的军事行动，都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从最终的胜利着眼，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这正是我军能在历次战斗中无往不利的重要原因。忽略了这一点，只从人事的角度的观察，反而可能把问题搞得复杂化、庸俗化。

在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上，贺龙曾做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发言，从这段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贺老总的无产阶级革命气度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当时一些同志听说西南地区比较贫瘠，加上安土重迁的情绪，不情愿南下，贺龙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部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他们反攻的基地。你们能留在家乡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我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很多南方的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小米吗？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后来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的贾丕基同志，多年后对贺老总的这句话依旧记忆深刻，他说：我当时就不太愿意到西南来，怕适应不了，但听了贺老总这番发自肺腑的发言，我为之感动。他的话我至今铭记，我就是听了他的话后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