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法律有着明显的民族偏袒色彩，作为统治阶级中最下等的汉人和南人，在司法案件中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蒙古和色目人虽处于国家公民中的上层，但也不是完全受益方。
多元文化共存、社会发展此消彼长、民族融合逐步加深是此时的背景，在一些方面元朝确实在开历史的倒车，比如人种制度严格、政治体制僵化、贪官污吏横行。
但在另一些方面元朝却走在了其他的朝代的前面，譬如医学病理的发展、监察体制的完善、职业教育的兴办等，这些无疑都是历史的进步。
除了上述方面外，元朝在法律建设中对于司法程序的完善，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这一点与元朝的人种和户籍制度并不矛盾。
依法治国乃安邦抚民之纲要，元朝的司法程序继承宋金，又融合了蒙古游牧的特色。
从拘捕、审理再到判决、上诉，都被纳入了国家司法体系之中，许多首创式的法律创新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司法程序的开端——拘捕所有司法案件的开端都是从原告开始的，有冤屈者到官府告之，经过司法核实后，拘捕程序正式启动，会对原告进行勾唤。
元朝的拘捕程序分为保候、勾唤、勾摄、逮捕四种情况，对人身自由限制的程度依次加强，其中逮捕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法律强制性的，相当于在完全掌握被告罪状后的捉拿归案。
其中强制性质最轻的为保候，这一点是针对老弱病残和孕妇的，考虑到这类人群的行动不便，元政府对他们采取了这种怀柔措施。
但必须有担保人定期将他们的行动情况、活动范围汇报给官府，这类人群一般被安排住在官府附近。
除了保候之外，其他三类勾唤、勾摄、逮捕，都属于“拘传”，意思就是要蹲局子那种，因此元朝的保候制度还是体现了封建司法中难得的温情。
前文说过拘捕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法律强制性的，针对的是犯有重型案件的嫌疑人的，在掌握完全罪状，甚至只要官府认为有必要，都会对这类人进行逮捕。
这里的重型案件主要指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提前销赃、销据、逃跑，所以元政府的法律中有了此项强制规定。
至于勾唤和勾摄则相差不大，元政府大多数时候都是混淆执行的，意思就是官府对嫌疑人进行传唤。
但这种传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简单传唤，而是一种“拘传”，被传唤之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被囚禁的，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蹲局子。
元朝的仕途通道被少数人所把控，因此许多人沦为了底层的小吏，这其中就包括捕盗官，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执行逮捕、勾摄、勾问的小官吏。
这些人员来源复杂，有正式编制的、也有合同工、甚至普通百姓也可临时充当捕盗，当然百姓临时充当捕盗也是协助作用。
元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百姓有义务协助官府捉拿案犯，而且给予一定的悬赏，小的悬赏以钱财奖之，大的悬赏则以官职授之。
公元1301年忽必烈时期，处州一位名叫章文焕的民户，就因协助官府抓获五名强盗，被授予了县尉之职，这种大的跨越式的阶级跃升，可谓光宗耀祖。
官民互相协助、互相监督是元朝司法体系中的一大特点，皇帝以官员为天下网，官员则以百姓为天下网，皇帝、官员、百姓三者是逐层递进的从属关系。
这种简单却有效的组织结构是司法得以严明执行的基础，是元朝拘捕系统的主要构成方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种和户籍制度，对此种拘捕系统的随意践踏性。
汉人和汉人的法律系统，蒙古人也有自己的法律系统，二者一般情况下互不干涉。
此外在人种的基础上还有诸色户籍制度，这些户籍不得随意更改，其中有一些户籍是从属于蒙古贵族的。
譬如针对蒙古贵族养老的，有“养老户”，专门为蒙古贵族进行奢侈品制作的“匠户”等。
这些户籍中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因此在司法系统的执行上也存在许多模棱两可的情形，法律漏洞还是很明显的。
拘捕是司法程序的开端，是案件正式进入官方视野的起点，也是案件审判之后的终端执行。
前朝历代都是将案件审理作为司法活动的开端，因此元朝的拘捕程序无疑是对封建古代司法程序的完善。
当所有的人证物证、原告被告都差不多聚齐之后，司法案件的核心审理便开始了，这是决定司法公正与否的关键阶段，以证据为依托，以证词为补充，元朝公堂上的原告与被告将如何角逐呢？
司法案件的核心——审案在电影片段中，我们常常会见到狱卒对犯人实行酷刑屈打成拱，此种情况确实也在元朝存在。因此元朝初期的监察体制，对待司法审理中证据格外重视，谁告状谁举证！
若是拿不出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之人确实有罪，那么被告就会反将原告一军，原告因此会有牢狱之灾，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所以在元朝受了委屈的普通百姓一般不会轻易告官，除非真的是受了很大的不公，且证据确凿。
古时审判案件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科技条件，司法审理中除了证据、证词和司法官本身的逻辑能力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能影响案子判决的因素。
证据、证词可能是假的，而司法官的逻辑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这三者都对原告不利，那么只有请勘验人员到案发现场进行勘验。
但是这种情形一般也只是针对盗窃案和凶杀案，这种刑事案件而言。而且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那便是勘验人员的专业性。
元政府的监察制度和官员考试制度虽然很完善，但是很多政府部门的专业性人才却大部分都是从民间补充的，从各种不同的户籍人群中抽调而来的。
元朝负责勘验的政府人员，在司法办案这块的专业性还是有待考量的。因此大部分的案子还是依赖司法官的“五听”。
这种原始的勘验手段虽然源自西周，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沿用。
五听，即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来观察并判断犯人所言之真假，如果古代有测谎仪的话，那应该是指审判案件的司法官，他们可以算得上人肉测谎仪。
这种紧靠个人主观意识进行判案的模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倘若犯人伪装之术极其高明，碰到了一位奥斯卡影帝，这种勘验方式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再者这些进行司法审理的官员们，虽然能熟悉元朝律法，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司法专业出身，还是缺乏了一定的理工科逻辑思维。
再者从来没有到群众中实际生活过，其生活阅历的贫瘠性，更加注定了这种勘验的局限性。
不过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中，也仍然有一批极具智慧的司法官被人们传为佳话，其破案手法之新奇，令人拍绝。
元剧中的司法勘验智慧，犯罪心理的高超运用迫于元朝勘验条件的局限性，有些司法官不得不使出了孙子兵法中的“离间计”来破案，取得了不错效果。
元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的司法官张鼎在审讯一桩杀人谋财的命案时，心中八九不离十已经有了结果，可是偏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这个想法。
于是使出了一招“离间计”，张鼎让杀人犯李文道去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夫人治病，过了几天后张鼎告诉李文道老夫人已经被他医死了，李文道听闻此言不知所措。
此时的张鼎给李文道出了一条“妙计”，建议将所有罪责推到李文道的父亲李父身上，因为按照元朝法律“老不加刑，则是罚赎”，李父是可以避免刑法之苦的。
李文道竟接受了此番提议，大逆不道地将老夫人之死推到自家父亲身上，李父当时听闻后气的七窍生烟，隧将儿子之前的杀人之事向官府和盘托出，杀人犯李文道最终伏法。
李父因包庇罪也受到了惩罚，但念其年事已高，只是进行了罚款，没有追究其包庇犯人的刑事责任。
从这个案列中不仅看到了元朝司法官的智慧，一招父子“离间计”就直接击破了凶犯的虚伪面具，同时也了解到元朝法律确实对老弱病残有怀柔之心，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不是元朝的每个司法官都叫张鼎，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大白于天下，倘若犯人在案子审理结束之后，仍然提出上诉要求也是被法律允许的。
为了保证百姓真正的有申诉冤屈的途径，元朝的司法监督体系相比前朝历代而言，是比较完善的。
行政和司法在元朝的监察体制中是不分家中，御史台、行御史台、廉政肃访司不仅是行政督查的一把好手，也是司法督查的一把好手。
百姓越级上告虽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遇到这些中央和省级的监察官来视察时，越级上诉甚至直诉至皇帝，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完善的监察制度可以看作是对司法程序的一种补充。
结语：元朝的司法程序相比于前朝历代最大的先进之处，在于其完善程度比较好，当然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人种制度和户籍制制度对司法程序的践踏性，中后期上诉程序中的局限性。
监察体制的完善使得司法审判被置于了权力监督之下，这有效的保证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司法的开端为拘捕，元朝时期的拘捕体系是皇帝、官员、百姓共同组成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被纳入了司法监察的体系。
官民合作共同抓捕犯人并给予实实在在的奖励，无疑促进了当时法律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
法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司法建设中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着法律的公平，也体现了社会的发达程度。
元朝拘捕体系中的保候、司法复核中的刷卷、后期诉讼中的直诉都体现了司法建设的全面性。
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后世子孙，有温度的司法规章不仅彰显人心，也平衡了法与情的天平，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法治大国。
参考文献：
《元朝史》
《中国法律发达史》
《元代司法程序研究》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