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南方医科大学贴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通报批评。该校的一位老师俞莉因为上课迟到了29分钟，被扣除当月奖金2000元，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问题在于，俞莉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她所分管的病儿突发病危情况，需要紧急抢救。俞老师选择了救人为先，全力去抢救病儿，最终才导致迟到了29分钟。

这份公告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迅速被撤下，学校回应说“正在调查核实”。大家都在质疑，生命至上，救人毫无疑问要比上课重要得多，因为救人而耽误上课，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不管上课的是中国学生，还是留学生。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正确、正常的好行为施加如此重的惩罚？

争议的地方大概在于，一部分人认为，一码归一码，治病救人应该表演，但迟到了就是迟到了，犯规了就应该受惩罚。我认为，这种看法似是而非。

国家和社会制定法律法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惩恶扬善，为了尽力去遏制恶行，鼓励善行。法律法规本身并不尊贵，尊贵的只是它们试图去实现的目标。严苛而呆板地惩罚好人和好行为，并不会增加法律的权威，不会使人更尊重它。惩罚恶人恶行才会。

2018年所发生的“昆山龙哥”事件，法律最终宽宥了自卫杀人的于某某，而不是呆板地判他防卫过当。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没有人因此认为法律失去了权威，人们因为这件事反而更加信任法律。因为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人们心里是有杆称的。说破了天，为了治病救和人耽误上课，都是令人感动的行为，而不是坏行为，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

难道俞莉老师应该在病儿危重时冷静地说，对不起，我上课时间到了，我得遵守规则，然后扬长而去吗？即使医院里还有其他医生在，面对自己所照顾的病人出现的紧急情况，即使只是停下来关心关注一下，难道不是更符合人性吗？

法律法规为维持其严肃性，天然都有制定下来就必须执行的特点。但法规是死的，人是活的，学校如果想维持其严肃性，完全可以在这份通报中说明情况示其违规后，事实上不予惩罚。没有人会因此认为学校就失去了纪律，以后可以随便迟到。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法律，一旦在实践中发现它脱离了惩恶扬善这个根本目标，也应该在后续尽快进行修正。要是一项法规事实上是在惩善扬恶，还顽固地得到执行，那其实只是在增进法规的耻辱。

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警察沙威，就是这一类榆木脑袋的代言人。沙威明知冉阿让是个好人，做过无数好事，明知他当年只是为了给饥饿的孩子偷面包，才被捕沦为囚犯，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罪。但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法律认为冉阿让有罪，他就必须像猎狗一样顽固地追捕他，把他追入绝境，即使这让他心里陷入了极度的矛盾。

沙威最后选择放走了冉阿让，然后自杀殉法。其实问题在于，让他必须去追捕好的人那一条法律，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也在后来被修正。

法律真正应该严苛的，是在面对恶行的时候，比如青少年犯罪。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两天前，刚刚发生了一起十岁女孩因为“长得漂亮，成绩好”，引起同学忌妒，被数名同学掐脖子、扇耳光，导致孩子出现抑郁的校园霸凌事件。

校园霸凌为什么屡屡发生，老师也不容易处理，因为这些真正的恶行往往不受惩罚，坏孩子清楚法律在保护他们，他们可以恣意妄为。如果作恶了会受到对等惩罚，大部分坏孩子就不敢作恶了，这不但保护了正常的孩子，事实上也拯救了那些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走上一条阴暗的道路。

现行的《刑法》，对青少年杀人等极恶行为，可以经最高法院核准后实施严厉惩罚了。但这远远不够，应该是默认惩罚，特殊情况下才核准宽宥，而不是默认宽宥，特殊情况下才核准惩罚。而且，也应该把惩罚范围覆盖到其他校园霸凌上来。

惩恶扬善才是真正的善，假惺惺地对善行严苛，对恶人又大讲人道主义，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