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工人生活的好坏与工资的收入必成正比。

那么，何为工资？就是工人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价值而获得的自身的劳动力价格。

下面，就来看看民国时期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真实状况吧。

店员（又称“店铺工人”）的生存状况

据毛泽东1931年2月在宁都小布整理的《寻乌调查》记载：杂货店的学徒，需要工作三年才能出师。

一般情况下，学徒出师后，成了正式店员（伙计），都会来一次“旧貌换新颜”。因为，有点钱了，之前穿的破旧衣服都会统统换成新的。

如果，店员回家娶妻，对于外乡的，老板除了要送10多块钱的盘费外，还要送10元以上的礼物，如：京果、海味等，以方便店员置办酒席；店员只是回乡探亲，对于外乡的，同样也会送上一定的盘费，少的10多元，多的20多元；近边的店员，也会送其10至20多元的探亲费。

▲《寻乌调查》

如果，店员做满一年之后，头一年工资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

对于忠实可靠，又精明能干的店员，老板会称其为先生，并将生意完全交予其打理。如果生意好，赚得多，分三成给先生；赚得少分两成；再少也会分一成。

如此和谐的劳资关系，似乎在后世也不多见，甚至阶级关系都是那样的模糊。

同时，还感觉他们的这种管理理念，似乎并不比后世的股份管理制差多少。

或许，有人会说，10多元钱也没多少吗？这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说的元，是指银元。

据《青岛党史资料》记载，1929年（民国十八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又据陈存仕的《银元朝代生活史》记载，1930年（民国十九年），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元至13元，巡长16元至18元。还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记载：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参与和领导过二七大罢工的包惠僧，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可见，这10多元钱的价值有多高了，老板对店员有多好了。

寻乌，属于江西省赣州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闽粤赣边境的一个深山里，在当时相当的偏远。

上面说了小地方店员的生存状况，现在又来说说大城市店员的生存状况吧。

▲叶开泰店里正在工作的店员

过去，汉口有家悦昌新绸段局，学徒工资10元，最高20元，一日三餐由店老板提供，早餐馒头、稀饭、油条，中餐和晚餐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

正式店员，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衣服补贴，外地店员报销车费等。同时，每年给店员多发一个工资，相当于后世的13月工资。此外，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老板占12股，先生（经理、掌柜）占1股，全体职工占3股。

看看这种股份制理念，是不是很领先呀？

如果一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老武汉叶开泰（药店）吧。店员除了有较为丰厚的薪水外，老板对店员考虑的就更加周到了，每月还给全体店员发“月费钱”，主要用于剃头、洗澡、洗衣等支出。同时，每年还有72天带薪休假。如果不想请假，还可多领72天的薪水。如遇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假日，都有节日慰问金。年终，还会以每个店员的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0.4元至0.5元。此外，还设有基金会分红等。

工厂工人的生存状况

据《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组数据显示：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即：平均月薪是13.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即，平均月薪13.65元。

▲民国初期的制衣工人

又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显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女工较多的汉口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有1.5万，平均月工资20元。

例如：有个叫张金保的工人，是从鄂城乡下来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的。一个月后，他领到了半个月的工资，即：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给扣了下来。也就是说，他一个月可以拿到14元的工资，甚至可以勉强养家糊口了。第二年，他熟练后，一个人可以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达到了30多块。

谁能想到，当时工人的薪水，竟普遍比北洋军阀时期淞沪警察局普通巡警、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薪水还要高。

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的包惠僧，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石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资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那么，包惠僧口中京汉铁路“苦极了”的小工（学徒、临时工），究竟是个什么生存状况呢？

每月工资八、九元至十一、二元不等，工作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你能相信吗？即使这种“苦极了”的小工，按最低8元的工资，也完全吃得饱饭，甚至一年的薪水都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上海警察局门前的警察

当然了，工匠属于当时的技术工种，薪水高也很正常，其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的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却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

再说，小工、学徒的“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传统陋习，其实至今仍然存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加到了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了37元以上。即使未涨前，矿工的薪水也是大大超过那时的警察。

又据1932年工商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各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上海工厂工人，普通均在15元至25元之间；其他28个城市中有24个城市的工人，其工资在10元至15元之间；矿业工人每日在3角以下者更占多数，即月薪不足24元。

即使如此，工人的温饱生活应该也不成问题。

可见，当时工人的温饱生活，并非个别现象。

工人的生活环境据1927年的调查，塘沽久大精盐公司针对盐炕高温，给员工配备有帆布厚木底的炕鞋，可预防炕工烫伤；针对盐卤伤肤的问题，给员工配备有粗皮手足套，可避免其皮肤受伤。据1931年的调查，天津恒源纱厂设有救火队及救火皮带等器具，可保障员工和厂区的安全。据1924年的调查，塘沽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都有厂办工人附属医院，其中：有诊断、绷带、手术、调剂、试验、研究六室，并聘请有相关医疗团队。同时，这两个厂配置有理发所，并由厂方为工人雇佣理发匠及购置相关理发设备；建有浴室，外室为更衣间、内室为洗浴处、中央有大浴池；还设有洗衣室，并由厂方配置洋灰大盆、冷水管及晒衣处。

虽然，仅以天津这几家工厂工人为例，或许稍显片面，但不得不说，这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情况，确实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上海上班打卡的工人

以上来自吴瓯的《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天津火柴业调查报告》、《天津面粉业调查报告》和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

工人的权益保障

1929年1月，针对产业工人数量不断增多，劳资纠纷愈来愈多的现象，国民政府参照西方国家的工厂立法，在原北京政府制订的《暂行工厂通则》的基础上，重新拟订了《工厂法》，主要内容包括：工资、津贴、抚恤、养老金，休息时间，安全措施，卫生设备，福利教育，劳工团体保障等，都有相应的约定。

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较为动荡，并不能很好地监督各企业的执行，因此《工厂法》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

▲正在工作的铁路工人

加之，随着工人受民主潮流的影响和平等思想觉醒的提升，于是一些自发的职工组织和团体便应运而生。如：产业工会、职业工会、劳动工会等，其中：较有名的有“湖南省总工会”和商务印中馆印刷所的工界青年励志会等。

据《中国近代史通鉴》记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每年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还有开滦煤矿五矿矿场剥削包身工的纠纷问题，而最惨的也是包身工，就是通过工会组织帮助解决的。如：三七制、二八制，即：利益几成，工人订七成，包工头三成，利益巨大则工人八成，包工头二成，工人饭费工资均在内，而包价若干，须经工人代表同意。

不过，就煤矿工人来说，虽也有罚扣，但十余年中却仅有数次，几乎不值得加以关注。

可以说，当时工人的很多权益，都是依靠工会等职工组织和团队解决的。

▲工人正在脚踏式织布机上工作

当然了，也有对《工厂法》执行较好的企业。

如：塘沽久大精盐公司，因公受伤致残者，给予20-100元的抚恤金；因公死亡者，给予60-200元的抚恤金；因病身故者，给予50元抚恤金。同时，该厂还成立有工友互助会，职员交纳1角、工人交纳5分的入会费，用于帮助困难工人解决婚丧疾病所需费用。再如：永利制碱厂，因公死亡者，按工龄给予抚恤金以及60元棺木费；因公受伤者，根据伤残程度给予抚恤金；因公死亡者，给予当月工资的抚恤金和60元棺木、衣服费等。再再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给每一位工人买了意外保险；裕大纱厂、宝成纱厂、恒源纱厂等，都有相关的抚恤制度。

甚至，这些天津的工厂还分别设立了消费合作社、职工日用品代办所等机构，以方便工人买到低于市场价的日常物资。

▲范旭东与久大精盐公司

以上事例来自吴瓯的《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天津火柴业调查报告》、《天津面粉业调查报告》和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

正所谓“洪流滚滚，泥沙俱下”。当然了，在那种动荡的年代，得不到权益保障的工人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否则，工人的反抗浪潮又怎么会那么激烈呢？

据1930年国民党工商部对29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工人的全年休息时间都很少，一般在20到30天之间，少的仅有几天。例如：1920年开滦五矿休假日为10至16天，中兴煤矿只有7天。

工人的娱乐

虽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企业为产业工人提供娱乐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也有许多做的比较好的工厂。

▲天津永利碱厂

再以天津部分企业为例。如：塘沽久大精盐公司，配置了游艺场，室内有乒乓球、各种棋牌，室外有单杠、秋千、浪桥、石墩、足球场等，而且还经常开展足球比赛；裕元纱厂设有国剧社、新剧社，经常组织表演，还设有工人运动场，并经常组织礅子、抛沙袋、摔跤等竞赛；恒源纱厂同样设有国剧社，同时还设有国术社。

或许，这几个事例有些片面，但也能说明，当时确实有一些工厂将《工厂法》落实的很好。

以上来自吴瓯的《天津纺织业调查报告》、吴瓯的《天津火柴业调查报告》、吴瓯的《天津面粉业调查报告》、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

虽说，当时的工人头顶三座大山，却能过成那样，也确实与自己最初的想象大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又如何能与各项保障制度完善的新时代工人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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